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苏东坡传》的林语堂说：
我写这本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
也就是说，为苏东坡作传，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为苏东坡作传，之所以是乐事，除了以写为乐之外，大概还因为苏东坡这个人，“每读之，总会令人心胸开阔。”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东坡这个人，一生也是大起大落，有过辉煌，也有过落魄。得意时少，失意时多，但无论得意还是失意，他的人生，似乎都像是一面镜子，镜中总是装着这个世界，既不以得意为张狂的资本，失意时也不觉得落魄。
元丰三年（公元1082年）三月七日，苏轼在沙湖遇到大雨，身上也没带雨具。
身边还有其他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苏东坡若无其事，缓缓前行，好像这雨下或者不下，都和自己无关似的。
雨过了，天晴了。
苏东坡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仗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你能想象吗？
下雨的时候，其他人慌慌张张，名传天下的大才子苏东坡若无其事，穿着草鞋，拄着竹杖，悠哉悠哉，样子好像是比骑马还好是的！
想到这个，又怎能不让人会心一笑？
而此时的苏东坡，刚过了45岁的生日没多久。
他在沙湖，也不是去旅游的，而是被贬去的。
一个被贬之人，没有被贬的苦闷，这已经是难得的胸襟，苏东坡不仅如此，还能把日子过得潇潇洒洒，大有一种“人间万事尽在吾胸，不喜不悲无有得失”的感觉。
然而，这并不是偶然，苏东坡一生，在得失之间，总有属于他自己的欢喜。
这欢喜不是因为得到和失去，而仅仅只是因为内在的欢喜。
圆满自生欢喜，圆满的内心，才能在得失之间，不悲不喜。
这是苏东坡的人生态度，大概这也是他总能让人觉得快乐的原因。也是林语堂先生在写作时能“以此为乐”的原因。
同样是不得志的时候，读杜甫会使人觉得压抑，这个心怀家国天下的诗人，郁郁不得志，令人惋惜；
如果你读李白，却觉得这位谪仙人过分飘逸，离我们太远，仰天大笑出门去，岂是凡人能做的？
但如果读苏轼，他会在买不起瘦肉时做东坡肉，会在被贬岭南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会在被贬儋州（海南）时还能与当地人打成一片。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有一句千古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用这句话来形容苏轼，似乎再适合不过。
苏轼少年天才，且有大志。
苏轼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外出游学，苏母教苏轼读书，苏母读到《范滂传》时，不禁感慨叹息。
苏轼问：“如果苏轼将来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是否允许呢？”
苏母说：“你能够做范滂那样的人，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吗？”
范滂何许人也？
有诗云：
慨然揽辔志澄清，一激谁知党祸成。母子可怜终死别，庶几广孝在扬名。
此人少年便怀有澄清天下之志向。
而苏轼十岁的时候便有此志向。
二十岁的时候，苏轼“博通经史”，他开始喜欢贾谊、陆贽的文集。
贾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过秦论》便是其代表作；陆贽是唐代贤相。
等到苏轼开始读《庄子》的时候，他说：“我以前有这样的想法，但嘴里却说不出来。现在看到这本书里写的，正好和我心里想的一样啊！”
《庄子》中的“坐忘”、“无用之用”、“无所待的自由”，有时候在苏轼的身上，似乎都能看到一些，尤其是被贬黄州之后，其诗文中的道佛思想，更加明显。
《临江仙》
谁道东阳都瘦损，凝然点漆精神。瑶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
省可清言挥玉尘，真须保器全真。风流何似道家纯。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
保器全真，苏轼一辈子，可以说，都守住了一个真字。
一个人的时候，守住自己的真，尚还容易；
一群人的时候，要守住自己的真，需要费一些力气；
等到一个人进入社会（进入官场），要守住自己的真，则很难很难。
屈原守真时，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
陶渊明守真时，世与我而相违；
唯独苏轼，入世可真，出世也可真，做官存真，为民也存真。
二十岁入世求功名，至六十四岁辞世去天上，无一日不真。
20岁那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及父亲苏洵一同进京赶考。
一门三父子，个个都是才华横溢。
苏洵当时47，但是也想当官，并且当时已经写了一本书，关于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都极有真知灼见。
他们先去成都拜访了朝廷大官张方平，苏洵呈上自己的著作，希望能够得到张方平赏识推荐。张方平却尤其器重苏轼。
挨不过情面，张方平写了一封推荐信。
还为这父子写推荐信的，还有一位姓雷的文坛泰斗以及梅尧臣。
怀着两封推荐信，父子三人继续赶路。
到达京城，逛华美的街市，吃好吃的馆子，结交有名的人士。
游盛景，交才士，等待应试之日到来。
再说当时的文坛，奇诡、华而不实的文风盛行，让欧阳修等人忧心，甚至想要改变这种状态。
等到看到应试答卷《刑赏忠厚论》，欧阳修大喜。
想评为第一，但又怀疑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于是为了避嫌，最终只评为第二名。
后来才知道，这是眉山苏子瞻之文。
同为考官的梅尧臣，发现文章里有一段：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
皋陶日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
梅尧臣自诩熟读经史典籍，却想不到这句话出于何处。
便问苏轼：“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
轼曰：“是我所杜撰。”
梅尧臣大惊。
轼曰：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之中耳。
而后来苏轼携带书信拜见欧阳修，欧阳修读罢书信，对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成语出人头地，就是这么来的。
据说欧阳修曾对儿子说：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我。
欧阳修的话，果然是应验了的。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苏轼自然也不会例外。
在苏轼的一生中，少年所在世界平和，等到做官的时候，世界早已变了样子，王安石变法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但变法看起来让世界变得更乱了，耿直的苏轼，如何可以接受这种结果。
不满就是不满，苏轼于是上书弹劾变法，却遭到王安石变法一派的攻讦。
苏轼觉得，热闹的京城已经不适合自己，于是请求出任徐州。
苏轼一家离京之时，欧阳修已经退隐富阳，当年的文人儒吏都陆陆续续离开了京师。
苏轼任徐州期间，逢黄河决口，洪水汇聚到徐州城下，徐州城岌岌可危。
富人眼见不对，都打算出城避水。
苏轼眼看不对，说：“富人们出城，老百姓都动摇了，我还与谁守卫这座城池呢？我在这里，就决不允许洪水危及城池。”
于是将富人赶回城里，又去到徐州城军队去找来军队，自己也跟着出去筑堤，最终保全徐州。
苏轼很喜欢做益民工程，在徐州治水，到杭州时筑了西湖。
但苏轼成为苏东坡，是从黄州开始的。
苏轼善诗词，可是也差点为诗词送了性命，这就是乌台诗案。
四十三岁那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里面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样的话，但是被朝廷的“键盘侠”抓住了小辫子，说他讽刺朝廷，大逆不道，还从他以前写的诗词里找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苏轼锒铛入狱。
有人欲置他于死地，也有人在救他。
政治上的老对头王安石虽然已经退隐，但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被贬去黄州为团练副使，实际上无权无钱的一个职位。
在监狱里的103天，苏轼几次濒临死亡，苏轼看得淡了，也看得轻了。
在黄州，他游赤壁，感叹“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则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他成了一个耕地于城北东坡的老农。
这一次，苏轼成了苏东坡。
他在黄州是自在小民，偶尔喝醉，偶尔写写诗词。
头戴斗笠，手扶犁耙，在山边田间耕作。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林语堂说：
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
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
但从苏东坡身上，我们似乎很难看到有什么被时间隐藏起来的：
他为官时，是苏轼；
他为民时，也是苏轼。
我们读苏东坡时，读他的豪放，读他的旷达，读他的智慧。
但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读一读他对“自我”的尊重。
尼采说：
所谓高贵，就是足够尊重自己。
苏东坡绝对足够尊重自己，他只做自己，不做人。
谈苏东坡，如果不谈其被贬，我们还可以谈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谈谈他的“不合时宜”。
《梁溪漫志．侍儿对东坡语》有：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
一婢遽曰：“都是文章。”
坡不以为然。
又一婢曰：“满腹都是识见。”
坡亦未以为当。
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坡捧腹大笑。
朝云说他：“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说得真好，也真懂苏轼。
不合时宜的解释是：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和潮流。
从这一点看，他还真是对得起“不合时宜”几个字。
古往今来，善为官者，大多是八面玲珑之辈，善为商者，更需八面玲珑。而耿介之士，官难做大，商也难成，不破财就算幸运了。
但不合时宜者，始终不曾被淘汰，无论哪个时代，总有那么一些不合时宜的人存在，他们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即便当时的人不能自照，后代也会有人从这一面镜子当中照到一点其他的东西。
而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能自照，如果不是因为不敢，就是因为不能！不敢面对自身的虚假，或不能看到自身的不真实。
而今我们的时代，还有苏东坡这样不合时宜之士吗？
要我说，当然是有的。
但是，真的还有吗？
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之后，还有人能成为一面镜子，照出这世间的真实吗？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有，让我们不至于迷失，不至于已然迷失而不自知。
文|帝小羽，我从山里来，欲回山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