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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數古裝大劇，《大秦帝國》、《漢武大帝》、《康熙王朝》……但擁有璀璨文明的宋朝傳奇，總在野不在朝，只有《蘇東坡》、《包青天》、《水滸傳》等戲說備受追捧。
從此，在歷史朝代粉們眼裡：秦漢相殺，漢唐對立，三國稱雄，明清撕得厲害，而宋朝只能吟誦著中國文明造極於大宋，苦哈哈地蹲在坑底。
直至近日熱播的古裝大劇《清平樂》，以北宋為背景，將宋仁宗趙禎的一生娓娓道來，才終於還原了大宋“黃金時代”的盛世風采！
宋仁宗背後為何全是大咖？
宋朝的皇帝，大家記得黃袍加身趙匡胤、書畫一絕宋徽宗……提起仁宗趙禎，總要想一想，才恍然大悟，好像是狸貓換太子的原型，是包青天中平平無奇的背景板。
史家將其在位及親政治理國家的時期概括為
“仁宗盛治”，長期的和平，經濟文化繁榮，紙幣交子首次進入市場，軍隊裝備了火藥，航海業發達，百姓安居樂業，遠勝於貞觀、開元盛世。
但為什麼大家總是記不住仁宗呢？
實在是他的執政和性格過於寡淡，居於宮牆之內，少年登基，太后垂簾聽政，親政後依託於宰相、臺諫制度，仁德納諫，一生循規蹈矩，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朝堂之中，宰相能把聖旨退回去不蓋章，慶曆新政因保守派勢力受阻便罷了；後宮之事，朝臣舉薦皇后的標準竟是“貌醜不至惑君”，哪怕妃嬪升遷賞賜都緊迫相逼，時時進諫，前後兩任皇后均非出自仁宗所願……
一句話，就很無趣，完全沒有爽點！
怨不得《清平樂》的劇粉們，也一邊驚歎服化道的精美還原，一邊吐槽節奏慢，誰叫導演選了這麼個難啃的骨頭，戲劇衝突絕緣體，平平無奇宋仁宗。
當然，宋仁宗存在感低沒關係。
且看他身邊的一眾名臣：晏殊、范仲淹、歐陽修、韓琦、蘇軾、蘇轍、蘇洵、王安石、司馬光……
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其他六位均出自仁宗朝，其中根源並非無跡可尋。
閱讀並背誦全文軍團向你走來，就問你怕不怕！？
其實，能出現這樣一批大咖，有以下這麼幾個原因：
一是，大背景：自唐末戰亂，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後，
採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為扭轉五代時的重武輕文風氣，通過變革科舉考試製度，大量的寒門之士通過考試進入仕途，徹底瓦解了唐朝遺留的的貴族政治與武人政治，建立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歷經三朝，已達鼎盛。
二是，宋仁宗本身宅心仁厚。宋仁宗尊崇古法，不殺諫臣，給了文人足夠的話語權，又剋制權欲，虛心納諫，這才湧現出一批敢於進諫的能臣；而創造精神財富的文人，學而優則仕，宋朝的官員待遇優厚，縱觀宋朝書畫文稿，常看到文人優遊山水之間，吟詩作對，焚香聽琴。
還有這樣一個故事：蘇轍參加制舉科殿試，在試卷裡就公然寫道，我聽說，皇帝昏庸無能，一天到晚花天酒地和舞昇平。這擱在哪個君王身上，能輕饒這樣的狂人？
仁宗看了卻說，歡迎敢言之士。蘇轍只是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予功名。”最終，蘇轍與蘇軾同登制舉科。宋仁宗還高興的手舞足蹈。
饑荒年間，總會發生一些盜米和傷主事件，仁宗道：“飢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饑民的死罪統統免除。
看完了這兩個故事，你是不是一下子對宋仁宗就“愛了，愛了”？是的，正是有了一個好時代，又有了一個心慈仁厚的好君王，促進了文化的繁榮，也才有了群星璀璨的輝煌時刻。
正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晏殊身兼帝師、宰輔，首先登場。
出場便是勸仁宗放棄逢迎生母回宮，而後雨中醉酒吟詠浣溪沙，婉約派的氣韻隨之而來，可見寫詞已融入士大夫精英階層，成為他們創作的新藝術活動。
范仲淹是個眾所周知、徹頭徹尾的事業狂。
先天下之憂而憂，進亦憂，退亦憂；短短十集，三起三貶，從歷史來看，這還不是終點。
他頻繁奔波於廟堂與鄉野之間，堅定地做一個為生民立命的君子，但這個天下讀書人眼中的道德典範，為節省盤纏，也不介意搭商船往返京城。
歐陽修科舉殿試名次落於十四，劇中設計太后看到他取樂時寫的小黃文，認為德行有虧；而歷史上則是認為他鋒芒畢露，要挫挫銳氣；當范仲淹被保守派排擠出京，歐陽修寫《朋黨論》，與君權直接衝突，眾人在市井劇集誦讀評判，儼然宋朝版大V發稿經典現場。
明明有一手好文章，卻要叛逆走偏鋒。
正如歐陽修年輕時喜歡牡丹這等俗花，為此沒有底氣地著書立文為牡丹上價值；晚年迷上寫日記也是開風氣之先，自知背離傳統，就是堅決不改。
說起賞花來，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還不算傳奇。
劇中與仁宗少年相識、相交甚篤的韓琦簪花的故事甚至入了《夢溪筆談》，“揚州八怪”之一的黃慎還曾以主題繪製了一幅《四相簪花圖》條軸和一幅《金帶圍圖》扇面。
韓琦任揚州太守之時，邀人觀賞後花園一種“金帶圍”的芍藥，而後與當時賞花簪花的賓客王珪、王安石、陳昇之四人竟都做了宰相。
《清平樂》展現的宋朝審美意趣備受讚譽，但其實其風流人物反而更有嚼勁，文人放浪形骸、激盪文字，可見其時風氣開放。
士大夫一直是精英階層的代表，引領著時尚的潮流，是高雅精緻的象徵。
市井是百姓的居所，繁榮的經濟，催生了大型的都市和多種多樣的玩樂遊戲，但卻是百姓生活的地方，是“世俗”。
從傳統文化的角度，雅與俗是相互對立的觀念。
柳永這位奉旨填詞的白衣卿相便是“雅俗之爭”中的焦點人物。
“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柳永作詞內容多描繪市民階層男女感情，都市生活和市井風光，以及羈旅，文人與市井生活之間的界限似乎更模糊了。
歷史上柳永是公認的頂尖詞人，將宋詞傳唱世間，但在宋代詞人之中，他的地位卻是最低的，被士大夫階層視為“淫治謳歌之曲”，柳永屢試不第，仁宗在進士榜上除去柳永的姓名，只是一個表象，實際是統治階級對柳永代表的俗文化的壓制和打擊。
審美巔峰來源於焦慮？
我們經常會說，宋代堪稱中國古代審美的至高峰。
追其宋代成為審美巔峰的原因，往往會歸因於士大夫階層的興起。
是的。政治是“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務，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但是，擁有一批精英階層，就可以達到文化繁榮了麼？那麼明清時代的精英階層，為何沒有把中國古代審美推向另一個巔峰呢？
美國漢學家艾朗諾《美的焦慮》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北宋時期士大夫中間出現來自市井的藝術活動：賞花、寫詞、寫日記等，從中發現了創作者心中面對傳統的不安和焦慮，這是創新與傳統之間的衝突。
艾朗諾發現，北宋文人在寫道牡丹、石頭還有詞這些東西的時候，經常會讓人感覺很焦慮。那是因為這些東西本來都是不入流的俗物，但是他們沒辦法對這些全新的美視而不見。
在宋代的商業背景下，市民社會空前活躍，這些所謂的俗物老百姓特別喜歡，它們像雨後的春筍一樣萌發出來。這就讓文人感到為難。一方面，他們不敢推翻既有的審美規範，因為這套規範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能毀了三觀；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希望自己能坦然地欣賞這些新的文藝形式。所以問題的癥結是，怎麼讓欣賞這些俗物變得名正言順。解決方案也就明擺著了，他們得想辦法給這些“俗物”正名。
比如書中舉例子，詩話這個文體是歐陽修發明的，但是他發明這個文體的時候其實也特別沒底氣、特別焦慮。這是歐陽修在晚年成名後發明的文體，篇幅短小，毫無邏輯，但是是對詩的一種顛覆。有人批評他，參與國家大事的士大夫怎麼能寫這些沒意義的口水文呢？歐陽修卻沒有反駁，默默選擇了接受。
他肯定不會想到，這種體裁以後會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主要形式。
這也許就是士大夫“端著”，又糾結的地方了。
當外在世界與內心哲學產生衝突，當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無法達成統一，那焦慮自然如影隨形，而這種焦慮促使了新一代知識分子風貌的最終形成。
金字塔頂尖的文人敏感地發現世界與內心的衝突，終究會跨過心裡的障礙，從而向外向內尋求解決的方法。他們政治家、文學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屬性，決定了堅定的入世立場，無論是身處順境還是逆境，總是憂國憂民，他們眼界開闊，不以個人得失為懷。
引領世間潮流的士大夫精英們，在市民文化的影響下，在高雅和世俗之間反覆橫跳，對文學形式求新求變，為哲學加入自己的註解，進一步催生了文化繁榮。
盛世下的暗流
混亂激盪的時代，如同烈酒，酣暢淋漓；
清平安樂的時代，如同清茶，暗流深藏。
朝堂之上，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慶曆新政的新黨，以“呂夷簡”為代表遵循傳統的保守派，二者相互爭鬥，直至自范仲淹、韓琦相繼被貶，慶曆新政宣告失敗，從此也為政壇開了一個黨同伐異的壞頭，但文壇大家們對儒學的探索卻一直沒有停歇。
從歐陽修堅持不重詩賦、以古文和策論科舉開始，新古文運動興起，曾鞏、蘇軾、蘇轍中舉，司馬光、王安石相繼進入朝堂。
新的時代開始來臨，但他們面對的卻是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愈演愈烈，朝廷養了無數的閒人，土地兼併愈演愈烈，繁榮富庶的大宋朝竟也難以為繼，急轉直下，終於到了不得不改、不得不變的時刻。
王安石率先舉起變法的大旗，與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又是數十年的恩怨糾葛。
蘇軾卻自成一派，王安石當政時，他支持司馬光一黨，認為變法不宜太急，慘遭貶謫；變法失敗，司馬光當政，他又認為變法亦有可取之處，不贊同全盤復辟，從此他的人生就如同我們所知的、開始不斷地流離。
蘇軾的行為讓人迷惑，但細想卻自有道理，促成他行動的指導思想正是早期的“思辨“，也是後來宋代儒學發展的重要基石。
正如政治上的追求一般，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等派，在不斷的探索下，融合宇宙自然和人生命運，並能治理國家的新儒學開始萌芽，這便是後世延綿的“理學”。
有趣的是，真正成為正統的思想，卻不是上述三個學派，與蘇軾同年取進士科的程顥、程頤兄弟提出核心觀點“存天理、去人慾”，確立了宋明理學開創者的位置。
理學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兼容佛道兩家的哲學理論，論證了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恆性，逐步成為官方哲學。
唐宋八大家，六位宋朝的士大夫們，在這黃金時代輪番登場，他們思索著治世的學問，探究著儒學的至理。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引領萬萬千千知識分子的呼喊，就是從這個時代發出的盛世之音！
儒學兼收幷蓄的特性，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完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使命。
朱熹在南宋時期彙編了前朝思想，理學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可行的實施方案，儒學的系統性第一次變得完整，重新確立了統治地位。
但從長遠來看，理學的衰落也有跡可循。
明清時期，程朱理學作為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為維護社會秩序，通過科舉制度，嚴格控制士人知識和思考的範圍，導致後期知識分子思想僵化，逐步發展為統治者維持統治正統性的工具，同時，作為封建等級社會的思想，也無法保證公平、平等，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直至近現代中華文明遭遇滅頂之災。
知曉歷史的我們，此時再看《清平樂》，看著君臣協力，前赴後繼，難道不會眼含熱淚？
這或許就是宋的氣質，盛世的底色下一腔熱血，難掩悲涼。
參考文獻：《美的焦慮》得到app，盛珂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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