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將時間到退回2004年，那一年是中超元年，以大連實德、北京國安為首的7支俱樂部聯合向足協發難，提出了“行政退出、資本決定、政企分開、管辦分離、公司化經營”的改革方案，如果足協不答應就將罷賽。後來這次事件被成為“中超7君子事件”，又稱“G7革命”。
雖然只有7傢俱樂部，但是中超元年只有12支俱樂部，而這7傢俱樂部投資人中只有北京國安是國企投資，其他6家都是民營企業。當時的以閻世鐸為首的足協也是非常頭疼，只能求助於各地方的體育局，最終在各方努力斡旋之下此事不了了之，僅僅成了了一個有名無實的“中超聯盟”。而提出的各種改革方案化作雲煙。雖然後來還有所謂的“二次革命”，但據知情人稱，所謂的“二次革命”也只是幾個投資人一起開會發發牢騷而已，在強大的ZZ壓力下，並沒有什麼實際行動。
時間回到2020年，在成立“職業聯盟”受阻的情況下，以廣州富力為首的12傢俱樂部聯合起來再次向足協發難，要求足協放權，儘快成立職業聯盟，意願也與16年前的時間一樣，主要議題也是“政企分開，管辦分離”！而這12支俱樂部中基本都是民營資本在投資，而魯能、上港和泰達這些有著國企背景的俱樂部並沒有參與其中，天海特殊情況也沒有參與到裡面。這與當年“七君子”情況基本一致。
當年所謂的“七君子”革命以失敗告終，而這次的“十二君子”同樣不是很樂觀，雖然成立“職業聯盟”是大勢所趨，但是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關係甚為重要，現在的有人不放權無非就是“蛋糕”分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各個地方的體育局甚至體育總局的態度非常重要，參考“G7”的失敗就是在這些領導們的壓力下而不了了之。
從兩次的“革命”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國所謂的職業聯賽的不職業，所謂的職業聯賽只是披著一層“職業”的外衣而已。職業聯賽沒有成為提高中國足球水平的舞臺，反而成為某些人撈取利益的平臺，在中超公司中足協佔有36%的股份，而每支中超球隊各持有4%的股份。雖然富力老總有信心將中超的商業價值和收入提高到50億，拿出10%給足協，但是並沒有滿足一些人的胃口，既想大權在手又想吃蛋糕，說句難聽的話就是“既想當那啥，還想立貞節牌坊”。
個人對於這次G12的發難能否成功，並不十分看好，除非能夠得到更高層領導的支持，當然此次也不太會像上一次那樣不了了之，畢竟在現在這種形式下，職業聯盟的成立已經是人心所望，最終就看這場資本與權力的較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