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居士該死多少回
“烏臺詩案”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其主角是大文豪蘇東坡。在此案中，東坡先生經受了100多天的牢獄之災，差一點腦袋搬家。同樣的事件，如果發生在明、清兩朝，結局絕對恐怖，不僅蘇東坡自個兒要掉腦袋，不知道還會株連多少人。
說蘇東坡差點兒“腦袋搬家”，絕不是危言聳聽。從御史臺彈劾他的奏章中可以看出，參與彈劾的官員是鐵了心要將他往死裡整的。
御史中丞李定在“札子”中稱：“臣竊謂軾有可廢之罪四……”然後一一列舉，其三曰： “軾所謂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偽而辨。當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頑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謂行偽而堅。言偽而辨， 行偽而堅，先王之法當誅……”在李定的彈劾奏章中，出現最頻繁的字眼是“廢”和“誅”。“廢” 可理解成廢掉一切職位俸祿，也可理解成包含“廢”掉被彈劾者的肉體；“誅”可理解成譴責， 也可理解成“誅殺”。這是中國文字多義帶來的彈性空間。這個空間是留給皇上去定奪的，而對蘇東坡恨得磨刀霍霍的李定，心中想的當然是後者——從重從速將這個傢伙徹底“廢”掉。監察御史裡行舒亶的“札子”，將蘇東坡的罪愆，幾乎推向必死無疑的地步。先言：“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然後列舉具體詩文，坐實東坡譏諷變法的行為確鑿無疑，並將此種譏諷行為直接與對皇上的態度勾連，用心狠毒：“其尤甚者，至遠引襄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蝙爭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乘輿”代指皇上，“大不恭”律該處死。文中又進而“點”皇上之“火”來“燒烤”蘇東坡：“臣獨不知陛下何負於天下與軾輩，而軾敢為悖慢，無所顧忌，以至如是。”最後懇求：“按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情理深害，事至暴白，雖萬死不足以謝聖……伏望陛下體先王之義，用治世之重典，付軾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
一“死”不足，需“萬死”，不知蘇東坡這條命可以死多少回？
參與彈劾的尚有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國子博士李宜之等，數箭連發，用語皆殺氣騰騰：“愚弄朝廷”，“為惡不悛”……罪該當誅！
君子耶，小人耶
平心而論，東坡先生被拘捕，險至殺身，遭此厄運、磨難，自身也有該吸取的教訓。我看到的傳記和文章，幾乎都把東坡說成是一個完美的受害者，恐怕也不太符合客觀史實。餘秋雨先生在《黃州突圍》一文中，把“烏臺詩案”的原因說成是因東坡“名太高”而遭遇一幫小人“嫉恨”，完全是脫離史實的臆斷。“烏臺詩案”的生髮，不僅僅涉及變法與反變法政見的分歧，還有“私怨”在其中發酵。
構建此案的主角是李定，曾是王安石的弟子。其時，李定是被皇上倚重的執掌御史臺的權勢熏天的人物。他的存在，對東坡來說，是一顆時刻可能被引爆的“地雷”。大多史家習慣將李定說成是迫害蘇東坡的“小人”。蘇東坡的文名越是響亮，李定“小人”的惡名也就越昭彰。但細究起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歷史上很多人物， 也不是用“君子”或“小人”就可以簡單劃分的。“君子”與“小人”間，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小人”向前一步可能是“君子”，“君子” 退後一步可能成“小人”。某人在某件事或某時段有君子之風，而在另一件事或另一時段，則可能比“小人”還卑劣。
蘇東坡手跡
說李定是隨時可能被蘇東坡引爆的“地雷”， 不僅因為李定是力主變法的御史臺高官，手中握有監察彈劾“利劍”, 而且另有緣由。從元豐二年(1079)“烏臺詩案”發生往前推至熙寧三年(1070)，李定任秀州軍事判官，是一個地方小官。這一年，王安石的變法團隊推行青苗法，與司馬光的反變法團隊正為此法是否可行爭論不休，雙方處於膠著狀態。此時李定應調至京城， 等候新的任命。遠離京都的李定，對朝堂之上變法之爭的“口水仗”已形同冰炭，一概不知。他至京都拜見的第一位官員是反變法派人士李常。李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為何如？”李定據實相告：“皆便之，無不善者。”李常聽了，神態有點詭異地提醒他：“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切勿為此言也。”李定感到蹊蹺，我說的是實情， 有何不可言說呢？隨後又去拜見王安石，將青苗法在底層受百姓所喜之情如實相告。王安石聽後“喜甚”，太好了，他正需要來自底層的最有說服力的反饋，讓它成為回擊反變法派的證言。於是就將之引薦給神宗皇帝。正為青苗法是否推行猶豫不決的神宗聽後大悅，將李定批付“中書”， 擬安排至知諫院，擔任監察御史裡行。
李定給王安石、神宗皇帝提供的信息，成了變法派推行青苗法的“壓艙石”。李定以“火箭式”上升速度被提拔重用，從最底層小官，一下子進入朝堂中樞，同時也遽然成為朝廷兩派爭鬥中的焦點人物。對李定的重用遭遇強大阻力。儘管有皇上“手詔”，但先後有三位中書舍人拒絕起草詔書。這還了得，連皇帝想任用的人，也敢抗命設障？這是誰的天下？統統調離。李定終於坐到了監察御史裡行的位子上。他成了王安石、神宗皇帝眼中的“紅人”，也成了反變法團隊必欲將其萬箭穿心的靶標。
要扳倒李定，必須有足夠的理由和證據。圍繞青苗法再打“口水仗”顯然是不行了。在那個年代，要讓一個人的“人設”瞬間崩塌的核子武器是什麼呢？真的要佩服反變法派的快速反應能力，他們“扒坑”的速度和深度，簡直超過今日網民。
僅僅在李定上任數日，監察御史陳薦就上章彈劾李定，其母死後匿喪不報。
李定父親李問除正房外，還納有小妾。在李定任涇縣主簿時，一位曾是李父小妾、實際已改嫁多年的仇氏死去，傳聞是李定生母。這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
這還了得，貪戀官位、不盡孝道，是破壞人倫道德的品行大問題，司馬光、蘇東坡都先後接連上章彈劾，用語尖刻犀利。皇帝下詔令江東淮浙轉運使衙門調查此案。時隔不長，轉運使上呈報告稱，查閱以前檔案，只有李定因父親年邁請求歸家贍養的文書，無其母死亡記載。傳聞有一名仇氏女子去世，但無法確定是否李定生母。
神宗允許李定上章自辯。李定上章奏稱，他不清楚自己是否為仇氏所生，曾詢問父親，父親否認仇氏是他生母，故未給仇氏守喪。此事成了一筆說不清、道不明的糊塗賬。李定父親否認仇氏為李定生母，那麼總該告訴李定他的生母究竟是誰，難不成連自己的兒子是誰生的也弄不清楚？此時李定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了，要不然登門一問便知。李定也不太可能連自己生母也不清楚，其背後的隱情大概不便為外人道。
在陸游的《老學庵筆記》中，有一段關於此事的記載：“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為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為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這段文字證明，李定的確為仇氏所生。但這個仇氏先後三嫁， 李定父親是她的第二個丈夫。在她死時，已經是郜家的人，與李家恩斷情絕。因此她死後，李定父親否認李定為仇氏所生，不願兒子為這個改嫁他人婦的小妾守喪。這是李定一段非常尷尬的隱私。雖無法明著為仇氏守喪，卻要求棄官回家贍養老父，實際是以“心喪”自處。從這一點也可以說明李定不是為貪戀一個小官位，不願盡孝道的人。
但反變法派抓住李定這段無法明言的隱私糾纏不休，有人質疑，李定道德卑下，怎可居高位？有人要求讓李定離職，為母補喪，實際是要將李定趕出御史臺。蘇東坡是在李定守喪事件中，攻擊李定最兇猛者之一。如果不是王安石為李定力辯，李定必然要從九天之上，跌到塵埃溝壑中去。王安石從三個方面說明李定“不當追服” 母喪的理由，有理有據，連皇上也表態：“李定處此事甚善，兼仇氏為定母亦未實否也。”李定雖然暫時躲過一劫，但口碑形象總是大受影響， 職位也因自請解職而有所下調。此事也成了李定心中始終在流血的傷疤。
從青苗法之爭，到糾纏攻擊李定的人格問題，所謂的變法與反變法之爭，有多少是真正出以公心，出於真正的理性思考，是令人生疑的。
元祐二年(1087)，李定死後“家無餘貲”， “諸子皆布衣”，證明其人在仕途上一不貪財，二不為下代謀官位，算得上是一位自律盡職的官員。後人罵李定為“小人”，除了在“烏臺詩案” 中要置東坡於死地外，還真列不出更多的事實。
李定對當年彈劾他匿母喪的官員耿耿於懷是必然的。常言：“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可見君子也有復仇之心。更何況，東坡在外調任職期間，又繼續在李定的心頭“瘡疤”上撒鹽：有一位名朱壽昌的官員，小時與母離散，做官後辭職四處尋母，終於在同州母子相遇。東坡作詩贈朱壽昌：“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東坡有感而發，李定也不是傻瓜。這回抓到蘇東坡的把柄，當然是要把他往死裡整，一吐心中惡氣了。
蘇東坡手跡
有多種野史筆記記載，李定雖然對東坡恨得咬牙切齒，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但對東坡的文學才華卻也給予高評。就在東坡下獄後某日，李定“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誠奇才也’”。眾人聽之，無人應答。誰也摸不準這位正當紅的御史中丞，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藥，怎麼忽地冒出一句對東坡的讚語。是為試探他人心態？隨後， 他又自言自語：軾“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 引證經傳，隨問隨答，無一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併為之感嘆不已。人真的是很複雜的動物。我們該如何給李定一個恰如其人的定評呢？
如果一定要將他人格元素中分子的構成，在顯微鏡下解析出來，恐怕當今那些獲諾貝爾化學獎的科學家，也難以為之吧！
落井下石與以身試刃
元豐二年(1079) 三月，蘇東坡從徐州知州調任湖州知州，到任後例行公事寫了一份《湖州謝上表》。這種文字只要用“官話”“套話”表達對聖上的感恩就好，不需要像詩文寫作那樣體現個人性情的。偏偏蘇東坡不甘寂寞，在謝表中塞進了一點不合時宜的“牢騷”。就是這“牢騷”， 挑逗了高居廟堂的變法派年輕官員的敏感神經。他們顯然已經收集了很多東坡譏諷新法的詩文， 就差一根“導火索”來點燃庫存的“炸藥”。
《謝表》中稱：陛下“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那些主持變法的官員，一見“追陪新進”“老不生事”這類字眼，頭就炸了。
入獄後，東坡也“供認”他寄給友人的很多詩文，對新法存在譏諷、批評，乃至“攻擊”。如《山村五絕》之四是“攻擊”青苗法：“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 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說發放的青錢，農家子弟在城中一晃就花光了，不過學了一點城裡人語音的皮毛，對抑制高利貸不起任何作用。再讀《寄劉孝叔》：“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詩中涉及對保甲法、方田均稅法等新法接連頒佈推行帶來的弊病。客觀地說，東坡先生“處廟堂之遠則憂其君”的憂國憂民之心可敬可佩，但對新法的譏諷不無偏頗，以某個局部現象來代替全局否定新法也未必精當。而李定等藉此構造“文字獄”、堵塞言路， 要將東坡這根“刺”連根拔掉，當然是令人不齒的惡行。
筆者至此，只是展示了“烏臺詩案”更為複雜的某些狀況，既無意於維護所謂“小人”李定， 也無意於在變法與守舊兩派間作學術是非評判。我更為關注的是，在東坡落難時某些人的心態和人格表現。“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乃至有人趁機落井下石。所謂世態炎涼， 古今皆然，用不著在這裡一一道來。倒是那些在詩案發生後，不怕家破丟官、以身試刃、為東坡免予受害公道直言，凸顯士人良知、風骨、真情者，如瀕臨滅絕的珍稀動物，值得我們銘記。因有他們的存在，方使我們身處“精緻的利己主義”、士風滑落的環境中，不至於陷入絕望。
蘇東坡手跡
值得記取的第一人，當屬駙馬都尉王詵，字晉卿。王詵是皇帝女婿，也是中國藝術史上赫赫有名的書畫藝術大家。他的代表作《煙江疊嶂圖》，絹本水墨，縱26釐米、橫138.5釐米，現藏上海博物館。東坡曾為其畫題詩：“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這首題畫詩長達30行，落款是“右書晉卿所畫煙江疊嶂圖一首，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子瞻書”。王詵與蘇東坡初識於何時， 無從確知。只知“烏臺詩案”發生前，蘇、王之間交往很多——詩詞唱和，互贈藏品，志趣相投。東坡曾為王詵的收藏室作《寶繪堂記》。王詵常送一些宮內果品和酒給蘇。蘇東坡外甥女出嫁缺錢，還曾向王詵借錢200貫。
朋友歸朋友，患難時刻方顯友情厚薄有幾分。
這位王詵在“烏臺詩案”中，為東坡犯了幾乎比東坡自身還要重的“罪”：洩露內廷核心機密。由於他的特殊身份，在第一時間獲知御史臺將派人拘捕蘇東坡信息。他立即派人前往潤州密告蘇轍，讓蘇轍快速轉告其兄。王詵所派的使者，與前往湖州拘捕蘇東坡的官員皇甫遵幾乎同時離京。要趕在皇甫遵之前，讓東坡獲得信息幾乎非常困難。但老天爺幫了王詵和蘇東坡的忙。皇甫遵因攜子同行，他的兒子在途中生病，耽擱了半天，使得蘇東坡提前獲知抓人信息，心理上有所準備。
王詵除了“洩密罪”，還有一重罪是幫蘇東
坡印製那些譏刺新法的詩集。與“烏臺詩案”牽連的官員有數十人，大多最終被處以罰銅若干。包括接受東坡詩文的司馬光也被罰銅。但對王詵的處罰似乎比蘇東坡還重：“追兩官勒停。”剝去所有冠冕，一夜迴歸布衣。當然“駙馬”還是“駙馬”，只是“都尉”沒了。難不成讓公主成寡婦？
已經致仕居家的原副宰相張方平，對此可能惹禍上身的事，完全可以裝聾作啞。無人會責怪他關鍵時刻當“縮頭烏龜”。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嘛。但他甘冒“株連”風險，上奏疏自稱“伏老田廬”“自幹鼎鉞”，懇請“陛下聖度，免其禁系，以全始終之賜”。文中引歷史案例：“昔季布親窘高祖，夏侯勝誹謗世宗，鮑永不從光武，陳琳毀詆魏武，魏徴謀危太宗，此五臣者，罪至大而不可赦也。遭遇明主，皆為曲法而全之，卒為忠臣，有補於世。”伏望聖上揚寬大之德，棄瑕含垢，包容蘇軾這樣的不世之才。
這份奏疏欲請南京（今河南商丘）官衙上遞，府官不敢受。張方平復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遞，但恕生性膽小懦弱，徘徊而不敢投。這份奏疏最終有未送達神宗閱示，未見記載。從事態進展信息看，似乎並未投進。但張方平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的舉動，讓我們讚歎。蘇東坡出獄後，看到了這份奏疏的副本，其情緒表露是“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他的弟弟蘇轍看了副本後，理解了其兄為何“吐舌色動”， 曰：“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張方平）之疏乃雲‘其實天下之奇才也’， 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為此言矣。”或問：“要想救東坡，該如何說得體呢？” 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 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議，疑可以此止之。”蘇轍之思慮，果然要老辣得多。什麼叫智慧，這就是了！儘管如此，張方平以致仕老臣，甘冒獲罪之險，挺身救東坡的言舉，仍讓後人感佩不已。
這就要說到蘇轍了。蘇氏兄弟情誼之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足喻之，堪稱古往今來兄弟之情的典範。東坡在被押送京城途中，曾萌生投水自盡的念頭。而打消這念頭的原因，就因為他想到了弟弟蘇轍。他擔心因為他的自殺讓弟弟傷痛欲絕。而蘇轍在上疏中表示，願意放棄自己的官位，免其兄一死：“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 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在奏章中，蘇轍的措辭可謂有勇有謀、情理交融、無懈可擊：“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 不自抑畏，頃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
果真是知兄莫如弟。在皇帝面前，先代兄作自我譴責和批評，態度誠懇令聖上無法不動容啊！
又云：“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出世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為無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
不愧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話說到這個份兒上，神宗皇帝及東坡的“敵手”，還能說什麼呢？如果那個年代有律師這種職業，蘇轍就是一等一的辯護律師了。
東坡生死關頭，最為人稱道的，還有與李定同處變法派陣營的人士，也發聲為蘇東坡辯護。其中有退居金陵的老宰相王安石，以及在朝任職的其弟王安禮等。最有分量和影響力的當然是王安石的表態：“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當副相王珪在神宗面前試圖落井下石時，當朝宰相章惇也表現出君子之風，為東坡免於一死投了關鍵一票。
東坡有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足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李定等人在“蟄龍”二字上大做文章，認為有誣詆皇帝之意。“大不恭”又多一證據。王珪對神宗皇帝說：“陛下飛龍在天， 而軾稱地下之蟄龍，其不臣如此！”神宗似乎覺得如此牽連有些勉強，曰：“彼詩人之言安可如此論？”章惇反駁王珪：“龍者非獨言人君，人臣亦可以言龍也！”神宗贊同章惇的看法：“自古稱龍者多也，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耶？”退朝後章惇責問王珪：“你這是要使蘇軾家破人亡嗎？”王珪面有愧色：“此舒亶言也。” 章惇譏刺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嗎？”王珪是典型的風派人物，誰得勢就舔誰的屁股。時人稱其為“三旨宰相”：“上朝取旨”，皇帝表態後說聲“領聖旨”，退朝後告知僚屬“已得聖旨”。這回他想趁機撈一把政治稻草，誰知投機未成頭撞牆了。
蘇東坡手跡
圍繞這首可能給東坡帶來死罪的詩，在獄中也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獄吏在審訊時問： “雲公作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東坡答雲：“王安石詩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 這個智慧巧妙的回答，竟讓獄吏也笑了。這個東坡太有才了，居然搬出王安石的詩做“擋箭牌”。這樣的天才人物，連獄吏也很欣賞呢。
剛剛就任宰相的吳充，引前朝典故說服神宗赦免東坡。吳問上：“魏武帝何如人？”上曰： “何足道。”充曰：“陛下動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彌衡，陛下以堯舜為法，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上驚，曰： “朕無他意，止欲召他對獄考核是非爾，行將放出也。”
最終究竟是何因素左右了神宗的態度，很難定於一論。讓筆者心動的是，在東坡下獄，眾危之，莫敢正言時，有誰挺身以頸試刃？那是一些在刀刃上顫抖的靈魂，是中國士人文脈中最彌足珍貴的稀有金屬。
城頭變幻“朋黨”旗
有學人認為“烏臺詩案”算不得“冤案”， 蘇東坡在此案中確有過失。但“烏臺詩案”在北宋政壇開了一個“以言獲罪”的壞頭。隨著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蘇東坡、蘇轍等鉅公偉人的相繼謝幕，北宋政壇被團團烏煙瘴氣籠罩。政見之爭完全墮落為朋黨之爭、意氣之爭、利祿之爭、寵幸之爭、小人惡爭，諸如士人良知、民生疾苦、憂樂天下的情懷蕩然無存。
“城頭變幻‘朋黨’旗”，你方唱罷我登場。廟堂之上不再是“治大國，若烹小鮮”，而是不停地翻燒餅。即便東坡這樣的大文豪，也難免陷入“惡鬥”的泥淖。司馬光重返政壇任宰相盡廢新法、清算新黨時，東坡也重返朝堂。“君子報仇”的時刻到了。他又揪住李定的所謂母喪問題猛踹一腳，在奏狀中認為對李定的貶斥“難議於二千里”，也就是將李定流放兩千裡也不算遠。真夠狠的。
大宋江山如同一艘巨輪，就在這樣充滿腥臭的唾沫四濺中顛覆、沉落……
刊於《福建文學》2020年第4期
圖片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