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一生命途偃蹇，前後歷典八州，南北行程萬里。“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既是他對個人仕途經歷的自嘲，也是對其人生況味的另類總結。有人在比較蘇軾貶謫黃州、惠州、儋州時期所表現出來的人生態度後指出：“蘇軾初到貶地的喜，實際上是故意提高對貶謫生活的期望值，藉以掙脫苦悶情緒的包圍，頗有佯作曠達的意味；只有經過實在的貶謫之悲的浸泡和過濾，即經歷人生大喜大悲的反覆體驗，才領悟到人生的底蘊和真相，他的曠達性格才日趨穩定和深刻，才經得住外力的任何打擊。”
01
黃州時期的“自安”
蘇軾思想通達，兼受儒、道、釋，而以儒家體系為基礎，故必有求仕宦而用事之追求。二十二歲高中進士之後，更是“奮厲有當世志”(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宋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遭遇新黨誣陷，下御史臺獄勘問，史稱“烏臺詩案”。獲釋後，蘇軾被貶官，“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自宋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至黃州，到宋元豐七年（1084年）六月移汝州，歷時四年兩個月。在此期間，蘇軾寫下220餘首詩作，從中不難尋繹蘇軾潛藏於深層的內在心態。
宋元豐三年正月，蘇軾離京赴任，途經春風嶺，寫下《梅花二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
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幽谷澗水旁、敗草荊棘間開放著梅花，給蘇軾留下了深刻印象，“開自無聊落更愁”。在這裡，地處幽僻、備受摧殘的梅花豈非蘇軾個人的恰切寫照？詩人前途未卜，內心忐忑，但也不能直抒胸臆，故將一腔悲苦與無奈訴諸春風嶺的梅花。
翌年同一日，蘇軾憶及春風嶺梅花：“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予於女王城東禪莊院》)十四年後，蘇軾再次思及春風嶺梅花：“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由屢屢提及的“斷魂”梅花來看，蘇軾雖然性格中具有曠達樂觀的因子，但初次遭貶，心裡難免悲苦失落，故其所關注者多為清冷孤傲之意象。
在作於貶途中湖北浠水巴河鎮的《曉至巴河口迎子由》一詩中，蘇軾更是將滿懷愁怨表達得更為明晰：“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隔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詩人回憶“烏臺詩案”中被困御史臺獄的情景，深恨自己處事不當。京城朝堂成了詩人的傷心地，詩人不願再回到那是非之地，因此在詩作最後寫道：“此邦疑可老，修竹帶泉石。”雖言可以於此地終老此生，但一個“疑”字，卻不免流露出詩人內心的猜度與不安。
黃州地處偏僻，蘇軾官微祿薄，生活極其困窘，其所居“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其所食乃“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溼葦”(《寒食雨二首》之二)。即使後來經友人求告，東坡得以自耕，但情況依然艱難，故而詩人慨嘆“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東坡八首》之八)。其生活狀況之惡劣，由此可見一斑。
除卻生活艱難之外，精神上的壓抑給詩人帶來了更為深層的痛苦。鑑於“烏臺詩案”牽連頗廣，此時的蘇軾分外謹慎，在給友人李之儀的信中，蘇軾這一心態表露無遺：“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答李端叔一首》)
在此情形下，蘇軾認為“不如牢閉口，莫把筆”(《與人》)。即使偶有與親友的通信和詩文唱和，蘇軾也一再提及“言語之間，人情難測”(《與騰達道書》)。蘇軾貶謫黃州之後，親朋故舊多所斷絕，反與僧道如參寥子、圓通、佛印等交遊漸密。在與他們詩文往來時，蘇軾也時時不忘罪己頌聖：“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咎而已。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與參寥子二十一首》之二)從這些記載中不難看出，蘇軾在黃州不僅生活困窘，心理負擔亦極為沉重。
唯其不安，故求自安。因此，這一時期蘇軾的詩作在故作曠達和心懷惴惴之間頗有值得琢磨之處：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初到黃州》
詩之開篇自嘲一生勞碌，老景潦倒。詩人似乎很快接受了現實，既然已無“治平”的可能，那就只好效仿老莊的“隨緣自適”，享受“魚美”“筍香”的當下生活，但尾聯卻以“只慚”“尚費”二轉語，寫出了詩人的氣餒羞慚：自己於公事無補，卻空拿俸祿，慚愧中流露出對朝廷的感恩。如此行文，著實令人玩味，細思其間，實則蘊含著忠心為國卻突遭冤獄的不平。然而為求得自安，只能心懷抱怨卻不忘罪己頌聖，箇中況味，實在難以名之為“曠達”。
這樣的情緒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詩亦有充分體現：詩人月夜獨出，“江雲有態”“竹露無聲”“弱柳萬絲”“殘梅一枝”，雖然萬千風物並陳眼前，但依然心緒難平——“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裡狂言醒可怕。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詩人借酒澆愁，但醒來後又擔心醉話招禍，只好閉門謝客，獨對妻子。那一抹貌似超脫瀟灑背後，隱藏著的是詩人的忐忑不安。
此外，“早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奇安未至以詩迎之》)，“萬事到頭都是夢，明日黃花蝶也愁”(《南鄉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小舟從此逝，江海度餘生”(《臨江仙·夜歸臨皋》)等，皆是作者謫居黃州時創作心態的反映。此時的蘇軾，雖然偶有“行看花柳動，坐享無邊春”(《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的閒適，但其心態主要是謹慎自安，距真正的“曠達”還有一定的距離。
02
惠州時期的“自適”
宋紹聖元年（1094年），朝政重新被新黨把持。六月，御史來之邵等抨擊蘇軾“掌內外製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先朝”(《宋史·蘇軾傳》)。蘇軾因此再度被貶，且謫命三改，最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宋史·蘇軾傳》)。蘇軾前後寓居惠州三年。
惠州時期，蘇軾畏禍之心猶存，這在與友人的通信中時有表露。如其與孫勰的書信中言道：“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為之，然決不敢相示也。”(《與孫勰》)蘇軾歷經文禍，深知書信往來對故友“百無所益”，雖無法輟筆，但為了故友安全，只能“決不敢相示也”。
在與時任廣東提刑程正輔的書信中，蘇軾表示對於自己所作和陶詩“幸讀訖，便毀之也”。在與程正輔的書信中，蘇軾指點浮橋之事，且“乞密之，勿雲出於老弟也”(《與程正輔信（十九）》)。針對惠州軍政兵衛，蘇軾稍有建言，即雲“此本乞一詳覽，便付火”(《與程正輔信（二十）》)。但與黃州時期所不同者，雖然依舊遵循著謹言慎行的行事法則，但此時的蘇軾跳出了“窮則獨善其身”的限制，而強調“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力能正則正之”(《蘇氏易傳》卷四)。
“言為心聲”，心態有所改變，詩風自然也有所變化。《臨城道中作》即為實例，詩人於“連日風埃”中奔赴貶所，“未嘗了了見太行”，忽遇“天氣清徹”，故而駐足停留，“西望太行”，但見“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此時，詩人言道“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徵鞍”。與同是作於赴任途中的《梅花二首》相比，一低沉，一灑脫，較然有別。即使詩人心有顧慮，但與他人一番交談，也會疑慮消釋，而盡享惠州風物之美：
江雲漠漠桂花溼，海雨蕭蕭荔子然。
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此四句寫來，景象清新、色彩亮麗。所選景物無論從色彩還是形態都迥異於黃州貶途。在《發廣州》一詩中，詩人更是直言“此身良自如”，在“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寧願倒臥船頭，耳聽蒲澗“疏鍾”，遠望黃灣“落木”，看山中樵夫村婦砍柴打漁，心境平和寧靜。
正因如此，貶謫惠州期間，詩人始以審美眼光審視惠州風物，凡有可觀，即前往遊覽，如道教名山羅浮山、“嶺南第一湯”湯泉，且數度遊覽博羅香積寺等。蘇軾將這可觀之風物攬入眼底，訴諸筆端，於詩中一一再現，如《白水山佛跡巖》：
浮山若鵬蹲，忽展垂天羽。
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
神工自爐韝，融液相綴補。
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
溪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
面對險峻磅礴的景色，詩人展開奇偉想象，將山勢比作大鵬舒展的垂天雙翼，更想象神工煽動爐火，將山石熔化填補羅山與浮山之間的空隙。詩人將自然景緻與神話傳說熔鑄於一體，詩意揮灑自如、高標風雅。隨後直抒胸臆，表達了對白水山佛跡巖的喜愛之情：“此山吾欲老”，而佛跡巖似乎也有了靈性，對詩人的到來頗為欣喜，“溪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盛情款待，賓主盡歡。如此恢弘的景觀，如此靈動的表達，如果沒有放鬆的心態、喜悅的情感，想必是無法做到的。
不只秀麗的山川可以引發詩興，即使平凡的田居生活，蘇軾亦能發現其美，收之入詩，如《小圃五詠》《雨後行菜圃》《殘臘獨出》《種茶》《擷菜》等，試觀其《縱筆》一詩：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此詩聲名甚大，流傳甚廣，堪稱蘇軾寓惠時期生活、心態的絕妙寫照。此時詩人物質生活困窘，健康狀況堪憂，鏡中白髮蕭散，蝸居小閣藤床。但謫惠之後的蘇軾在“行藏在我”理念的指引下，並未沉淪下去，後兩句未必實寫，更多的是詩人的想象，但卻體現了蘇軾此時平和恬適的文化性格及寧靜雋永的審美情趣。
寓居惠州時間愈久，詩人的心態愈加安定平靜。宋紹聖二年（1095年），蘇軾在與孫勰書信中說道：“某謫居已逾年，諸況粗遣。禍福苦樂，念念遷徙，無足留胸中者。”在與程正輔的書信中，蘇軾言道：“某睹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詩人直言雖北歸無望，但心內甚安，其平靜心態可窺一斑。
蘇軾的心境之所以有所改變，對佛道思想的接受和認同是一個重要原因。史載蘇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蘇軾終其一生雖未皈依佛道，但能“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答畢仲舉書》)，借佛道思想平和心態，達到“隨緣自適”。在這一時期，詩人交遊之禪僧超過百人，對佛家思想有較深體悟。這不僅消弭了被貶黃州時的憤激之情和不遇之感，並對其心態產生了重要影響。
03
儋州時期的“自樂”
宋紹聖四年（1097年）閏二月，蘇軾再次接到謫命，“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治儋州）安置”。宋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蘇軾遇赦北歸，翌年七月病逝於常州。
儋州遠在海島，時人稱之“蠻荒”，生活環境之困苦可想而知。蘇軾自敘儋州的生活是“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書海南風土》)。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蘇軾寫道：“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於海外。”(《與王敏仲書》)在《到昌化軍謝表》中，蘇軾再次作出如下表述：“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仰於海外，寧許生還。”
雖然如此，蘇軾並未悲觀絕望，較之於前兩個時期，蘇軾此時更善於排解苦難，隨遇而安。詩人剛剛踏足海島，即賦長詩一首，且命一長題曰《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雲，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鍾，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通觀全詩，除卻“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四句稍有落寞之情外，詩作從“眇觀大瀛海”的海天空闊寫到“茫茫太倉中”的宇宙浩瀚，繼而又以“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鍾”，濃墨重彩地描繪了海島萬物的強勁衝擊，境界為之一變。
對於此詩，後世多有評斷。汪師韓雲：“行荒原僻陋之地，作騎龍弄鳳之思。一氣浩歌而出，天風浪浪，海山蒼蒼，足當司空圖豪放二字。”而王文誥則謂：“高唱入雲，有叫闔排閽之響，聲徹九天九地矣。”上述評鑑，皆從詩作不同凡響之氣象著眼，確有識見。
謫居儋州的蘇軾，瀟灑坦然，鎮定超脫，真正做到了不為世俗禍福拘牽，不為得失生死煩擾，處處顯示出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此一時期大量和陶詩的出現即為明證。蘇軾現存“和陶詩”一百二十四首，創作時間前後延續近十年，主要在揚州、惠州和儋州三地完成，而在儋州創作五十六首，約佔半數。
蘇軾之所以追和陶詩，乃在於“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蘇軾與陶淵明在思想性格和政治遭遇上有極似之處，而反觀蘇軾一生困頓坎坷，遠不如陶淵明之見勢而返，保其志節。蘇軾在經歷了兩上兩下的仕途坎坷後，又經過對佛道思想的深刻思考，對陶淵明的人生態度更為認同：“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和陶神釋》)
今觀蘇軾儋州和陶詩諸作中，表現詩人隨遇而安、悠然恬適生活狀態的篇章俯拾皆是：“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桓”(《和歸去來兮辭》)，“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和陶和劉柴桑》)，“手栽蘭與菊，侑我請宴終”(《和陶戴主簿》)等等。日子清苦，但遠離官場，蔬食尚可果腹，高眠足以忘憂，又有親手種下的蘭菊為伴，生活自有一份恬淡暢快。而其《和陶潛游斜川，時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遊作》更是經典之作，在“謫居澹無事”之時，不妨出遊：
春江淥未波，人臥船自流。
我本無所適，泛泛隨鳴鷗。
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層丘。
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
眼前春光明媚，江水澄靜，船隨水流，人臥船中，自有一番悠然趣味。詩人此時已心無掛礙，無物汲汲，鷗鷺啼鳴入耳，更添自在情韻。江水阻遏，無法前行，索性棄舟登岸，攀上小丘，一覽明麗風光。酒興不期而至，獨酌即可，不必滿座賓朋，觥籌交錯。
有了如此心境，儋州的山川風物、村野生活也妙趣橫生起來。此時的蘇軾不再像謫居黃州、惠州時遍尋名山勝景，而是全身心融入底層人民生活，體味節奏舒緩的寧靜中的快樂，並寫下了大量描寫海南風土人情的小詩，情趣怡然。如其“斗酒與只雞，酣歌餞華顛”，“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此情此景中，“天涯萬里”何必為意，“溪邊舞雩”的古樸民風才足以暢懷。而最能印證蘇軾儋州心態的詩作莫過於同題之作《縱筆》：“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與惠州之作相比，前者是文人的瀟灑氣度，是蕭散的適；而後者則是暢快淳樸的鄉居風情，是豁達的樂。
經由謫居黃州時期的心懷惴惴，但求“自安”，到惠州時期的漸至淡泊，“自適”為樂，再至儋州時期的心無掛礙，曠達“自樂”，蘇軾終歸具有了一種異於他人的精神特質：在回味咀嚼痛苦之時重新思考生命的真諦，在儒家捨生取義的終極追求和佛道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之中吸收了與現實處境相適應的成分，不停地調整著人生方向，最終達到了心靈寧靜，樂觀待物。這種精神特質不是緣於單純的抽象思辨，而是與坎坷的人生經歷緊密聯繫，因而更具典型性和吸引力，而蘇軾所表現出的獨特人格魅力也成為後世文人競相追慕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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