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琪說：人生，除了吃，應該還有許多別的。許多東西，乍一吃，吃不慣，吃吃，就吃出味兒來了。
做菜，也是一種輕量的運動，要實踐。要多吃，多問，多看（看菜譜），多做。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百貨公司，有人愛逛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雞活鴨、新鮮水靈的瓜菜、彤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
一個人口味最好雜一點，耳音要好一些，能多聽懂幾種方言。口味單調一點，耳音差一點，也不要緊，最要緊的是對生活的興趣要廣一點。
做菜的人一般吃菜很少。我的菜端上來之後，我只是每樣嘗兩筷，然後就坐著抽菸、喝茶、喝酒。從這點說起來，願意做菜給別人吃的人是比較不自私的。
我勸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麼都要嚐嚐，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異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吃一點。一個一年到頭吃大白菜的人是沒有口福的。
一塊馬鈴薯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於是隨手埋進牛糞火裡，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二人。
人間種種清香，好想嚐嚐！
汪曾祺在他的散文作品《自報家門》中，他簡要地勾勒了自己的身世經歷。他寫道，父親是他所見過的最聰明、最有情趣的人，不但精通金石書畫、笙簫管笛、古琴琵琶，更是一個運動健將。父親性情隨和，有同情心，對待他的方式非常平等，十幾歲時的汪曾祺便已被允許與父親對飲。
童年的生活經歷和父親的教育，成就了汪曾祺如舊時士大夫一般的文化氣質，塑造了汪曾祺對待一切人生際遇的藹然之心，也培養了他對生活的種種閒情逸趣。
汪曾祺在散文《自得其樂》中寫道“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只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汪曾祺以其清新自然的文風，描繪了世間百般食味，字裡行間都流露著對世界萬象濃厚的審美趣味，也飽含著達觀、平淡、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事實上，汪曾祺的人生絕不是一帆風順的。
1939年，汪曾祺進入抗戰時期的最高學府“西南聯大”求學，在梅貽琦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金嶽霖等名師的教誨中學習，在小說創作方面更是得到了沈從文的悉心指導，被譽為40年代“大後方”最有希望的兩個青年小說家之一。 然而大學畢業後躊躇滿志的汪曾祺，在動盪不安中輾轉多地，決心以文墨謀生，生活卻一度陷入困頓。1958年夏，汪曾祺被下放勞動。隨後，又於1961年春被派到內蒙古沽源馬鈴薯研究站，期間汪曾祺用半年時間繪成《中國馬鈴薯圖譜》和《中國口蘑圖譜》兩巨冊，這便是“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二人”這一說法的由來。
1980年，經歷了多年風雨後，年逾六旬的汪曾祺終於結束了三十多年的創作空白期，一年內連續發表《異秉》《受戒》《大淖記事》等名篇，奠定了其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沈從文與汪曾祺歷經人生起伏的汪曾祺，將自己的寫作聚焦在他所熟悉的平常人和事中，他在《泰山片石》一文中寫道：“我是生長在水邊的人，一個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經過了七十歲，對於高山只好仰止。我是安於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這樣的心理便決定了汪曾祺文風中的淡泊、寧靜與隨和。
散文作品中的汪曾祺，像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循循善誘，“我勸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麼都要嚐嚐”、“最要緊的是對生活的興趣要廣一點。”如果說他坎坷的人生如同一杯苦茶，那麼在他文字中流淌著的，便是他獨自消化了苦澀後為讀者捧出的一絲甜。
只有真正品嚐過人生之苦的人，才會最終嚐到人間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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