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線上研討會上的發言（2020年4月8日上午）。
我從“疫情發生後的國際國內視角”談5句話，作為“點到為止”的基本認識。
第一句話，世界經濟在遭受重挫的情況之下很有“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特徵，要求我們對形勢變化密切跟蹤——在美歐接近或者達到疫情高峰的當下，要特別警惕印度和非洲疫情的惡化。我們需要冷靜縝密地考慮短、中、長期的對策。
第二句話，我認為全球產業鏈正在遭受非比尋常的衝擊，但是不會崩潰。所謂全球化的大趨勢，它是有來潮、有退潮、有回波，但是主潮流沒有變。認識這一點，基本邏輯與依據就在於我們已經在反覆研討中，看到了由一系列基本因素決定，我們這個全球時代的主題，仍然是和平與發展，它沒有變。
第三句話，中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仍然具有相對優勢。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國內的疫情基本收斂控制以後，抗疫的物資現在實際上是在供應全球。我看到一個數據，3月1號到4月4日，一個月出頭，中國出口驗放的口罩數量是38.6億支；有關部門披露信息，我國防護服的日產量是300多萬件以上，而且還可以提高產能；另外，呼吸機、消毒液等等我們也有相當規模的產能和進一步提升的能力，如果以後更多的區域，比如前面提到的印度、非洲需要援助的時候，其實這也是一些和我們具體能力結合在一起可做的事情。當然，在另外一個方面，確實還有很多的不利因素，我們要防止從中期、長期來看，所謂“兩面夾擊”的“中等收入陷阱”這方面的制約，就是低端我們現在顯然已經在不斷喪失低廉勞動成本的相對優勢，競爭不過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緬甸等等這些新興的發展中經濟體，高端我們顯然還有自己明顯的短板，和發達經濟體相比，在引領性、原創性、高附加值的高科技方面，我們還必須努力爭取能夠繼續縮小和他們的距離。在追求中長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慮之下，短期就一定要有大決心，要啟動非常之策，今年我們要狠抓擴大內需，不能聽任經濟增長往下滑坡——當然，優化結構和提質增效是這裡面實質性的追求。過去研討中我已經說了自己的觀點，就是要以有力度的有效投融資帶動預期向好和消費潛力釋放，今天就不再展開說。
第四句話，中國要力求高水平的內政外交。我們仍然應該聚焦“以人為本”、“和平崛起”的現代化，為形成高水平的國家治理和高質量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結合，關鍵一招仍然是中國的“改革攻堅克難”，說了這麼多年，看能不能夠按照中央的部署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個事情無法迴避。
第五句話，在中國科技高端的突破勢在必行這方面，顯然需要要有突出若干重點而分別定製化的方案。比如說芯片，我在另外的場合專門說過，花多少錢人家也不賣給你的這種一流的科技成果，要靠自己以“舉國體制2.0版”來突破。我們過去的“兩彈一星”那是1.0版，現在的2.0版仍然是舉國體制，但關鍵卻是在於怎麼樣能夠以批量化、高質量的產出供給，經受全球市場的考驗——芯片的這個過程可能短則三年、五年，長則八年、十年，但是一定要衝過這個瓶頸期。另外一些是不是我們也得考慮，比如光刻機。
這些想法供各位參考，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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