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誇哪兩個人是君子?


神宗誇哪兩個人是君子?

只有香如故 曾恆貴攝於2020年3月22日


在《朝堂上,有時也是“吵吵嚷嚷”》公眾號文章裡,我寫道:以參知政事、宰相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和以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在變法問題上水火不相容,鬥得寸土不讓。但脫去了官服,走出了朝堂,並不是不共戴天,大家照舊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品酒作詩。他們之間,雖然政見不同,觀點各異,但惺惺惜惺惺。


王安石被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而司馬光則是他的死對頭。兩人的政治主張相差十萬八千里,但目標卻是殊途同歸的:國家富裕,軍隊強大、百姓安居。兩人雖為政敵,卻沒有任何個人私利或團團夥夥的恩恩怨怨。正如司馬光自己所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雖然他們兩人在朝廷裡勢不兩立,但沒有互相攻訐,互相詆譭,互相抹黑,在背後使絆子,做下三濫的事,始終展現的是“君子坦蕩蕩”的胸襟。


司馬光是位有著家國情懷的大臣,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他不贊成、不同意王安石的變法,就敲“當面鑼”,公開站出來堅決反對,矛盾不可調和。而作為朋友,他知道王安石沒有私心,所以3次給王安石寫信“以盡益友之忠”,勸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王安石去世後,司馬光還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朝廷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


王安石也不是個“小雞肚腸”。有這麼一個故事:直言敢諫的呂誨去世後,司馬光為其寫墓誌銘,免不了對新法諷刺挖苦批評幾句,有人悄悄地弄到墓誌銘的鐫本給了王安石。誰知王安石看了並不生氣,還將鐫本掛在牆上,見到來人就誇著:“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其心胸和雅量真是十分了得!


王安石大權在握、順風順水的一天,宋神宗問起他對暫時落敗的司馬光的看法。一般來說,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誰個不想把對方“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哪知王安石對司馬光大加讚賞,稱之為“國之棟樑”,正直敢言。變法失敗遭貶後,神宗要治王安石的罪。而司馬光對待昔日的政敵,並沒有落井下石,而是施以援手,上奏皇帝:萬萬不可聽信讒言。


神宗皇帝不禁感慨道:卿等皆君子也!


的確如此。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對反對、阻撓的人,不陷害,不治罪,不將其置於死地,而只是降職或外放。不諳世事的蘇軾受司馬光等的影響,加入了反對變法的隊伍。被貶之後,他又寫了不少政治詩來譏諷嘲笑新政。當蘇軾因“烏臺詩案”而入獄面臨殺頭時,已辭官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卻挺身而出,上書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後來,蘇軾曾去金陵拜訪王安石,兩人攜手泛舟江上,並肩共遊山中,各自也就重新深刻地瞭解認識了對方,因此更加尊重對方

而南宋末年的“蟋蟀宰相”就不是這樣。賈似道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結黨營私,為所欲為,迫害忠良。大臣中,凡是與他意見相左的,輕則受到責罵,重則遭到貶斥。理宗時期,左丞相吳潛不屑於同賈似道為伍,賈似道在皇帝跟前就多次搬弄是非,不將吳潛置於死地不罷休。參知政事江萬里、臺諫陳文龍因為不願與賈似道同流合汙,遭到打擊,而文天祥37歲的時候就被迫辭職回鄉。


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伏爾泰說過:“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願意用生命來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你不同意我採取的政策和主張,不代表著我對你就“一棍子打死”,全盤否定你的人品道德和能力。我和你私交不錯,但不意味著我就舉雙手無條件地贊成你當官為政的所作所為——這應該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吧?


(寫於202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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