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的那一套，較之康梁的口號型維新應更務實，由此可見，榮祿在“法是否該變”的問題上，與康有為本無分歧，只是具體步驟上分歧嚴重，康有為認為中國已無可救藥，必須實行最徹底的變革，一切推倒重來，尤其是官制，必須首先改革。他們也想到了這樣會遭到巨大阻力，但是還是天真地認為只要一變就會成功。
康有為作為清朝權力機構的局外人，只考慮方向問題，考慮不到具體執行問題，而榮祿作為政府機構的具體執行者，深知其中的錯綜複雜，主張變法改革以補偏求弊下手，政變後榮祿在一封給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認為中國應以整軍豐財、力圖自強為急務，但中國“積習相仍，驟難移易。譬之起虛弱而仁痿痺，輔以善藥，效雖緩而有功；投以猛劑，病未除而增劇”。並以此評價政變事。而且榮祿認為“中國非真不可為也”。
所以在總理衙門和康有為見面時，榮祿首先就把大是大非的問題擺出來了，他問康有為：“祖宗之法不能變，這一點你同意嗎？”這顯然是試探康有為的，他得看看這個人有沒有“斤兩”，值不值得合作。按理說康有為平時不去結交榮祿他們也就罷了（可能想結交沒有機會，所以故作不屑，這是精神勝利法），可這時候卻是一個非常好的結交榮祿和李鴻章的機會。此時如果能從李鴻章辦的洋務說起，徐徐論述變法的必要（其實這個道理幾位大臣早就明白），既吹捧了李鴻章，又不顯得突兀和無禮，還能給各位實權人物留下好印象，但是康有為如果這樣說了他就不是康有為了。
康之變法，全憑一腔熱情和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他認為榮祿是個“後黨”，李鴻章是個賣國賊，本來就不屑於和他們合作（這就是文人，只憑感情從事，看不清實際情況）。因此他教訓人似的回答說所謂祖宗的成法，是用來治理和保衛祖宗之地的，現在連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還談什麼祖宗的成法？再說，所謂成法，應該因時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哪裡有總理衙門？要說變法，僅憑這一條，各位已經變了。
這使本來對康有為不怎麼了解的榮祿，立即對這個狂妄的文人產生了反感。榮祿是什麼人？他在官場滾打了幾十年，什麼世面沒見過，而你康有為把變法說得跟兒戲似的，這不是開玩笑嘛，因此榮祿斷定此人不可交，也成不了氣候，因此他甚至沒等會見完畢就中途退場了。因為他覺得沒有必要在康有為身上浪費時間，他希望的變法不是康這樣的。因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既要剷除康有為又要堅持變法。
當榮祿遇上著名的改革派康有為，榮祿想改革，但不是想像康有為那樣運作。康有為也想改革，但跟榮祿不是一個路子。結果是，理念不對路，一拍兩散。這是必然的，康有為吸收不了榮祿，榮祿也改造不了康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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