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太祖朱元璋親自主持編撰的《大誥三編》中有這樣一個案例:“蘇州人材姚叔閏、王諤,二生皆儒學,有人以儒者舉於朝廷,吏部行下蘇州府,取赴京師,朕欲擢用,分理庶務,共造民福。二生交結本府官吏張亨等,暗作主文老先生，因循破調，不行赴京以就官位而食祿，匿於本郡，作害民之源，事覺梟令，籍沒其家。”
這個案例說的是蘇州有兩個書生姚叔閏、王諤,被舉薦去當官，但他們卻拒絕了，結果被朝廷斬首抄家。
在中國古代，除了極少數真正的高士外，絕大多數讀書人把做官當做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因為當官不僅意味著社會地位的躍升，還能拿到優厚的俸祿和其它各色收入，過上錦衣玉食的體面生活。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書生們懸樑刺股，晝夜苦讀，期望一朝得中，從此躍入龍門，許多人直到晚年仍孜孜於此，耄耋之年中進士，百歲老人進考場的事例屢見不鮮。當官既然如此美妙，姚書閏和黃諤二人又為何要拒絕呢？難道他們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還是富春垂釣的嚴子陵？都不是！
姚叔閏本是個蘇州府胥門外白馬澗的一個的窮書生，與其他讀書人一樣，他也矢志於科舉，希望有朝一日能鴻運高照，得一個功名，光宗耀祖。他在元朝時就考過兩次，都鎩羽而歸。由於他一心只讀聖賢書，卻不知從事其他營生，以至家境貧困，到了婚嫁之年還無錢娶妻。因城裡沒人願嫁給他，無奈之下，娶了一個鄉村女子王氏為妻。成親後，他一邊在蒙館教書，以微薄的束脩維持生計，一邊繼續在科舉之路上苦苦煎熬，卻屢試不第。期間王氏已為他生下七個孩子，人口漸多，而所入無幾，家中的生活已經難以為繼了。
王氏雖是個村姑，孃家卻是個地主，家裡雖然沒人識字，家境卻還殷實。王氏在閨中的日子雖不是錦衣玉食，卻也溫飽無憂，還有下人照顧起居。王氏家裡看姚叔閏雖然清貧，到底是個讀書人，與那些憨夫村漢不同，而且一旦高中，她家也能光耀門楣，這才把女兒嫁給了他。
可是王氏過門後，姚叔閏始終未能轉運，眼看科舉無望，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們卻等米下鍋，王氏只得靠給人漿洗縫補衣服補貼家用，有時眼看要斷炊了，王氏就到田間去撿拾人家落下的稻穗回家給孩子煮食。如此艱難的生活讓王氏苦不堪言，她不免抱怨男人，要他不要再讀這勞什子的書了，趕緊去找個營生養活一家。可姚叔閏哪裡肯聽，夫妻倆時常爭吵不休。王氏雖不識字，罵人卻是伶牙俐齒，姚叔閏哪裡罵得過她，而且他心中也確實有愧，每逢這時便躲出去了事。
這一日，王氏又發飆了，姚叔閏不堪河東獅吼，跑到街上去遛彎兒，卻遇到了多時未見的昔日同窗王諤。那王諤驟遇故人也很高興，見姚叔閏氣色不好，便請他去酒館一敘。姚叔閏囊中羞澀，哪裡敢去，王諤說他請客，硬是把姚叔閏拉進了一家酒店，要了幾個小菜，兩壺老酒。酒過三巡，王諤便問姚叔閏如今在哪裡高就，又因何事不爽。幾杯杜康下肚，姚叔閏也顧不得家醜外揚了，朝著王諤大倒苦水。
王諤知道原委後，才知道這位當初也曾意氣風發的同窗竟如此落魄，不禁心中不忍，便有意施以援手。他告訴姚叔閏，自己如今是蘇州知府的西席，幫著打理些文牘，一年有五十兩報酬，再加其它收入，可得三百兩進項。姚叔閏聽得眼都直了，要知道三百兩白銀可是能抵得上當時一個高級官員的薪俸了。王諤又說，他那裡每日要處理的公文繁多，他一人已有點忙不過來，知府正要再找個人給他當助手，今天恰好遇到同窗，就問姚叔閏是否有意，姚叔閏當然是一萬個願意啦。王諤又對姚叔閏說，助手的薪水要比他少，一年三十兩，也足夠一家生活用度了，然後又給了姚叔閏五兩定金，讓他先買些米麵回去。
兩人又喝了幾杯，方才告辭，姚叔閏少不了說了許多感謝的話，然後去街上買些魚肉蔬菜回了家。正在為無米下鍋發愁的王氏見姚叔閏帶了這些東西回來，很是驚訝，問姚叔閏這些是如何得來的，知道原委後，她很高興，雖然她不懂男人當的是什麼差事，但有了生計總是好事，於是連忙生火做飯，一家人難得吃了一頓有魚有肉的豐盛飯菜。
第二天，姚叔閏早早就去府衙報道，知府對他倒也客氣，請他面西而坐，聘請他做一個主文，這讓姚叔閏受寵若驚。原來當時明朝剛開國，許多官員都沒什麼文化，行文理政都依賴這些識文斷字的主文先生，因此對他們格外尊重。
所謂主文，其實就是官府僱傭的臨時工。明清時期，中國的文官制度已經十分成熟，政府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正如當代某些機關裡的文山會海一樣，明清衙門裡也是永遠充斥著大量等待處理的文牘。無論治安管理還是戶籍和賦役管理，都需要建立大量文牘檔案，上下官僚機構間也是靠文牘往來進行政令傳達和信息交流的。在古代，沒有今天的傳真、複印、打印等辦公技術條件，所有文牘全部依靠手抄謄寫，文書檔案的管理，成了行政管理工作中最為繁重的事務。而衙門裡正式在編的官員和書吏人數有限，遠不能擔負如此繁雜的日常工作，因此政府只能另外僱傭編外人員。
當時衙門裡具體辦事的“臨時工”分為兩類，一類是“吏”，另一類是“役”。“役”就是皂隸，從事一些看門、抬轎等卑賤的工作；而“吏”的工作主要是草擬和收發公文，管理文書檔案，抄寫文書資料等。他們識文斷字，能寫一手漂亮的館閣體，有些經年累月沉浸於這一行的吏員，往往錘鍊出了專業知識和技能，富有行政實踐經驗。姚叔閏擔任的主文，就是這樣一個臨時工。
別看主文的身份卑微，裡面的門道卻很深，這些人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環節勒索百姓，要挾官員，甚至連封疆大吏也要讓他們三分。清朝時，李鴻章作為位高權重的朝廷重臣，就遭到過小吏的勒索，可他非但沒有發作，居然還乖乖地認了。
據《李鴻章全集》記載，李鴻章擔任淮軍統帥時，每年的軍費報銷數額達白銀三千萬兩之巨。可是他去辦理報銷時，戶部的承辦書吏竟向他索要“部費”，理由是為了“多添書手，日夜迅辦”，這樣才能提高效率速辦速結，否則，“僅就本有之人，三數年不得了事。”
李鴻章統軍作戰，軍情火急，如果軍費不到位，軍餉不能發放，軍械無法採購，如何能打仗，片刻都不能耽誤的事又怎能等上幾年?誤了軍機，吃了敗仗，他這位統帥可是要被朝廷處以軍法的。情急之下，李鴻章也只能放下身段與書吏們協商。原本書吏要索取回扣一釐三毫，即報銷一百兩得一兩三錢，以三千萬兩的報銷額度計算，回扣是約四十萬兩，合人民幣四千萬元。經過反覆討價還價，最後給了八萬兩。
區區小吏，竟然能使堂堂封疆大臣折腰，這就是這一行的奧意所在，精於此道者，能混得風生水起，大撈不義之財，掙下大筆家產。
不是官員的姚叔閏就這樣一步踏入了官場，從事著一項看似毫不起眼，實則奧妙無窮的工作，漸漸地沾染了官場習氣，學會了上下其手，弄虛作假，習慣了貪佔索要，雁過拔毛，並沉溺其中，樂此不疲。在這樣一個環境裡，他的命運也隨之發生了改變。然而，自以為已經老於此道的他，卻已經站在懸崖邊上了。
蘇州婁門外有個姓顧的富豪老來得子，生了一對雙胞胎，視為掌上明珠，終日溺愛，疏於管教。這兩個孩子不僅不愛讀書，還以惡搞老師為樂，被老師責打後，他們的富豪父親便出面指斥先生，長此以往，就沒有哪個私塾願意收他們了。這倆孩子漸漸長大，又無書可讀，便遊蕩於街頭，到處惹是生非，成了一對人人避之不及的街痞。十八歲那年，這對活寶終於惹出大禍，他們輪姦了一位姑娘，那姑娘羞憤難當，上吊自盡了。兩人被拿進官府，問了死罪。
根據大明律，強姦要叛絞刑，如果是輪姦，罪加一等，如果“因奸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所以，顧氏兄弟依法應論斬。蘇州知府據此定罪，命姚叔閏擬定公文，然後向上級衙門轉呈。
顧姓富豪此時已急得六神無主，為了保住顧家香火，不惜代價，四處奔走，想救這兩兄弟一命，最後找到了王諤，表示如能救得他們性命，願以萬貫家資相贈。王諤在巨大利益誘惑下，答應了下來。由於呈文在姚叔閏手中，他便找到姚叔閏，告知顧姓富豪開出的條件，還帶來了預付的一千兩銀票，然後兩人閉門密談如何作弊。姚叔閏眼看好處如此豐厚，也不禁心動，但他也深知此事風險巨大，一旦敗露有性命之憂，所以很是猶豫。但王諤是自己的恩人，也不好拂他之意，終於決定鋌而走險。
由於姚叔閏在府衙多年，一向辦事認真仔細，從未出過任何差錯，所以幾任知府都十分信賴他，交由他擬定的公文，知府一般不再驗看，就讓他直接發出。最後，兩人決定利用這個漏洞，想出了一個損招，把原來擬定的“輪姦”改為“合奸”，把“羞憤而死”改成“羞愧而死”。按大明律，合奸是男女共同犯罪，應各杖八十，此案因多人參與，性質比兩人之間的合奸嚴重，所以要罪加一等，各杖一百；“羞憤而死”是遭威逼加害的結果，“羞愧而死”則是自身行為不端，自覺無臉見人而自殺的，兩者性質完全不同。結果呈文遞上去後，經上級衙門複審，顧氏兄弟被各杖一百，並各出喪葬銀二十兩給女方家人，此案就此了結。
姚王二人拿到顧姓富豪給的鉅額好處費後，買房置地，當上了財主。嚐到了甜頭的姚叔閏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隱私舞弊，大肆攫取不義之財。然而，他們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頭了，等待他們的是萬劫不復的深淵。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頒詔，要求全國各地向朝廷舉薦人才，朝廷要擇優錄用。朱元璋之所以有此舉，一來是天下初定，人才奇缺，朝廷急需延攬各類人才，幫助治理國家，他剛一稱帝時就聲稱：“天下甫定，聯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聯濟民者，有司禮遣。”二來是當時許多讀書人隱居鄉間，寧願終老林泉，也不願出仕，朱元璋很焦慮，他希望通過這次大規模舉薦行動，讓這些人出來為朝廷效力，做到“野無遺賢”，他自己也能像唐太宗那樣以“天下英雄,入吾轂中矣”名垂青史，成為一代聖君。
當時讀書人不願當官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明朝剛建立時，許多文人都是前朝舊臣，他們以元朝遺民自居，秉持忠臣不事二主之志，不肯在新朝為官，這類文人，在朝代鼎革之際，都會出現一大批。這類人中，有些其實是想繼續做官的，只是又想保全名節，因而首鼠兩端，扭捏作態，如果帝王如三顧茅廬般屢次敦請，他們也即半推半就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以猛治國，尤其嚴懲貪汙腐敗，“官吏貪汙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以致官場環境十分嚴苛。對於讀書人來說“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終身的夢想，甚至是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期盼，可是洪武朝的天子堂既是富貴鄉，也是修羅場，稍有不慎，就會身首分離，落個橫死的下場。在著名的郭桓案和空印案中，大批官員被殺，以至於人人自危，早上去上班，晚上不知能不能回來。據清人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記載：“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女訣，及暮無事，則以為相慶又活一日。”
對於許多讀書人來說，追求功名的目的就是升官發財，所謂“當官不為財，請我也不來”，明朝的官俸祿不高，又不能撈好處，還要冒著殺頭的危險，這官當它何來？歷代士人以當官為榮，洪武朝卻以不當官為福，《明史》：“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
文人們拒絕當官讓朱元璋十分惱怒，在他看來，這是書生們以不合作來對抗他廉政為官的要求，也是對他這個要飯出身皇帝的藐視，所以他以嚴厲手段打擊這些敢於抗拒他的人，上演了一幕幕血腥慘劇。
《皇明開國臣傳》記載：文士陶凱，隱居不出，朝廷難覓其蹤跡。朱元璋大怒，下喻：“陶凱不至，可取一族人首級來”。陶凱的族親們嚇壞了，“四出尋凱”，很快把陶凱找到送往京師。
前元翰林李徵臣，抵死不肯做官。結果全家被殺，自己被髮配寧夏充軍。
貴溪士人夏伯啟叔侄，自斷左手拇指，誓言絕不做官，因此獲罪被殺，家產被籍沒。
為了震懾和懲罰拒絕入仕的現象，朱元璋頒佈了“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罪，他詔喻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就是說，天下士大夫如果不受君王的徵召，就是自絕於朝廷，殺頭抄家也不為過。
王諤和姚叔閏得知自己被舉薦後，心下十分牴觸，他們身在官場十年，目睹了八任知府不是被殺就是流放，這讓他們心驚膽戰，而他們如今做個主文，躲在官府中，不用承擔責任，卻也有大把好處可拿，為何要去做一個清湯寡水，還兇險莫測的官？他倆利令智昏，居然無視“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之罪，勾結蘇州府的官吏張亨，對上級謊稱他們兩人已經在蘇州就職，正在為朝廷效力，就不再去南京了。
朱元璋在頒佈舉薦詔書時，就要求各地，如有不受徵召的，要把名字報給他，當他獲悉居然真的還有人敢拒絕來京師報到時，大為惱火，下旨調查姚王二人，結果查出此二人幹了包括顧家兄弟輪姦案在內的諸多不法之事。朱元璋聞奏勃然大怒，下旨將二人斬首抄家，並將此事列入《大誥》，以儆效尤。
人們對朱元璋，往往會有一個殘酷迫害殺戮文人的印象，朱元璋確實剛猛酷烈，殺了不少文人士大夫，但要說他特別仇視文人，則有後世對前朝的詆譭成分，朱元璋其實是很重視文人的。
據《明太祖實錄》，他是這樣教誨武將的：“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知識。”可見朱元璋特別強調要聽取儒生的意見。
《元史》則認為元朝不重用文人是敗亡的原因之一，“八十餘年，一旦禍起，皆由小吏用事。” “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
如果說《明太祖實錄》和《元史》是明人所編，有美化朱元璋的成分，那麼清人的話就應該是客觀的。
清代談遷在《國榷》中說：“高皇以武功創業，顧慕耆儒，見儒輒喜，以耆儒無誕譎，可厚俗也。”
吳彌光也在《勝朝遺事初編》中說：“帝獨克己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
可見清朝人也認為朱元璋是重視禮遇文人的。但朱元璋在禮敬重用文人的同時，也要求他們當官後，必須清正廉潔，奉公守法，否則必遭嚴懲。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指出：“明祖之起，其敬禮而羅致之者固多儒，且亦以儒道而羅致之……方其未仕，敬禮之，優渥之，皆所以崇儒也。及其既仕，束縛之，馳驟之，皆所以馭史也。”
朱元璋出身於元朝的底層貧民之家，深知百姓對貪官汙吏的痛恨，更明白官員貪腐對朝政的危害，所以他決心用重典整治這種風氣，而這正是士人不願為官的原因。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
明人呂毖在《明朝小史》也說：“帝新定天下，以重法繩臣下，士不樂仕。”
這些都足以說明，當時的文人拒絕當官，是不願意受管束，不想當個兩袖清風的廉吏，而王諤和姚叔閏兩人的行為，正是這種心態的真實寫照，所以，朱元璋殺他們確實是“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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