前言
“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徒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公元前381年秦孝公繼位，這位志存高遠的君主頒佈了“求賢令”，志在廣納賢才，匡扶弱秦。
商鞅在魏國鬱郁不得志果斷投奔秦王，然後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在秦國開始翻天覆地的變法。至公元340年，商鞅入秦二十個年頭，過度國兩任君主，期間經歷兩次變法。
通過商鞅變法，秦國一改頹勢，很快兵強馬壯，強冠七雄，秦孝公也馬上兌現了他在求賢令中的各種承諾。商鞅本人也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門客，轉變成秦國的大良造，相國兼將軍，獲封商於十五邑，人稱：商君。
此時商鞅站在秦政治權利頂峰，卻在秦惠文王繼位不久後被告發謀反，最後遭車裂慘死。商鞅得勢和去勢就在秦政權過度中煙飛灰滅，快的讓人難以置信。
雖說一朝天子一朝臣，但秦惠文王的做法難免存在卸磨殺驢的嫌疑。
有次位極人臣的商鞅和趙良聊天，商鞅不無得意的說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翻譯過來就是:我治理秦國的本事，比起大夫百里奚怎麼樣？把自己和百里奚放在一個水平線比較，從這裡可以看出商鞅確實恃寵而驕，當然他有自信的資本。
可趙良隨之一段話，給他徹底潑了涼水:“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大概意思是是:你這人本性貪戀富貴，做事不計後果，得罪了很多權貴和百姓百姓。如果沒有秦王的支持，你想過你的下場沒有？可惜商鞅無視趙良的勸告，兩人的聊天是不歡而散。這段耐人尋味的談話中可以看出，趙良已經摸透商鞅和秦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政治關係。
商鞅在這場談話後，並有沒有考慮自己立場，選擇全部忽略。
他這個人過於自信，早在孝公執政起，這位殘酷又富有武功的法家，一直在改革、政治中順風順水，無往不利，甚至在孝公的默認下商鞅優先以權貴開刀，不惜得罪太子黨，以正律法。
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商鞅早早的得罪太子勢力，間接的為秦惠文王清算預留伏筆，他變法的影響力還不只是勳貴團體，也包括普通老百姓。所以商鞅的成功是建立在踐踏別人的利益上，無視勳貴團體的立場中。
商鞅和秦王到底是什麼樣的合作關係？是否真正的雙贏？
秦孝公執政時需要商鞅的才幹振興國家，商鞅需要孝公實現自我價值，於是孝公對變法無條件的支持很快給秦國注入新的活力，可是也給商鞅發了個錯誤信號，秦國沒有你不行。等到秦惠文王繼位，權勢滔天的商鞅還一如既往，畢竟我有大功於大秦。秦國變法大勢已經成，秦孝公已死，他和秦孝公的合作關係實際上已經分裂。
商鞅從魏國逃亡到現在位極人臣，他得到的一切全憑本事，商鞅不願意放棄得到的一切，人這一輩子，好不容易實現自己的理想報復，這是屬於商鞅的自我價值，也是屬於大眾的自我價值，可是他忽略了一點，他和秦孝公的供需關係，隨著秦孝公死去已經支離破碎，秦國已經不需要他，但是他離開秦國什麼都不是。
最後，公子虔在新君面前告發商鞅謀反，商鞅被迫逃離至魏國，早就恨透商鞅的魏惠王立刻把他遣返回秦國，商鞅在走投無路下，選擇造反，可惜造反失敗。
那麼導致商鞅真正的死因是商鞅身份的轉變，直接式的功高蓋主。
我個人很否定商鞅因為變法得罪權貴、壓榨百姓，導致最後到了人人唾棄，甚至連君主都無法容忍。這種說法是很不負責的，商鞅變法的支持者是秦孝公，沒有秦孝公的支持商鞅寸步難行，在秦孝公將死之時，這樣雄心勃勃的君主甚至傳位給商鞅。
那麼變法造成惡果的始作俑者是秦政治高層，商鞅只是工具而已。等到變法成功，也是秦國和秦勳貴樂得見到的結果，秦惠文王繼位，難道不想要一個強大的秦國？單單平公子虔一個狀告，就要處死商鞅也很不合理
那麼我們來看商鞅的身份，原本只是一個幕僚，商鞅所有的努力根本上維護了君主中央集權，這也是秦王支持商鞅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等到變法成功商鞅成了秦大夫，從執行者轉變成行政者，和君主集權衝突的地位。
此時變法的目的，不在是維護君主利益，也不是維護勳貴利益，而是商鞅個人利益，不斷膨脹，賞封至極的榮耀。更可怕的是商鞅具備了顛覆秦國的軍事可能性，商鞅在在秦對外戰爭的表現足夠證明自己遠超他人的軍事手段。
現在秦惠文王繼位，商鞅有個最大的嫌疑——要重權而挾君主！秦孝王能吃得消這位狂人，可他的兒子惠文王卻不一定，他無法忍受一個外人覬覦秦王一位，更無法容忍商鞅臨架於自己之上，那麼商鞅只能“以死謝罪”，而商鞅死後他的變法並沒有中斷，“二千年之法，皆是秦法”，除了秦國認可，歷史也認可這位法家的偉大創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