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誰在影響2019全球金融穩定

2019年10月1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新一期《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報告稱，最近半年來全球金融條件進一步寬鬆，在近期為經濟提供了支撐，但導致部分國家和行業的金融脆弱性累積。當前，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問題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產生重大影響。報告呼籲，各國應繼續開展國際協調和合作，全面落實全球監管改革議程，避免監管標準倒退，降低金融脆弱性。

原文 ：《IMF:誰在影響2019全球金融穩定》

編譯 |熊一舟

圖片 |網絡

貨幣政策與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一直受到貿易緊張局勢和人們對全球經濟前景日益擔憂的打擊。過去6個月，貿易爭端的波折繼續衝擊金融市場，企業信心進一步減弱，對全球經濟下行風險的擔憂加劇。經濟活動的減弱和下行風險的加大，促使全球貨幣政策轉向更為溫和的立場，與此同時，市場收益率大幅下降。目前的市場定價顯示，約有15萬億美元未償債務的收益率為負值。投資者現在預計，利率維持在極低水平的時間將長於年初的預期。

2019年4月以來，投資者對收益率的追求導致一些市場的資產價格過度縮水，並促使金融環境進一步放鬆。與6個月前相比，較低的政府債券收益率有助於緩解全球金融狀況，特別是在美國和歐元區。儘管寬鬆的金融環境支撐了經濟增長，並有助於控制短期的下行風險，但也鼓勵了更多的金融冒險行為，並進一步加劇了金融脆弱性，使中期增長面臨風險。

由於債務負擔上升和償債能力減弱，一些經濟體重要企業部門的脆弱性已經上升。如果經濟出現實質性放緩，並且放緩的嚴重程度達到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半，那麼企業債務風險（那些無法用收益來支付利息支出的企業所欠的債務）可能會升至19萬億美元——幾乎佔主要經濟體企業債務總額的40%——高於危機水平。

低利率正促使投資者尋找收益率，買入風險更高、流動性更差的資產，以產生目標回報。在金融領域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經濟體中，有80%的經濟體其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脆弱性現在已經上升。這一比例與全球金融危機最嚴重時的水平相當。保險行業的脆弱性依然很高。機構投資者對收益率的追求可能會導致在市場承壓期間放大沖擊的風險敞口。

發達經濟體的低利率也刺激了資本流入新興市場。這些資本流入支撐了額外的借貸：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外債中值已從2008年的100%升至160%。在一些國家，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

全球美元融資市場也存在脆弱性。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出臺的監管措施提高了銀行業的整體彈性，但美元融資的脆弱性放大了不利衝擊。負收益率和平坦的收益率曲線，再加上較弱的增長前景，降低了對銀行盈利能力的預期，一些銀行的市值已降至低水平。銀行放貸活動暴露於高風險行業，使他們容易遭受潛在損失。在美國以外國家的銀行中，美元融資的脆弱性——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是造成巨大壓力的一個原因——仍然是許多經濟體脆弱性的來源。這種美元融資的脆弱性，可能放大融資環境收緊的影響，並可能對那些從非美國銀行借入美元的國家產生溢出效應。

擴大“可持續金融”的影響

“可持續金融”的定義是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原則納入商業決策、經濟發展和投資戰略。眾所周知，可持續金融有利於公共利益。針對一系列廣泛問題採取的行動對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促進ESG原則應用於金融方面的努力大約始於30年前，並在最近加速。

ESG問題會對公司的業績和風險狀況以及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產生重大影響。銀行和公司的治理失敗導致了過去的金融危機，包括亞洲和全球金融危機。以貧富差距拉大為表現形式的社會風險可能會導致金融不穩定，因為它會引發一種政治反應，即在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停滯不前的情況下，放寬信貸標準以支持消費。環境風險會給企業帶來巨大損失，而氣候變化可能會給金融機構、資產所有者和企業帶來損失。將ESG因素整合到公司的商業模式中——由監管者或投資者推動——可能有助於降低這些風險。

監管機構和中央銀行可進一步支持ESG相關市場的發展。政策制定者應將ESG原則，尤其是與氣候相關的金融風險，納入金融穩定監測和評估，並納入微觀監管中。他們可以考慮啟動綠色金融市場的激勵措施（比如新加坡的可持續債券資助計劃，以及中國人民銀行擴大抵押品範圍，將綠色債券納入貸款安排的做法）。

信用評級機構和ESG數據提供商可以進一步將重要的ESG信息整合到信用評級和其他評分中，聚合相關信息，併為ESG基準設計可靠的指標。信貸機構已採取重大步驟，將ESG原則納入其對發行人信貸的評估。第三方驗證機構在確保可持續投資產品符合ESG標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歐盟正在對信用評級機構整合可持續性風險進行監管，監管機構應考慮制定針對第三方核查機構和審計機構的標準和問責制。

更重要的是，儘管金融可以幫助調動資金以實現可持續性目標，但仍需要政策和法規來為市場設定價格信號。在這方面，財政措施，包括諸如碳排放等外部性的定價和逐步取消燃料補貼，以及支持氣候基礎設施投資的結構性政策，對於鼓勵消費者和企業採取更可持續的方式尤為重要。

每個經濟體可採取的措施

宏觀經濟和宏觀審慎政策應根據每個經濟體面臨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整。在經濟活動依然活躍但脆弱性較高，或在金融環境依然寬鬆的國家，政策制定者應緊急收緊宏觀審慎政策，包括廣泛的宏觀審慎工具（如反週期資本緩衝）。在宏觀經濟政策因經濟前景惡化而放鬆，但某些領域的脆弱性仍令人擔憂的經濟體，政策制定者可能不得不使用更具針對性的方法來消除特定領域的脆弱性。對於面臨明顯放緩的經濟體，考慮到可用的政策空間，其重點應放在更寬鬆的政策上。

當然，全球下行風險的主要驅動因素是貿易緊張和政策不確定性。因此，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優先任務是解決貿易爭端，提供清晰的經濟政策，並開發和部署宏觀審慎工具，以應對金融脆弱性的上升。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採取行動，解決可能加劇下一次經濟衰退的金融脆弱性，這些問題包括：

企業債務負擔日益加重：應保持對銀行信貸風險評估和放貸行為的嚴格監督。努力增加非銀行金融市場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以便更全面地評估風險。在那些整體企業部門債務被認為處於系統高位的經濟體，除了針對銀行的特定部門的審慎工具外，政策制定者可能會考慮為高槓杆公司開發審慎工具。

機構投資者增持風險更高、流動性更差的證券：應加強對非銀行金融實體的監管。機構投資者的脆弱性可以通過適當的激勵措施（如減少提供有保證回報的產品)、設定最低償付能力和流動性標準以及加強信息披露來解決。

新興市場和前沿市場經濟體對外部借貸依賴增加：負債累累的新興市場和前沿經濟體應通過審慎的債務管理實踐和強大的債務管理框架，降低債務可持續性風險。

全球政策協調仍然至關重要。正如2019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所討論的那樣，有必要解決貿易緊張局勢。政策制定者還應完成並全面實施全球監管改革議程，確保監管標準不會倒退。需要繼續進行國際協調與合作，以確保在2021年底前，全球範圍內各種金融合約從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LIBOR）平穩過渡到新的參考利率。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81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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