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晚唐到北宋，中國文化並未產生特別深刻的變化，但如果說不免物換星移，確也因為社會組織結構中平民階級的興起、社會生活中經貿活動因素的增加，逐漸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其中主要的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文化圈，一個是平民文化圈。前者趨“雅”，後者趨“俗”，似乎是雙軌的，這種情況延續於宋代以後。當然“陽春白雪”同“下里巴人”並非完全隔絕，有時，士大夫也受“俗”的影響，譬如理學家朱熹等人的文字加入了許多白話、俗語的成分；同時民間文化也受“雅”的影響，如工藝器物講究精緻和素雅的風格等。然而，兩個圈子畢竟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功能，而且士大夫文化自然佔據著中心地位，並把傳統文藝推向一個獨具士大夫風神趣味的表現天地。
*文章節選自《圖說中國文化史》（吳方 著 三聯書店2019-8），小標題系編者所擬。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清平樂》劇照
文 | 吳方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劇場小世界，世界大劇場。從這個角度去看一個朝代的文化史，譬如宋代，不免會感到色彩光影紛披陸離，並且表現的方式、形態大不一樣。各階層的人們像是各不相同的文化角色，活動於不同的場合、“圈子”。不說理想、格調，風尚、趣味也是難以一概而言的。宋人生活的結構比較鬆散，比較不規範。譬如有人執於道德義理，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相標；有人憂國憂民，進退於廊廟天涯；同樣是士大夫，有人則富貴鄉里，脂粉隊中，“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更不論大賈貴胄“買笑千金，呼盧百萬”；皇帝不忘窮奢極侈，歌舞耽安；甚至在偏安一隅的南宋，也瀰漫著追逐享樂的風氣，士大夫不免一而悲歌慷慨，一而又以酒色聲伎抑鬱其無聊，或者隱逸于山水。種種或夢或醒，或悲或歡，或委曲或淺薄的文化體驗、心理情緒在一個“大劇場”裡生滅沉浮，他們“就像古希臘悲劇裡的合唱隊，尤其像那種參加動作的合唱隊，隨著搬演的情節的發展，歌唱他們的感想，直到那場戲劇慘痛的閉幕、南宋亡國，唱出他們最後的長歌當哭：‘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臣甫杜鵑詩！’”（錢鍾書《宋詩選注•序》）
在宋代琳琅陳列的詩文書畫，尤其是最能體現一代風韻的宋詞中，應該說，不僅有彼時人們的複雜感想、寄託，而且留下了時代精神的印痕和文化記憶，混雜著兒女情、風雲氣、無端哀怨之心懷等。宋詞，比較典型地體現了柔性——傳統文化日益內向和抒情的意度特性。宋詞常常織就一種感傷的美，讓人感覺，詞這種語言藝術的表達形式，在宋代燦爛發達，確乎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劉勰語）。
千里江山圖（局部） 王希孟 宋
故宮博物院藏
宋詞在文學史上繼唐詩之後成為一座藝術高峰，簡單說，一是表現了用別的形式難以表現的審美感覺：準確、敏銳、深切、細膩；二是在具體而抑揚變化的長短句子組合中含蓄了普遍的人生感受和文化性格。前者，王國維的看法可作為說明：“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人間詞話》）後者，如況周頤談到的“詞心”“詞境”，實際也就是講宋詞風格與文化性格、時代情境的關係。他說：“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人靜簾垂，燈昏香直，窗外芙蓉殘葉颯颯作秋聲，與砌蟲相和答……斯時若有無端哀怨棖觸於萬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虛幌，筆床硯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詞境也”（《蕙風詞話》）。
上述認識未必能衡量所有的傳世詞作，但有助於瞭解北宋中葉後蔚為大觀的主流詞風的旨趣所在。宋詞的淵源在於唐代的燕樂歌辭和俗謠，以及詩的一定變化和延伸，中經晚唐五代之起例發凡，轉變為有宋一代詞人輩出，溢彩流風。近人網羅傳世宋詞已有三萬首。
詞之興起，原因不一。譬如有韻文形式本身求變的契因，如說律詩絕句漸成習套潛力無多，故轉而作他體，以求新意。或者因為詞有“近俗”及“小技”的出身，可以比詩更為隨意地聊以娛賓遣興，長於表現男女豔情。又，因為詞是按曲填詞，富於音樂的韻律變化。另外也有人認為，由於宋詩“言理而不言情”，便把抒情的功能交付到填詞上去了，等等。總的看，“詞體之所以能發生，能成立，則因其恰能與自然之一種境界，人心之一種情感相應合而表達之。 ……以天象論，斜風細雨，淡月疏星，詞境也；以地理論，幽壑清溪，平湖曲岸，詞境也；以人心論，銳感靈思，深懷幽怨，詞境也”（繆鉞《詩詞散論》）。進一步說，詞境比之於詩境，雖然自有表現內容上的短處，卻往往在意緒上平添了委婉、含蓄和吟詠不絕之味。試比較晏殊的《浣溪沙》與題旨相似的一首律詩，便見前者傑出，後者一般：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詞）
元巳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灩灩杯。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遊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選萬才。（詩）
參差不齊、平仄換韻，詞也是詩體的解放，宜於表現更復雜的形象和感情。譬如五代時韓偓的《懶起》詩：“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臥捲簾看。”而同樣的主題，在李清照的《如夢令》中卻表現為：“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詞情之表達更見一種“委婉形容”況味，搖曳多姿。
寒雀圖 崔白 宋
故宮博物院藏
詞之盛，在兩宋。一是體裁格式趨於豐富，由小令到慢詞長調，二是趣味風格的多樣，三是詞人佳作大量湧現，四是由綺麗怨悱中轉出文雅蘊藉，由閨中兒女之言到感時傷事，時見高邁俊爽而終歸於韶華深秀，主題出現了“愛情青春”“身世家國”“山林隱逸”“人生感悟”等幾大類。詞心詞境亦隨著時代生活和文人意緒的變化而多有變化。大略說，宋詞流派，由晏殊、歐陽修、張先的清切雅麗開其端，又有柳永之含情幽豔靡曼近俗；繼而有蘇軾的雄絕一世雄詞高唱，沿此路有黃庭堅、陳師道下啟南宋的辛棄疾、劉克莊等人的豪放詞風。另一個系列則是一些精於音律和人工之美，追求纖麗精緻的“專家詞人”，如周邦彥、賀鑄、秦觀、晏幾道、李清照，以及南宋的姜夔、吳文英、史達祖、張炎等人。以前詞論有一種“豪放”和“婉約”的分別，也有講“正宗”和“變體”的，講“南”和“北”的，講“情勝”“氣勝”“格勝”的。宋詞世界，確乎消息幽深，難以盡道。如果從文化史的角度去看，宋詞的主要色彩和風格趣味，大略不出宋代文化既走向成熟又趨於柔弱困頓的範圍，體現著遲暮的美和感傷的情懷；綺中有怨，豔外有悽，壯而悲，憤而憂，以至於由“千古興亡，百年悲笑”的感愴，落到了“哀以思”的冷寂：“……西窗又吹暗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迎秋，離宮吊月，別有傷心無數。《豳》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 ”姜白石這首詠蟋蟀的《齊天樂》，為宋詞之旅的孤獨心音續下尤為沉摯的餘響。
“超然乎塵垢之外，一新天下耳目”
上一則藉詞論宋，似乎事有未盡。什麼事呢？且再說，一是宋詞的進境反映出宋代文化藝術活動的“文人化”，越來越講究文雅蘊藉，“意內言外”，也就是說“脫俗”。二是宋代城市經濟生活的發達對文藝（包括詩詞）的影響，不算小，詞既與生活所要求的一定娛樂性、刺激性有關，便不能不有“從俗”“近俗”的特點，譬如“詩雅詞俗”的說法。這兩條看起來十分矛盾，實際上也未嘗不可以並行：前面的“脫俗”是就文人化的格調境界而言的，後面的“從俗”則著重於題材和語言方面。雅與俗，既矛盾又可以協調，互為作用，這大概是傳統文化在趣味上一張一弛而馥郁醞釀的一種特性。
先說第一條，關於“脫俗”。詞的出身本來是俗的（敦煌曲子詞可證），在宋代發達起來有賴於文人的改造，氤氳化成。北宋詞人柳永的詞作是偏於市井俗氣的，喜歡鋪敘發露、鏤金錯彩一般側豔軟媚，正因為這樣，柳詞便被士君子譏為不雅。據說，柳三變（柳永原名）因作詞而升不了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晏殊）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綵線慵拈伴伊坐’（柳永《定風波》詞句）。”柳遂退。（見張舜民《畫墁錄》）正如晏殊對柳永的態度，所謂文人化，無形中倡導的是符合士君子道德觀和趣味的所謂雅詞，儘管宋詞體系也包括有俗豔之詞，卻不成中心。
第二條關於城市生活在文化、娛樂方面的要求，宋代是高漲的。“三千粉黛，十二闌干”“笙歌紫陌”“彩袖蹁躚”之類，令人想見市井中各色人等徵歌逐樂，出入百舍勾欄的情形。上自皇宮盛會，中至文人學士的家宴結社，下到市民階層的街巷深處，都有文人制詞，樂工譜詞，歌伎唱詞。因而許多詞作在相當程度上帶有娛樂性、豔情性、軟媚性、通俗性，也無足怪。這種情況要到蘇軾、辛棄疾一派新風出現以及危亡憂患的情緒增長才有所改變。但終宋一代，雅與俗，始終是既矛盾又互補的。通俗文化的傾向亦開始更多地體現在民間說唱藝術的興起上。
反映大眾趣味和通俗性質的文藝活動，在宋代，開創了作為白話小說的話本和戲曲。話本即“說話”（近於講故事，與唱、表演相區別）。藝人的底本，依據話本。藝人在勾欄內講“小說”，講史，講經或說渾話。宋代話本小說之創作，雖然同唐變文、唐話本有淵源關係，畢竟因城市中市民文化消費的需要而勃興。為了吸引直接的聽眾，它基本上採用白話敘述，並常常令市井細民成為故事的主人公，將愛情和公案作為主要題材。還有，開始重視結構安排，重視情節與刻畫人物的生動性，意味著以俗文學的寫實性取代正統文學的抒情性。
在這裡，包括講史話本（它後來發展為具有廣泛聽眾的歷史演義體小說，以史實為經、虛構為緯），表達上由文言到語體白話，方法上由言志抒情到客觀描述，顯然為文學傳統提供了一些新鮮的趣味和表現領域。但雅與俗、舊與新、變與不變的衝突，顯然也並不嚴重，它們沿著各自的路向各奔前程，雖然相互有吸收、有影響，雅與俗仍大體保持各自的經驗世界，並且在許多傳統觀念（歷史觀念、道德觀念）上是共同的。也正因為如此，俗文藝（如小說、戲曲）儘管在宋元以後日漸發達，在觀察和體驗歷史、人生上面仍然受到傳統意識的限制。而普通老百姓的歷史知識，關於善惡忠奸的概念，也主要是從說唱藝術以及戲曲表演中來的，雖然早期戲曲（宋雜劇）尚不脫歌舞、滑稽、雜技為主的娛樂性質。
清明上河圖（局部） 張擇端 宋
故宮博物院藏
由中晚唐到北宋，中國文化並未產生特別深刻的變化，但如果說不免物換星移，確也因為社會組織結構中平民階級的興起、社會生活中經貿活動因素的增加，逐漸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其中主要的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文化圈，一個是平民文化圈。前者趨“雅”，後者趨“俗”，似乎是雙軌的，這種情況延續於宋代以後。當然“陽春白雪”同“下里巴人”並非完全隔絕，有時，士大夫也受“俗”的影響，譬如理學家朱熹等人的文字加入了許多白話、俗語的成分；同時民間文化也受“雅”的影響，如工藝器物講究精緻和素雅的風格等。然而，兩個圈子畢竟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功能，而且士大夫文化自然佔據著中心地位，並把傳統文藝推向一個獨具士大夫風神趣味的表現天地。譬如蘇東坡的詩文書畫所達到的成就，為後代文人所喜愛。表面看其筆墨鍾靈源於才氣性情，實際上正是出世的理想和既難以入世又難以出世的體驗塑造了這種不俗的文人形象。在宋代文化藝術活動中，這種“文人化”性質具有相當普遍的意義，所謂“超然乎塵垢之外，一新天下耳目”。士大夫的生活因越來越“文人化”而帶有優雅閒適風度，在宋以後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文化風尚，士大夫的使命似乎並不都在於“修齊治平”上，他們同時是一種文化角色，把他們的生活藝術和趣味，作為超越世事俗塵的途徑，帶進傳統文化經驗中去，似乎正是必要的補充。
比如蘇軾所體認的理想境界：“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赤壁賦》）又如歐陽修晚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六一居士傳》）在這種灑脫悠然的文人天地裡，傳統文化中的許多“節目”，都可說在宋代趨向成熟。
早春圖 郭熙 宋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例言之。一是嗜茶品茗，宋代文人對此極為講究，“鹹以高雅相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採擇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鹹造其極。 ……天下之士，厲志清白，競為閒暇修索之玩……爭鑑裁之妙”（宋徽宗《大觀茶論•序》）。茶裡茶外，似有精微之道寓之，旨在“至靜無求”“淡泊高韻”等。
煮茶畫像磚（拓本）
二是文玩鑑賞，對象為各種古器圖籍和文房用具。宋人往往於清閒之燕留神展玩，至於痴好。如李清照《金石錄後序》謂：“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捲，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坐‘歸來堂’……甘心老是鄉矣。”文玩本非要事，但士大夫漸已習慣把它看作娛己的高趣：“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畜法書、名畫、古琴、舊硯，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文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序》）
聽琴圖 傳趙佶 宋
故宮博物院藏
三是園藝，如徽宗朝辦“花石綱”，進獻種種靈石奇花、異木珍果，反映宋代園藝之巧奪天工。一些士大夫競作《梅譜》《菊譜》等，並將其品賞移之於詩文詞畫，著稱者如林逋、姜夔的“詠梅”，崔白、宋徽宗的花鳥畫，文同的“墨竹”，楊補之、趙孟堅的“梅、蘭、竹”等。
四是繪畫的神韻與文人畫之發祥。宋代繪畫承五代成就而又氣象過邁，並轉發出山水花鳥這一中國繪畫的主流，成為繪畫藝術的巔峰期。如初期荊浩、關仝、董源、范寬、李成的水墨山水畫，將寫實與寫意、技法與觀念相結合，於傳統中另闢蹊徑，至於筆簡氣壯、景簡意長的幽遠寧謐的境界，形成“尺幅千里”。進而，在北宋熙寧前後，繪畫的方法、風格又進一步朝著士人情趣和神韻品位方向發展，如蘇軾、李公麟、文同、米芾、米友仁等以“墨戲”表現其“襟韻灑落”。蘇軾提出了“士人畫”的命題：“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蘇軾文集》）這自然是代表了新的標準。米芾的“米癲”畫風很逸放，除率然表現其天真神采外，無所關心。在文人畫的心理背景方面，郭熙講得夠清楚了：“……林泉之志，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水之本意也。”（《林泉高致》）眼前景，胸中山，在士大夫心性與自然的融合中，似乎可以超脫塵俗，“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到了南宋馬遠、夏珪的山水世界，則更是在無限的表現中企圖超越有限，借點染自然而巧妙地表現感情的韻律。所謂“韻味清遠，不為物態所拘”，也正表明士大夫文化在宋代確立了影響深遠的“尚意”“重韻”的準則風範，並在其中塑造自足的文化性格。
溪山行旅圖 范寬 宋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曾慷慨吟詠“早歲哪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的詩人陸游，有他的代表性。一面是對身世家園的憂患，而更沉浸的一面則在於文人的壺中天地（琴心、墨戲、庭園花木、茶酒書畫）。“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其遊息心情，正在於無可如何的“閒”與“戲”了。
圖說中國文化史
吳方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8
ISBN: 9787108065285 定價：98.00元
迴響的世紀風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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