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公元前381年秦孝公继位，这位志存高远的君主颁布了“求贤令”，志在广纳贤才，匡扶弱秦。
商鞅在魏国郁郁不得志果断投奔秦王，然后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在秦国开始翻天覆地的变法。至公元340年，商鞅入秦二十个年头，过度国两任君主，期间经历两次变法。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一改颓势，很快兵强马壮，强冠七雄，秦孝公也马上兑现了他在求贤令中的各种承诺。商鞅本人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门客，转变成秦国的大良造，相国兼将军，获封商于十五邑，人称：商君。
此时商鞅站在秦政治权利顶峰，却在秦惠文王继位不久后被告发谋反，最后遭车裂惨死。商鞅得势和去势就在秦政权过度中烟飞灰灭，快的让人难以置信。
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秦惠文王的做法难免存在卸磨杀驴的嫌疑。
有次位极人臣的商鞅和赵良聊天，商鞅不无得意的说到：“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翻译过来就是:我治理秦国的本事，比起大夫百里奚怎么样？把自己和百里奚放在一个水平线比较，从这里可以看出商鞅确实恃宠而骄，当然他有自信的资本。
可赵良随之一段话，给他彻底泼了凉水:“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
大概意思是是:你这人本性贪恋富贵，做事不计后果，得罪了很多权贵和百姓百姓。如果没有秦王的支持，你想过你的下场没有？可惜商鞅无视赵良的劝告，两人的聊天是不欢而散。这段耐人寻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赵良已经摸透商鞅和秦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关系。
商鞅在这场谈话后，并有没有考虑自己立场，选择全部忽略。
他这个人过于自信，早在孝公执政起，这位残酷又富有武功的法家，一直在改革、政治中顺风顺水，无往不利，甚至在孝公的默认下商鞅优先以权贵开刀，不惜得罪太子党，以正律法。
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商鞅早早的得罪太子势力，间接的为秦惠文王清算预留伏笔，他变法的影响力还不只是勋贵团体，也包括普通老百姓。所以商鞅的成功是建立在践踏别人的利益上，无视勋贵团体的立场中。
商鞅和秦王到底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是否真正的双赢？
秦孝公执政时需要商鞅的才干振兴国家，商鞅需要孝公实现自我价值，于是孝公对变法无条件的支持很快给秦国注入新的活力，可是也给商鞅发了个错误信号，秦国没有你不行。等到秦惠文王继位，权势滔天的商鞅还一如既往，毕竟我有大功于大秦。秦国变法大势已经成，秦孝公已死，他和秦孝公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已经分裂。
商鞅从魏国逃亡到现在位极人臣，他得到的一切全凭本事，商鞅不愿意放弃得到的一切，人这一辈子，好不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报复，这是属于商鞅的自我价值，也是属于大众的自我价值，可是他忽略了一点，他和秦孝公的供需关系，随着秦孝公死去已经支离破碎，秦国已经不需要他，但是他离开秦国什么都不是。
最后，公子虔在新君面前告发商鞅谋反，商鞅被迫逃离至魏国，早就恨透商鞅的魏惠王立刻把他遣返回秦国，商鞅在走投无路下，选择造反，可惜造反失败。
那么导致商鞅真正的死因是商鞅身份的转变，直接式的功高盖主。
我个人很否定商鞅因为变法得罪权贵、压榨百姓，导致最后到了人人唾弃，甚至连君主都无法容忍。这种说法是很不负责的，商鞅变法的支持者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商鞅寸步难行，在秦孝公将死之时，这样雄心勃勃的君主甚至传位给商鞅。
那么变法造成恶果的始作俑者是秦政治高层，商鞅只是工具而已。等到变法成功，也是秦国和秦勋贵乐得见到的结果，秦惠文王继位，难道不想要一个强大的秦国？单单平公子虔一个状告，就要处死商鞅也很不合理
那么我们来看商鞅的身份，原本只是一个幕僚，商鞅所有的努力根本上维护了君主中央集权，这也是秦王支持商鞅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等到变法成功商鞅成了秦大夫，从执行者转变成行政者，和君主集权冲突的地位。
此时变法的目的，不在是维护君主利益，也不是维护勋贵利益，而是商鞅个人利益，不断膨胀，赏封至极的荣耀。更可怕的是商鞅具备了颠覆秦国的军事可能性，商鞅在在秦对外战争的表现足够证明自己远超他人的军事手段。
现在秦惠文王继位，商鞅有个最大的嫌疑——要重权而挟君主！秦孝王能吃得消这位狂人，可他的儿子惠文王却不一定，他无法忍受一个外人觊觎秦王一位，更无法容忍商鞅临架于自己之上，那么商鞅只能“以死谢罪”，而商鞅死后他的变法并没有中断，“二千年之法，皆是秦法”，除了秦国认可，历史也认可这位法家的伟大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