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蘇東坡傳》的林語堂說：
我寫這本書，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以此為樂而已。
也就是說，為蘇東坡作傳，對於作者來說，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為蘇東坡作傳，之所以是樂事，除了以寫為樂之外，大概還因為蘇東坡這個人，“每讀之，總會令人心胸開闊。”
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蘇東坡這個人，一生也是大起大落，有過輝煌，也有過落魄。得意時少，失意時多，但無論得意還是失意，他的人生，似乎都像是一面鏡子，鏡中總是裝著這個世界，既不以得意為張狂的資本，失意時也不覺得落魄。
元豐三年（公元1082年）三月七日，蘇軾在沙湖遇到大雨，身上也沒帶雨具。
身邊還有其他人，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蘇東坡若無其事，緩緩前行，好像這雨下或者不下，都和自己無關似的。
雨過了，天晴了。
蘇東坡寫下了那首流傳千古的《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仗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你能想象嗎？
下雨的時候，其他人慌慌張張，名傳天下的大才子蘇東坡若無其事，穿著草鞋，拄著竹杖，悠哉悠哉，樣子好像是比騎馬還好是的！
想到這個，又怎能不讓人會心一笑？
而此時的蘇東坡，剛過了45歲的生日沒多久。
他在沙湖，也不是去旅遊的，而是被貶去的。
一個被貶之人，沒有被貶的苦悶，這已經是難得的胸襟，蘇東坡不僅如此，還能把日子過得瀟瀟灑灑，大有一種“人間萬事盡在吾胸，不喜不悲無有得失”的感覺。
然而，這並不是偶然，蘇東坡一生，在得失之間，總有屬於他自己的歡喜。
這歡喜不是因為得到和失去，而僅僅只是因為內在的歡喜。
圓滿自生歡喜，圓滿的內心，才能在得失之間，不悲不喜。
這是蘇東坡的人生態度，大概這也是他總能讓人覺得快樂的原因。也是林語堂先生在寫作時能“以此為樂”的原因。
同樣是不得志的時候，讀杜甫會使人覺得壓抑，這個心懷家國天下的詩人，鬱郁不得志，令人惋惜；
如果你讀李白，卻覺得這位謫仙人過分飄逸，離我們太遠，仰天大笑出門去，豈是凡人能做的？
但如果讀蘇軾，他會在買不起瘦肉時做東坡肉，會在被貶嶺南時“日啖荔枝三百顆”，會在被貶儋州（海南）時還能與當地人打成一片。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裡有一句千古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用這句話來形容蘇軾，似乎再適合不過。
蘇軾少年天才，且有大志。
蘇軾十歲的時候，父親蘇洵外出遊學，蘇母教蘇軾讀書，蘇母讀到《範滂傳》時，不禁感慨嘆息。
蘇軾問：“如果蘇軾將來做範滂那樣的人，母親是否允許呢？”
蘇母說：“你能夠做範滂那樣的人，我難道就不能成為範滂母親那樣的人嗎？”
範滂何許人也？
有詩云：
慨然攬轡志澄清，一激誰知黨禍成。母子可憐終死別，庶幾廣孝在揚名。
此人少年便懷有澄清天下之志向。
而蘇軾十歲的時候便有此志向。
二十歲的時候，蘇軾“博通經史”，他開始喜歡賈誼、陸贄的文集。
賈誼是西漢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學家，《過秦論》便是其代表作；陸贄是唐代賢相。
等到蘇軾開始讀《莊子》的時候，他說：“我以前有這樣的想法，但嘴裡卻說不出來。現在看到這本書裡寫的，正好和我心裡想的一樣啊！”
《莊子》中的“坐忘”、“無用之用”、“無所待的自由”，有時候在蘇軾的身上，似乎都能看到一些，尤其是被貶黃州之後，其詩文中的道佛思想，更加明顯。
《臨江仙》
誰道東陽都瘦損，凝然點漆精神。瑤林終自隔風塵。試看披鶴氅，仍是謫仙人。
省可清言揮玉塵，真須保器全真。風流何似道家純。不應同蜀客，惟愛卓文君。
保器全真，蘇軾一輩子，可以說，都守住了一個真字。
一個人的時候，守住自己的真，尚還容易；
一群人的時候，要守住自己的真，需要費一些力氣；
等到一個人進入社會（進入官場），要守住自己的真，則很難很難。
屈原守真時，舉世皆濁我獨清，舉世皆醉我獨醒；
陶淵明守真時，世與我而相違；
唯獨蘇軾，入世可真，出世也可真，做官存真，為民也存真。
二十歲入世求功名，至六十四歲辭世去天上，無一日不真。
20歲那年，蘇軾與弟弟蘇轍及父親蘇洵一同進京趕考。
一門三父子，個個都是才華橫溢。
蘇洵當時47，但是也想當官，並且當時已經寫了一本書，關於為政之道，戰爭與和平之理，都極有真知灼見。
他們先去成都拜訪了朝廷大官張方平，蘇洵呈上自己的著作，希望能夠得到張方平賞識推薦。張方平卻尤其器重蘇軾。
挨不過情面，張方平寫了一封推薦信。
還為這父子寫推薦信的，還有一位姓雷的文壇泰斗以及梅堯臣。
懷著兩封推薦信，父子三人繼續趕路。
到達京城，逛華美的街市，吃好吃的館子，結交有名的人士。
遊盛景，交才士，等待應試之日到來。
再說當時的文壇，奇詭、華而不實的文風盛行，讓歐陽修等人憂心，甚至想要改變這種狀態。
等到看到應試答卷《刑賞忠厚論》，歐陽修大喜。
想評為第一，但又懷疑可能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於是為了避嫌，最終只評為第二名。
後來才知道，這是眉山蘇子瞻之文。
同為考官的梅堯臣，發現文章裡有一段：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
皋陶日殺之，三。
堯曰宥之，三。”
梅堯臣自詡熟讀經史典籍，卻想不到這句話出於何處。
便問蘇軾：“堯和皋陶這段話見於何書？我一時想不起在何處讀過。”
軾曰：“是我所杜撰。”
梅堯臣大驚。
軾曰：帝堯之聖德，此言亦意料之中耳。
而後來蘇軾攜帶書信拜見歐陽修，歐陽修讀罷書信，對梅堯臣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成語出人頭地，就是這麼來的。
據說歐陽修曾對兒子說：記住我的話，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我。
歐陽修的話，果然是應驗了的。
“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蘇軾自然也不會例外。
在蘇軾的一生中，少年所在世界平和，等到做官的時候，世界早已變了樣子，王安石變法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但變法看起來讓世界變得更亂了，耿直的蘇軾，如何可以接受這種結果。
不滿就是不滿，蘇軾於是上書彈劾變法，卻遭到王安石變法一派的攻訐。
蘇軾覺得，熱鬧的京城已經不適合自己，於是請求出任徐州。
蘇軾一家離京之時，歐陽修已經退隱富陽，當年的文人儒吏都陸陸續續離開了京師。
蘇軾任徐州期間，逢黃河決口，洪水匯聚到徐州城下，徐州城岌岌可危。
富人眼見不對，都打算出城避水。
蘇軾眼看不對，說：“富人們出城，老百姓都動搖了，我還與誰守衛這座城池呢？我在這裡，就決不允許洪水危及城池。”
於是將富人趕回城裡，又去到徐州城軍隊去找來軍隊，自己也跟著出去築堤，最終保全徐州。
蘇軾很喜歡做益民工程，在徐州治水，到杭州時築了西湖。
但蘇軾成為蘇東坡，是從黃州開始的。
蘇軾善詩詞，可是也差點為詩詞送了性命，這就是烏臺詩案。
四十三歲那年，蘇軾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裡面有：“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樣的話，但是被朝廷的“鍵盤俠”抓住了小辮子，說他諷刺朝廷，大逆不道，還從他以前寫的詩詞裡找出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蘇軾鋃鐺入獄。
有人慾置他於死地，也有人在救他。
政治上的老對頭王安石雖然已經退隱，但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蘇軾被貶去黃州為團練副使，實際上無權無錢的一個職位。
在監獄裡的103天，蘇軾幾次瀕臨死亡，蘇軾看得淡了，也看得輕了。
在黃州，他遊赤壁，感嘆“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則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他成了一個耕地於城北東坡的老農。
這一次，蘇軾成了蘇東坡。
他在黃州是自在小民，偶爾喝醉，偶爾寫寫詩詞。
頭戴斗笠，手扶犁耙，在山邊田間耕作。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
今年對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
林語堂說：
社會，文化，學問，讀歷史的教訓，外在的本分責任，只能隱藏人的本來面目。
若把一個人由時間和傳統所賦予他的那些虛飾剝除淨盡，此人的本相便呈現於你之前了。
但從蘇東坡身上，我們似乎很難看到有什麼被時間隱藏起來的：
他為官時，是蘇軾；
他為民時，也是蘇軾。
我們讀蘇東坡時，讀他的豪放，讀他的曠達，讀他的智慧。
但我覺得，我們更應該讀一讀他對“自我”的尊重。
尼采說：
所謂高貴，就是足夠尊重自己。
蘇東坡絕對足夠尊重自己，他只做自己，不做人。
談蘇東坡，如果不談其被貶，我們還可以談什麼呢？
我們還可以談談他的“不合時宜”。
《梁溪漫志．侍兒對東坡語》有：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
一婢遽曰：“都是文章。”
坡不以為然。
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
坡亦未以為當。
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坡捧腹大笑。
朝雲說他：“學士一肚子不合時宜”，說得真好，也真懂蘇軾。
不合時宜的解釋是：不符合當時的需要和潮流。
從這一點看，他還真是對得起“不合時宜”幾個字。
古往今來，善為官者，大多是八面玲瓏之輩，善為商者，更需八面玲瓏。而耿介之士，官難做大，商也難成，不破財就算幸運了。
但不合時宜者，始終不曾被淘汰，無論哪個時代，總有那麼一些不合時宜的人存在，他們的存在，就像一面鏡子，即便當時的人不能自照，後代也會有人從這一面鏡子當中照到一點其他的東西。
而大多數人之所以不能自照，如果不是因為不敢，就是因為不能！不敢面對自身的虛假，或不能看到自身的不真實。
而今我們的時代，還有蘇東坡這樣不合時宜之士嗎？
要我說，當然是有的。
但是，真的還有嗎？
幾十年或者幾百年之後，還有人能成為一面鏡子，照出這世間的真實嗎？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有，讓我們不至於迷失，不至於已然迷失而不自知。
文|帝小羽，我從山裡來，欲回山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