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讀書，無法可循，無經典可參照，讀的大多數是一些雜七雜八的書，很多都是名作家選集或者名篇選集之類的讀物，認識汪曾祺就從這些選集中獲取的印象。現在回想起來，都是名家，為啥偏偏對汪曾祺的文字印象最深？大概就是感覺到他的文字與那些主旋律的名家不一樣。
《老頭兒汪曾祺》收錄了子女們對他的印象，算是一本回憶錄或者傳記性質的書。其中提到，他的孫女上小學五六年級時，老師讓學生從文學名著中摘抄一些華麗的辭藻，以便寫作文時應用。她把名作家爺爺的書翻了一遍，也沒發現什麼好詞兒，因此斷定：“爺爺寫的文章一點兒都不好。”後來還真誠地幫助爺爺分析一下他的文章為啥“不怎樣”，總結出了三大罪狀：一箇中心思想不明確；其次是段落分的不好，最後是亂用標點符號。因此在學校老師眼中，這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最多得個“二類中”，也就是七十多分吧。
這話現在看確實有幾分逗樂，孩子的樂趣透著十分的天真。但是孫女的分析大體是不錯的，我們小時候讀書，認為最好的散文是楊朔的《荔枝蜜》，儘管從來不知道好在哪兒，總覺得都收到語文課本了，當然是最好的。但閱讀的天性是靠直覺，喜歡什麼樣風格的文字不是語文課本能灌輸的，業餘翻書的時候讀到汪曾祺，總覺得這個老頭寫的東西跟那些名家不一樣。雖然說不出來好在哪裡，但已經能感覺到這是另外一個閱讀的世界，是課本的那些範文所不能給予的。
《老頭兒汪曾祺》中提到一個私下裡的段子，大意是汪曾祺跟家裡人聊天時說對解放以來散文評價都不高，認為不少作品“不是劍拔弩張，盛氣凌人，就是過度抒情，顧影自憐，文字過分雕琢，敗壞了中國散文的傳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一次電臺正在播放配樂散文《荔枝蜜》，老頭兒從隔壁房間出來說：“散文配樂是最惡劣的做法。這樣的文章也不要學。散文的大忌是作態。中國的散文一壞於楊朔，二壞於劉白羽。”這兩位“大家”都有文章收錄在中學語文課本，作為範文推崇。小時候讀書，我們寫作文就從這兩位散文大家中總結出某種套路和模式，一套一一個準兒。不過，長此以往寫作文，味同嚼蠟。
汪曾祺曾提到現當代作家裡他最為推崇的是魯迅和沈從文，解放後與他同時代的作家他推崇的是孫犁。推崇前兩位不奇怪，少年讀書都喜歡魯迅，而且他的早期作品模仿魯迅的痕跡很濃，喜歡沈從文更不用贅述，某種程度上說，汪曾祺延續了沈從文的文脈，這是中國作家中唯一的一對師徒獲得了同樣高的讚譽。至於他推崇孫犁，是覺得他把革命題材寫成了真正的小說，超出了一般意識形態的侷限，很是難得。
現在也有很多人喜歡孫犁，不是因為他的小說，更多是因為他的書話。孫犁的創作生涯長達六十多年，以“文革”為界，分為風格不同的前後期。前期作品明淨柔美，以淡筆勾勒出如畫的鄉土民風，被稱之為詩體小說，代表作是《荷花澱》模仿者很多，這也是汪曾祺提到的那些小說。但解放後尤其是文革後期，孫犁的作品趨於平淡簡潔，明顯繼承了中國古典的精髓，於平淡之中深蘊著文化和人生的思考，存有大量的讀書筆記。年輕時，孫犁主要讀新書，到了新社會，新書就讀得少了，開始買舊書，讀舊書，並且認為，讀中國古書是利於養生的。他曾自嘲“十年荒於疾病，十年廢於遭逢”，這種經歷與汪曾祺遭逢極其類似，某種程度上，他們是精神上的同類。
老頭兒汪曾祺，其實性格極其清高，能入他眼睛的當代作家確實沒有幾個。我年少時喜歡過賈平凹，尤其是《商州三錄》為代表的作品，還有鄧友梅的京味兒小說，林斤瀾的小說。說實話，當時讀書是悶葫蘆，沒人指導，雜書為主，基本都是有書就讀。但就在這種極其貧乏的閱讀經驗中，也能察覺出這幾位作家他們的文字質地具有某種同一性。來自晚明小品也好，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也好，在一個普通讀者的閱讀經驗來看，那就是比教科書上的文章好看，真誠，有人情味，再拔高點就是，富有人文情趣，不板著臉說教
。
不要小看這些瑣碎的標準，其實真正做到這種文章的境界很難。汪曾祺去世後被人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這個“最後”很值得玩味之處就在於，沒有人像他那樣寫文章了。這種遺憾是源於文化的斷裂，還是源於生活的日益粗鄙和平庸？值得當今的寫作者深思。
至今還記得汪曾祺自我評價的一段文字：“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雲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這是他的特點，可以對照我們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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