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園
主題：我的父親汪曾祺——老頭兒的隨和與固執時間：2020年3月8日14：30主講：汪朗（汪曾祺長子、散文作家）
大家下午好，我是汪朗，作家汪曾祺的兒子，今天下午和大家一塊兒聊聊我們家的老頭兒汪曾祺。
今年3月5日是老頭兒一百週年誕辰，好多媒體也都搞一些活動，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搞了幾場網上直播，想讓我也參加這個活動。這個事情好像也不太好推脫，因為人文社花了八年時間編了一套新的《汪曾祺全集》，去年出版，賣得還不錯，讀者也挺歡迎。人家花了那麼大的功夫，需要咱們幫著敲敲邊鼓也是應該的。更重要的是，下一步人文社還要繼續出《汪曾祺全集》的平裝本，還有好多後續工作，我們還等著繼續跟著沾沾光。所以這些活動還是應該參加一下，也正好借這個機會，跟大家談談我們家老頭兒的一些情況。
說正題之前先說點題外話，今天是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祝在座的婦女同志們精神愉快、身體健康，特別是繼續掌好家庭的大權，當好一把手。這一點我們家老頭兒也是身體力行的，我們家的一把手向來都是婦女，從他那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希望在座的婦女同志們繼續努力。
我自己選的題目是談老頭兒汪曾祺的隨和和固執，談談我們對他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但是因為看了看前邊的幾個講座，專家們談得都比較高深，像《汪曾祺全集》主編郭娟談《全集》是怎麼編出來的，還有社科院文學所楊早談他們家三代怎麼讀我們家老頭兒的作品，昨天孫鬱先生談汪曾祺的語言特色，都有很多幹貨，我如果談得太隨便了，有點跟人家匹配不上，所以想了想，在談老頭汪曾祺的隨和和固執之前加上一小段，得和人文社出的這套《汪曾祺全集》有點關係，加上這一段“買一送一”吧，加上這段的標題就是：從《汪曾祺全集》看汪曾祺的“劣跡”。這一點可能別人沒怎麼說。
這個劣跡可以加引號，也可以不加引號，因為確確實實是他乾的一些按照現行標準來說不是太正面的事情，但是也是挺好玩的事情。嚴格地說他的劣跡，可能通過《全集》能找出好多好多來，因為時間關係，我只給他列出三條：第一條是他上大學的時候當槍手，被聞一多先生髮現了；第二條也是他上大學的時候賣弄文采，被沈從文先生批了；第三條是他當了“右派”以後死不悔改，檢查裡頭還死氣白咧的要搞文學創作。這些都不是我在這憑空編出來的，都是《全集》裡邊文章作為實實在在的證據，買到《汪曾祺全集》的讀者在看的時候可以對這幾方面多加關注，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導讀吧。
第一條談汪曾祺上大學的時候當槍手，被聞一多先生髮現了。老頭兒是1939年考取的西南聯大，讀的中文系。當時中文系裡可以說名教授雲集，像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羅常培先生、沈從文先生、王力先生（《古代漢語》作者），多了去，我們也不是特別熟，大家查查歷史都可以知道。在大學期間，他說不上是好學生，也說不上是壞學生，起碼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學生，學習比較隨意，喜歡聽的課就多聽一點，不喜歡聽的課可能經常逃課去幹點別的，自己翻書，或者在茶館裡頭自己看東西。所以很難用現在通行的定義來描述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生，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所謂的學霸，另一方面就是學渣了。
西南聯大期間，與同學朱德熙（右）、李榮（左）合影
所以有些老師很喜歡他，覺得他很有才氣。有些老師看不上他，覺得不好好聽老師的課，當然老師心裡頭不太痛快。其中他不愛聽的課之一就是朱自清先生講的課，據他說朱先生講課非常認真，都是一板一眼，每次準備很多卡片，而且講得非常仔細，他不喜歡這種老師的風格，所以經常逃課。大學學完以後找不著工作，他們當時的系主任羅常培先生曾經想把他推薦給朱自清先生當助教，結果朱先生一口回絕，理由很簡單，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聽，他怎麼能給我當助教呢。所以這時候老頭兒才知道，老師是不可以隨便得罪的。
但是同時還有好多老師很喜歡他，覺得他比較有才氣，能玩點小聰明。其中就有聞一多先生，他對聞一多先生的印象也挺好，也寫過一些回憶文章。聞先生上課講了什麼他印象不是很深，但是有一點總跟我們說，聞先生上課的時候是可以抽菸的，上課以後自己先掏出煙給在座的學生敬菸，大家看到先生在場，誰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抽菸，等聞先生自己把煙點起來，下邊這些抽菸的也都一個一個的掏出來，在那吹雲吐霧，其中現場抽菸的就有汪曾祺。當然他對聞先生講的課印象挺深的，而且寫過不少文章。
等他畢業以後，有一次一個比他低一屆的同學，叫做楊毓珉，後來也是他在北京京劇院搞創作的同事。楊毓珉上大學的時候就喜歡排戲演戲，等臨到期末聞先生有一門課需要考試。聞先生的課當時不是閉卷考試，學生寫一篇讀書報告，如果覺得水平還可以就能過關。他找到我們家老頭兒說這段都忙著排戲，實在沒顧得上學業，馬上要寫一篇讀書報告，你能不能幫我寫一個？那時候老頭兒好像已經畢業了，於是老頭兒給他寫了一篇聞先生課的讀書報告，因為聞先生講的課他以前是聽過的。結果聞先生看過以後大加讚賞，說你這篇東西寫得非常好，比汪曾祺還好。那就證明聞先生是知道汪曾祺寫作的一些特點，所以就說這個東西比汪曾祺的東西還要好。後來這個同學有點不好意思，既然讓聞先生髮現了，就說這篇東西就是汪曾祺替我寫的。後來他（楊毓珉）把這個東西交給我們的時候是2000年左右，那時候老頭兒已經不在了，他從箱子底兒把這個東西又找出來（這個不是汪曾祺給他寫的原文，是他抄的一個抄件）交給我。他跟聞先生也坦白了，聞先生也比較大度，因為好歹這也是一個東西，所以也讓他畢業了，但是沒有給他特別高的分，大概七八十分吧。
這個事以前老頭兒也跟我們說過，很得意地說他當時寫過這麼一篇東西，是談李賀的。至於寫的具體論述是什麼記不太清楚，只是說裡邊有那麼兩句話：“別人寫詩像是在一張白紙上畫畫，李賀寫詩是在一張黑紙上畫畫，所以他給人的感覺就不一樣，他因為在黑紙上畫，色彩什麼的必須要更濃烈，而且更冷峻，有自己的特點。”他只是說到這些，因為他逝世以後，楊毓珉找到這個原文交給我們，這次人文社編《全集》的時候第一次被收到《汪曾祺著作集》裡面，以前只是我們在回憶文章裡面引用一下。所以他當年當槍手被聞一多先生識破的這個證據就留下來了，而且是放在《汪曾祺全集》談藝卷裡頭的第一篇，因為那個寫的年頭比較早。
後來我們拿這個文章看了看，覺得確實老頭兒的回憶挺準確的，我給大家念一段這個文章。文章的題目有點與眾不同，叫做《黑罌粟花——李賀歌詩編讀後》。一般的罌粟花都是紅的，他認為李賀的詩篇就是罌粟花的變異，變黑了，所以這個題目就挺吸引人的。
“他（指李賀）精神既不正常，當然詩就極其怪豔了。他的時代是黑的，這正做了他的詩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畫他的夢；一片濃綠，一片殷紅，一片金色，交織成一幅不可解的圖案，而這些圖案充滿了魔性。這些顏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過的，那是整個唐朝的顏色。李長吉是一條在幽谷中採食百花釀成毒，毒死自己的蛇。”
當時他的東西就有自己的特點，所以能夠讓聞先生一下就感覺出來。
老頭兒這篇東西受到聞一多先生的稱讚，可能也與他把聞先生講課的內容劃入其中有關。他在《西南聯大中文系》這篇文章裡說過，他說：“聞先生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聞先生當為第一人。”而老頭兒這篇談李賀詩篇的文章也是借用繪畫術語分析李賀的作品風格，可以看出他對聞先生講課的內容還是很有體會的，所以聞先生也能夠看出他的寫作風格。
這是一件事，當年他上大學的時候給同學當槍手寫的文章被聞先生髮現了，現在這個證據就收在《汪曾祺全集》裡邊。
老頭兒在《西南聯大中文系》這個文章裡頭（《全集》也收了），實際上還有好多自吹自擂的東西，別人不太知道，我在這裡也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他說：“聯大中文系不少教授都很愛才，有一個同學在楊振聲先生教的漢魏六朝詩選課上，就車輪生四角這樣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寫了一篇很短的報告《方車論》（車輪生四角，車輪不是圓的，是方的），就憑這份報告在期中考試時，楊先生宣佈該學生可以免考。中文系主任羅常培介紹一個學生到聯大先修班（先修班就是預科）教書，叫學生拿他的親筆介紹信上去找先修班的李繼侗先生，介紹信上寫的是‘該生素具創作夙慧’。一個同學根據另一個同學的一句新詩（是一個談抽象派畫的新詩），說願殿堂毀塌於建成之先，就是利用這個詩意填的一首詞，作為詩法課的練習交給王了一先生（即王力先生）。王先生的評語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處不須論’。老師說學生具有夙慧、具有仙骨，這種對於學生過甚其辭的評價，恐怕不會出於今天大學教授的筆下。”
這裡頭的幾個例子，他不太好說這些評語都是給誰的，實際上都是給汪曾祺的。只不過他覺得都點出來說我如何如何，有點過份自吹自擂了。但是他跟我們聊天的時候很得意地把這些都講到過，而且不是一個同學如何如何，而是汪曾祺當年如何如何受到老師的這種誇讚。
當然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在學校也捱過批，除了朱自清先生，包括沈從文先生也批判過他，這一點他在文章裡也說過，但說的不是很詳細。批判他的證據，這次也收在《汪曾祺全集》裡邊了。他曾經多次寫過回憶沈先生的文章，而且很得意地說他不僅是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而且還是得意高足，這個都是事實。而且有一點他實在是不好意思說，沈先生教他個體文寫作，文學創作課讓學生課堂實習寫一些作品，對他寫出的東西給120分。滿分是100分，沈從文先生不管不顧給了他120分，所以他很得意。這是他悄悄跟我們說過的，但在文章裡不好意思寫。
同時，沈先生對他的文學創作，除了指點以外，有些時候也有批評，甚至敲打。老頭兒曾經回憶說，有一次他寫過一篇小說，全篇全用對話，沈從文先生看過之後給他的評價說你寫的不是小說，是兩個聰明腦殼在打架。從此汪曾祺明白了，小說中的對話要符合人物性格和經歷，不是作者顯示自己聰明的地方。
這次人文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收錄了這篇兩個聰明腦殼在打架的小說。這篇小說原來在哪兒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他只記得寫過這麼一篇東西，這次人文社組織各種專家學者把它從犄角旮旯裡找出來了。這篇文章的題目叫《葡萄上的輕粉》，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來看一看。這裡頭還真是兩個聰明腦殼在打架，說的都不是人話，就是兩個人在鬥智鬥勇。我覺得幸虧有了沈先生這種及時的提醒和教誨，讓老頭兒明白真正的文學創作的正確途徑是什麼，要不然老頭兒的文學創作可能還不知道會拐到什麼地方去，他可能也就不會有今天的這種成就。
這篇東西，這兩個聰明腦殼是怎麼打架的，我也可以給大家念兩句。他這篇東西從頭到尾，每段都是引號開頭，引號結尾，就是兩個人在對話，描寫、評論這些都沒有，全都是對話。
一個人說“你幹甚麼？僅向草叢裡的黑暗深處看，又把煙噴向你所看的地方，跟別人在一起而沉默至一吾靈偽（這幾個字什麼意思我現在弄不清楚）。”
另外一個人根本不接茬，說“你看這種豆子，野生的，春天開的花兒是深紫色的，樣子像麝香豌豆，整個的花兒還不及麝香豌豆一個瓣子大，它的卷鬚也就像一根鬚發。”
下邊說“你把我僅有的一點植物學興趣整個打消了，你看了半天豆子，就在半天當中已經有多少豆子在你眼前掙破莢，撒在地裡了。”
“我從來沒有一刻不說話。”
“這句話已經浸了過多唾液，碰一碰就發臭；沉默也是一種語言。”
“文到全篇都是警句時便不復有警句。”
哪兒和哪兒都不挨著，兩個聰明腦殼打架，這個作品，記憶中是有這麼一件事，但是全文是什麼東西，他生前也都記不住了，這次人文社組織專家找出來，收到《汪曾祺全集》小說卷裡邊。所以他當年寫的東西受到沈從文先生批判的證據，就在《汪曾祺全集》之中。
從這些也可以看出老頭兒當年是很有才氣的，另外，也不是說一下便思想或者創作技法都非常成熟的，也是不斷摸索。但是他有一點很明確，他從上大學的時候就立下了搞文學創作的志向，而且死不悔改，始終想著這件事。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他1958年當了“右派”以後到張家口去勞動改造，就在那種環境下，他寫的思想改造彙報還念念不忘想搞文學創作，這個證據也收到《汪曾祺全集》第11卷詩歌雜著卷。雜著就是亂七八糟，裡面有檢查、有報告、有小傳，這個檢查是收的唯一一篇檢查。可以看出即便他已經到最底層了，對於文學創作始終賊心不死。
我可以給大家念上一小段：
“我對現在的工作是有興趣的，但覺得究竟不是我的專長。（當時他寫這個檢查的時候是被下放到馬鈴薯工作站去畫馬鈴薯的花兒，他說對畫馬鈴薯圖譜有興趣，但是覺得究竟不是我的專長。）有一晚無燈黑坐，曾信筆寫了一首舊詩。三十年前了了時，曾擬許身作畫師，何期出塞修芋譜（芋譜，相當於馬鈴薯圖譜），搔發臨畦和胭脂（三十年前被人稱讚頗為聰明的時候，曾經打算做一個畫家，沒想到到塞外來畫山藥品種志的圖，搔著滿頭白髮在山藥地旁邊來和胭脂）。我總是希望能夠再從事文學工作，不論是搞創作、搞古典，或民間文學，或搞戲曲，那樣才能‘揚眉吐氣’，問題即在於‘揚眉吐氣’顯然是從個人的名位利害出發，不是從工作需要出發，對於‘立功贖罪’距離更遠。”
他在那種情況下沒有說我應該好好改造思想，徹底端正個人主義，而是還在想我應該搞文學創作，不管搞純文學、搞古典研究、搞劇本、搞民間文學都可以。所以真是，志向不改——這是好詞，反義詞就是賊心不死。但是正因為他有這種始終不改的志向，所以對他日後有機會重新拿起筆來搞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幫助。他如果早早就死了這條心，他也不可能等到60歲以後很快進入旺盛的創作狀態。這就是我們家老頭兒的死不改悔的一個證據，這個檢查也收在《汪曾祺全集》裡邊，也挺好玩的，因為他的檢查和一般人寫的檢查，整個行文風格都不一樣，跟寫散文似的。
我就先說這三條吧。
下面說正題——老頭兒汪曾祺的隨和和固執。許多認識我們家老頭兒汪曾祺的人，都說他人很隨和，一塊參加活動的時候很少跟人較勁，不會你說東我說西，跟你沒完沒了地辯論。有時候還經常抖點小機靈，說兩個笑話，搞點小幽默，逗大家哈哈一笑。他和年輕的作家關係尤其好，這些年輕作家都挺喜歡他的，特別是女作家。
其實這個老頭兒既有隨和的一面，也有認死理的時候，有時候甚至相當固執，這一點可能我們家人理解更深刻。有時候他在外面還會偽裝，老頭兒在家裡的脾氣總的來說是挺好的，很少有疾言厲色的時候，我們家從來不是嚴父慈母，而是倒過來，慈父嚴母，我媽的管教很厲害，老頭兒都是很隨意、很溫和。由於他脾氣比較好，所以在家往往被人呼來喝去，家庭地位也不高，他總是排在我們家幾口人的最後，剛結婚的時候肯定他是二把手，有了孩子他就是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有了孫女、外孫女他就是六把手、七把手，我們家沒養貓和狗，要不然他還得往後排。
老頭兒地位不高的一個標誌就是全家人都管他叫“老頭兒”。最初是我媽叫，我媽叫當然理所應當，叫著也比較親近。後來我們幾個兄妹叫，低了一輩也還馬馬虎虎。再後來就是他的孫女和外孫女也跟著叫，外孫女剛開始說話不利索的時候就開始老頭兒、老頭兒地叫上了，他都樂呵呵的答應，好像這個“老頭兒”就是叫他的，他就該叫老頭兒。倒是外人有些看不慣，我丈母孃當年到我們家去串親戚，回去以後跟我愛人說，慧慧（我女兒）怎麼管爺爺叫老頭兒啊？簡直沒大沒小。老頭兒聽到以後哈哈笑得很開心，全然不以為意，後來還寫了一篇文章論述他對沒大沒小的看法，這就是好多人都熟悉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文章中有一段是這麼說的：“我的孩子有時管我叫爸，有時管我叫老頭子，連我的孫女都跟著叫，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代的、充滿人情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意思，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儘量保持一點童心。”因此汪曾祺的“老頭兒”這個稱謂完全是他自找的。
孫女和外孫女不但管汪曾祺叫老頭兒，還經常給他上課，對他的文章說三道四。一次我們全家人在一起聊老頭兒的作品，大家都說的是好話，只有他孫女汪慧氣哄哄地說：爺爺寫的東西一點也不好，沒詞兒。當時她上小學四五級，老師讓他們從文學作品裡找點名言警句用在自己的作文裡，於是她找了老頭兒的書翻了一遛夠，因為她覺得我們家有一個作家，所以找找老頭兒的書翻。結果一個名言警句也沒找著，於是很生氣。她的表妹比她低一年級，那時候大概三年級左右，也站在一邊敲邊鼓，慢騰騰地說就是嘛。她還說：另外，中心思想一點也不突出，扯著扯著就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按照我們老師的評分標準，最多算個二類文。老頭兒聽完一點不生氣，還哈哈笑，嘴裡一再重複著：沒詞沒詞，說得好說得好。
汪曾祺年輕時寫的文章裡面的詞兒多得很，真是才氣縱橫，你看著都費勁，你要是看人文社出的《汪曾祺全集》他的早期作品，全都是各種各樣的詞彙。但是慢慢地，他越寫越簡單，越寫越樸素，這也跟他對於文學和文字的理解不斷加深有關，所以花花詞越來越少，文章反而變得更有味道，因此“沒詞兒”可以說是我們家老頭兒的一種文學追求。
1994年在家中作畫
老頭兒平時還喜歡畫兩筆畫，這成了他的孫輩們批判的對象。一次畫了一幅荷花，這兩個小孩看了以後你一言我一語地批評說，荷花應該長在水裡的，怎麼看不出來呢？就兩個杆子在那幹杵著，咱們給他添上吧。於是他們在老頭兒的荷花下邊添了幾個水紋，然後看了看說這個畫怎麼右邊空那麼大的地方，一大片空白也不好看，給它添上兩朵花吧。又給畫上兩朵荷花，本來老頭兒好好的一幅畫，給弄得全不成樣子了。可是老頭兒看完以後一點不生氣，好像沒有這麼一回事似的。這幅畫之後一直扔在那沒有人管，前一段我們家裡收拾東西把這個畫給找出來，一看還挺有意思的，這可能是他平常畫的畫裡頭唯一一幅和孫子輩合作的作品，於是我們把它給裱了裱，準備掛起來看著玩兒。
還有一次過春節，大人帶著兩個小孩去逛商店，他們倆一塊商量給老頭兒帶一件禮物。什麼禮物呢？是一個特別小的鳥窩模型——編織的一個工藝品，一個小鳥窩，裡邊有兩個鳥蛋的模型，鳥窩邊上還站著兩隻小鳥。這兩個孩子很認真地跟老頭兒說，爺爺你畫的鳥太醜了，老是瞪著大眼睛，脖子梗著，一條腿還在翹著，一點也不像，給你買一個好看的鳥，你以後照著鳥好好畫。老頭兒聽了以後一點不生氣，笑呵呵地把這個鳥窩放進自己的書櫃一直留著，雖然他以後畫的鳥還是瞪著眼睛、梗著脖子不改，但是鳥窩一直在那留著，不跟這些小孩子們一般見識。
老頭兒雖然脾氣很好，偶爾也有發火的時候，有時候還挺激烈，主要是他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時候。雖然“四人幫”倒臺之後老頭兒曾經被清查過一段，而且罪名很是離奇，這就不說了，反正是比較離奇，所以他覺得很委屈。因為當時他覺得“四人幫”倒了，他應該算是揚眉吐氣了。“四人幫”的時候他是受壓抑的，人家說你是紅人，所以差距比較大，又給他查了一下，他很生氣，覺得自己受了委屈，讓他沒完沒了地寫各種檢查和交代材料，弄得他很鬱悶。好在當時沒有什麼批鬥，也不用隔離，每天都能回家，回家他就耍脾氣，經常喝點小酒，老在那大聲叫說：我冤枉啊、我冤枉啊，這些工作人員不懂政策。有時候喝多點兒，還拿把菜刀舉著說：我要把手指頭剁了，剁指明志，從此再不寫東西。就這樣鬧騰。
後來他有一個排解鬱悶的方法，就是畫畫。喝完酒鋪開紙畫畫，畫瞪著大眼睛的魚，蜷著一條腿的鳥兒，畫完以後還題字，上面寫著“八大山人，無此霸悍”，那時候能看出老頭兒還是有脾氣的。我們一個是勸勸他，實在不行就把他打壓下去，就說你別在這胡鬧了、老實點之類的，等他酒勁散了就過去了。後來清查不了了之，他的脾氣小多了，以後寫一點文章又有點名氣，到處有人捧著，人就變得更隨和了。所以老頭兒的隨和還是讀者捧起來的，因為他覺得他舒服了，就比較隨和了。
汪曾祺在一般的事情上還是比較隨和的，但有時候也很固執，這主要表現在他對文學作品上，60歲以後他在文壇上有些影響，於是也給人寫一些評論，他曾經在詩裡面說自己也寫書評也做序，不開風氣不為師。這個“不開風氣不為師”好像是從龔自珍的詩來的，龔自珍的詩是“但開風氣不為師”。後一句看著挺謙虛，實際上你明白這個由來，還是有點小得意。前一句倒是大實話，他也給別人寫書評，也寫一些序言，因為名氣大了，找他的人也比較多。但是老頭兒寫的這個書評序言，好話也說，可是有一條原則，絕對不添油加醋，絕對不會把他看不上的地方說成優點。最典型的是他跟林斤瀾和鄧友梅兩個叔叔的關係特別好，都是幾十年的交情，但是他給他們的文章寫評論也都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好就是好，不好的地方，甭管是誰寫的，他都不會說一個好話。
林斤瀾叔叔後來在寫作上有很多變革和嘗試，有時候文字可能有些澀，老頭兒對這個不是太贊同，但是他也不明說出來。有一次他受人之託，寫了一個關於林斤瀾《矮凳橋》系列小說的評論，當然整個給比較高的評價和肯定，但是最後他很委婉地在結尾說，“斤瀾的語言越來越澀，我覺得斤瀾不妨把他的語言稍微往回拉一拉，更順一些，這樣會使讀者覺得更親近一些，順和澀可以統一起來，斤瀾有意使讀者陌生，但還不是拒人於千里之外。陌生和親切也是可以統一起來的，讓讀者覺得更親切一些，不好嗎？”文章最後引了一句董解元的話，“董解元雲，冷淡清虛最難做。斤瀾珍重。”
1995年秋與作家林斤瀾在溫州
我每次看到這兒都覺得這個老頭兒還真是對林叔叔情深義重，一句珍重飽含了真情，同時也表明了老頭兒的態度，這樣的交往才是真朋友的交往。
對他自己的作品老頭兒也十分固執，往往是想透了再動筆，輕易不進行修改。老頭兒和林斤瀾的關係很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經常請林叔叔到我們家喝酒，兩人經常結伴到各地巡遊講課。他去世後我們每年春節都要去林斤瀾家拜年聊天，林叔叔說老頭兒給他作品提的意見，他基本都改了，但是他給老頭兒提的建議，老頭兒基本都不聽。比如說老頭兒寫過一篇《黃油烙餅》，說的是三年困難時期的農村生活，其中有一段說當時地方要開三級幹部會，殺豬宰羊。文章裡說三級幹部會就是三級幹部吃飯，林斤瀾建議把“三級幹部吃飯”改成“三級幹部會餐”，因為當時流行“會餐”這個詞。老頭兒很認真地想了想，最後還是沒有改。他沒有跟林叔叔說原因，我猜想他這篇小說是以一個八歲的叫蕭勝的農村孩子的視角去看各種事物，而這樣的孩子頭腦中不會有“會餐”這樣的詞彙，因此只能用吃飯。
這個猜想並不是一點根據也沒有，《黃油烙餅》中還有一段寫的是蕭勝和他的爸爸到壩上的見聞，其中寫到蕭勝看到一片馬蘭花。文章裡說“嗬！這一大片馬蘭。馬蘭他們家鄉也有，可沒有這裡的高大，長齊大人的腰那麼高，開著巴掌大的藍蝴蝶一樣的花兒，一眼望不到邊。這一大片馬蘭，他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像在一個夢裡。”老頭兒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如果蕭勝是一個城市裡的孩子，他看到這片馬蘭的感覺就應該是進入一個童話世界，但是這個八歲的農村孩子不會有這樣的詞彙，因此他只能寫成他像在一個夢裡。
汪曾祺寫作這麼摳字眼兒，很大程度來自於他的老師沈從文的一句教誨，那就是貼到人物寫。對於這一點，老頭兒有許多的闡述，其中有一點是說，“寫其他部分都要附麗於人物，比如說，寫風景也不能與人物無關，風景就是人物活動的環境，同時也是人物對周圍環境的感覺，風景是人物眼中的風景，大部分時候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風景，用人物的耳朵去聽聲音，用人物的感覺去感覺周圍的世界。你寫秋天，寫一個農民，只能是農民感覺的秋天，不能用寫大學生感覺的秋天來寫農民眼裡的秋天。”這就是他對貼到人物寫的一些感受，他的許多作品的行文用字都體現了沈先生對他的教誨，這是他的一個固執。
1961年與沈從文先生在中山公園
還有一件事能看出老頭兒對於文字的顧慮，他在1982年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叫《說短》（談現代小說的），其中有這麼一段，他說“現代小說是忙書，不是閒書，現代小說不是在花園裡讀的，不是在書齋裡讀的。現代小說的讀者不是有錢的老婦人躺在櫻桃花的陰影裡，由陪伴女郎讀給她聽。不是文人雅士，明窗淨几，竹韻茶煙。現代小說的讀者是工人、學生、幹部，他們讀小說都是抓空，一面讀小說，一面抓起一個芝麻燒餅或漢堡包（看也不看）送進嘴裡，同時思索著生活。現代小說要符合現代生活方式、現代生活節奏。現代小說是快餐，是芝麻燒餅或漢堡包，當然要做得好吃一些。”
這個文章是1982年的時候寫的，現在大家當然知道漢堡包是什麼東西，但是當時中國人沒吃過漢堡包，麥當勞、肯德基一家店都沒進入中國。於是發表的時候可能編輯覺得漢堡包有點太超前了，和中國不搭界，就把裡面的“漢堡包”都改成“麵包”。老頭兒特別不高興，嘟囔好幾天。其實他那會兒也沒有吃過漢堡包，也沒有見過漢堡包，但是他覺得漢堡包是現代快節奏生活的代表，麵包體現不出這個特點。另外，他覺得麵包那麼幹，怎麼就看也不看塞到嘴裡呢？噎得人吃不下去。於是他嘟囔好幾天。後來這篇文章收到別的文集，當時浙江文藝出的《晚翠文壇》裡頭，他堅決把所有的“麵包”又改回“漢堡包”，因為這樣才能體現他想表達的意思。這次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汪曾祺全集》的時候，他們有一個原則是一定要依據文章最早發表時候的文字，於是編輯很負責任地照著當年最早發表的那一版（在《光明日報》上），又把“漢堡包”改回“麵包”。結果我看樣的時候，因為這篇文章以前的改動過程，家裡人是知道的，所以我看的時候特別注意一下，趕快又改回“漢堡包”，當然我也查了他生前編的集子，最後把“麵包”改成“漢堡包”，加了一段說明告訴編輯為什麼這麼改，當年是怎麼改成“麵包”，後來又怎麼改成“漢堡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下，隨後出現在《汪曾祺全集》的終於恢復到“漢堡包”。這也是他的一個固執的案例。
有時候他的固執也沒法堅持到底，因為我們家沒有搞文學創作的，老頭兒還有一個謙虛之處，經常寫完文章都要給我們看一看，做一個審讀吧。這些人看文章從文學上提不出什麼意見，於是在文學之外的一些細枝末節上，橫挑鼻子豎挑眼的時候也有，有時候也鬧出一些小笑話。比如他寫過一篇很有名的小小說《陳小手》，是《故里三陳》裡面最短、最經典的一篇。《陳小手》寫的是家鄉的一個男性產科醫生，醫術特別高，給國民黨的一個團長的姨太太（還是正太太）接生孩子，接生完以後被團長一槍打死了，大概是這麼一個過程。裡邊有一段話，“陳小手的得名是因為他手特別小，比女人的手還要小，比一般女人的手更柔軟細嫩，他專能治難產，橫生倒生都能接下來。”
這本來是很正常的敘述，但是我媽媽看完這段話一本正經地說，“這個說得不符合科學，沒有一個產科醫生單憑一雙手就能解決難產問題，就是李巧珍（音）也要使用藥物和器械。”因為我媽在家裡是絕對的一把手，原來在新華社又是搞醫學報道的，有些專業知識。更重要的，當年我就是李巧珍接生的，也是難產，是李巧珍拿產鉗給我夾出來的。所以這些有力證據讓老頭兒實在難以招架，最後只好很不情願地在後面又加了一個括號，裡面寫著“他當然也要藉助於藥物和器械”。現在每次我看《陳小手》文章裡的這個括號就想笑，好端端的一篇文學作品，差點讓我們這些外行改成了科普文章，幸虧這些人還有自知之明，沒有太放肆，不然汪曾祺的東西就沒法看了。
不過遇到重大問題，老頭兒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主張的，他寫過一篇小說《寂寞和溫暖》，文章的最後有一行小注，內容是“1980年12月16日六稿”，這篇小說連寫了六遍，充分體現老頭兒的這種固執。《寂寞和溫暖》寫的是一個農業科技研究所的女技術員，叫沈沅，被打成“右派”以後的境遇，其中有很多素材是來自老頭兒當年當“右派”下放勞動的經歷（當時反右題材的小說很火，許多作家都當過“右派”，都寫過自己這段經歷）。大概的總體基調是說當了“右派”如何倒黴，如何受罪，境遇如何悲慘，當然最後也有碰見好心人的情況。我們看完以後說老頭兒你也當過“右派”、有過經歷，你也寫點東西吧。老頭兒開始不答應，後來禁不住我們老在那磨嘰，於是寫了這篇小說。
1958年，在張家口農業科學研究所下放勞動（右）
我們家裡人一看，你這個格調怎麼跟別人寫的都不一樣，好像小說主人公當“右派”以後根本沒受過什麼罪，雖然心情有點寂寞，但是到處都能遇到好人，同事對他很好，他的導師對他也很好，農科所的飼養員還給他說了好多鼓勵的話，最後來了一個新所長不但對他關懷備至，還推薦他當先進工作者，這個所長還唸了龔自珍的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是當過“右派”人的感受嗎？於是大家一致認為不行，得重寫。老頭兒當然不生氣，讓我改就改，改完一遍拿出來看不行再改，改來改去還是那個調調，而且還變本加厲了。他那個小說，我現在手裡有第三版手稿，原來的小說叫《寂寞》，好歹還好一點，最後改來改去變成《寂寞和溫暖》，寂寞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溫暖。耗得全家實在沒轍了，算了，由他去吧，溫暖就溫暖吧。於是老頭兒的創作史上有了這麼一篇寫了六稿的小說，如果家裡人再折騰，十幾稿可能都能寫，當然這個調調是不會改變的。
後來老頭兒寫過一篇散文叫《隨遇而安》，回憶當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的過程，其中看得出來，他實際勞動改造還是挺苦的，起豬圈、刨凍糞，扛著170斤的麻袋上高跳，往糧囤裡頭倒，這活兒我都知道，因為我也插過隊，那都是苦活累活，那會兒他都是小四十的人了，能咬緊牙扛過來挺不容易的，可是他在文章裡從來不願意過多地渲染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美好的東西加以剪裁或者放大呈現給讀者。
他寫過一首詩，前面四句是：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人間送小溫”是他的作品特別是60歲以後作品的一個底色，別人很難改變他，這就是汪曾祺的固執之處。
今天就聊到這吧，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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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全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汪曾祺全集》是汪曾祺一生所著所寫文字的總集，收入迄今為止發現的汪曾祺全部文學作品以及書信、題跋等日常文書，共分12卷：小說3卷，散文3卷，戲劇2卷，談藝2卷，詩歌及雜著1卷，書信1卷，並附年表，共計400多萬字。
編全集是一個大工程，《汪曾祺全集》也不例外。我們一起努力了八年，前期制定編輯原則、體例，確定《全集》怎麼編，同時物色、確定各卷主編人選；中期與主編、分卷主編協調工作、解決編校問題，並將汪家提供的和人文社徵集的文章、書信陸續寄給各分卷主編；後期督導進度，完成編輯工作。在此過程中，發動社會力量輯佚鉤沉，廣泛徵詢專家學者對於《全集》編輯工作的意見，結合人文社的出版經驗，最終打造出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汪曾祺全集》。
你好，汪曾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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