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闆猝死飯館
1950年1月3日。上海市。
這天上午還是豔陽當空，午後就陰雲罩頭了。當外灘那口著名的海關大鐘敲響六下時，下起了濛濛細雨，如絲如縷地把數十米以外的景物都包上了一層朦朧的外殼。這使位於外灘附近四川路上的“江南春飯館”老闆阮紹軒頗為鬱悶：這種又寒冷又潮溼的天氣，誰還有興致下館子。
不過，飯館還得照常做一應準備，不但店堂裡燈火通明，廚房裡也必須灶上廚師、灶下雜役一一到位，不燒菜餚也得把鍋碗瓢盆整出一首交響曲來，使路人以為裡面那班弟兄折騰得正紅火，立馬要擺出一桌桌酒席來了。饒是如此，六點過後還是沒有一個主顧登門。縮在廚房旁邊那個三平方米的小間裡守著收音機聽蘇州評彈的阮老闆再也沉不住氣了，穿過店堂踱到門口去察看馬路上是否有行人。
剛到門口，一輛三輪車款款而至。跑堂阿多早已迎上前去，對著車上那個正在付車錢的主顧點頭哈腰，一迭聲說著當時餐飲業的迎客套話，把那個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迎入店堂，引領至店堂裡側角落的那副雙人座頭，奉上茶水，送上菜單，照客人吩咐放上了一套餐具。
事後知道，這個客人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區天目中路“立通機器製造廠”的老闆。柳承方落座後，點了爆魚、蝦仁跑蛋、油豆腐粉絲暖鍋、加飯黃酒一斤，吩咐酒要熱得燙一些，加兩片生薑。阿多用一連串抑揚頓挫、疾緩有致的吆喝向廚房報送客人點的菜餚後，轉身見有兩個女食客在門口探頭探腦，連忙快步過去熱情招呼，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硬是把那兩位原本還猶豫不決的女子說動了心，迎進店堂，安置於一副靠窗口的座頭。這時，柳承方要的爆魚、蝦仁跑蛋和黃酒端上來了，柳承方開始自斟自飲。阿多正在向兩個女食客介紹本店特色菜餚的時候，另一跑堂阿鑫雙手端著柳承方點的那個暖鍋，一路像唱山歌樣地吆喝著菜名從後面廚房裡走出來，嘴裡的詞兒還掛念完，忽然像留聲機斷了電似的戛然而止。阿多情知有異，轉身一看，柳承方竟然已經歪倒在座位上！
店堂裡頓時大亂，那兩個女顧客見此情形，哪裡還有吃飯的興致，嘴裡嘀咕著“倒黴”出門而去。兩個跑堂阿多、阿鑫和阮老闆也顧不上跑了生意，過來圍著柳承方一迭聲亂叫。阮老闆經營“江南春”已有三十個年頭，還是第一次遭遇這等情況，只道這個客人生了急病，不是心臟病就是腦衝血（當時民間對腦溢血、中風的叫法）。那時候社會上沒有“科學普及”之說，一旦遇上猝然昏倒的病人，第一要緊的不是送醫院，而是先把人弄醒了再說，似乎只要醒過來，這毛病就不礙事。阮老闆也是這樣，當下和兩個跑堂一邊喚“先生”，一邊掐人中。廚師聽見店堂裡動靜不對，也跑出來，見狀便讓阿多去端碗冷水過來，含上一口對準柳承方的臉面便噴。
可是，飯倌方面施盡了手段，柳承方卻並未甦醒過來。這時，阮老闆方知不妙，便命阿多速去隔壁那家英商洋行借用電話向附近的公濟醫院（即後來的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要救護車。洋行的一個曾在公共租界做過巡捕的中國僱員老顧聽說情況後，指點阿多：“速件事好像有些蹊蹺，你們要向公安局報告，還應當保護好現場。”阿多連聲道謝，也不返回飯館向老闆請示了，自作主張給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南京東路派出所打了電話。
公濟醫院的救護車鈴聲“噹噹”地趕到“江南春飯館”，一檢查，柳承方呼吸、脈搏全無。那時候醫學界尚未推出“腦死亡”概念，所以醫生就直接宣告此人已經死亡。阮老闆問醫生這個客人是患什麼毛病死亡的，回頭他也好對找上門來的家屬有個交代。醫生說這就吃不準了，除非解剖，但那是公安局法醫乾的活兒，我們普通醫生未經授權是不能作這種檢驗的。阮老闆正犯愁的時候，南京東路派出所的兩個民警張維道、尤子興趕到了。張、尤兩人問了問情況，覺得柳承方死得蹊蹺，便讓阮老闆通知全飯館的員工都集中到店堂來，先把廚房封了，又讓把酒菜放到一邊桌上，說這些可能都需要進行化驗。
民警的認真態度提醒了還沒有離開現場的醫生，尋思看這兩個警察的架勢，明明是懷疑死者是被害死的嘛！於是他腦子裡冒出了一個想法，先前檢查死者時好像聞到其口鼻部位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難道他是服食了氰化物死亡的。醫生越想越覺得可疑，於是就悄悄對張維道、尤子興說了自己的懷疑。那二位不禁一驚：這難道真是一起謀殺案？
醫生比剛參加公安工作不過幾個月的張維道、尤子興要冷靜些，說即使是服食氰化物身亡，也不一定就是謀殺，也可能是自殺呀。兩個民警商量了一下，說先看看死者身上帶了什麼東西吧，自殺的話多半是會有遺書的。於是就翻查死者的衣服口袋，掏出了一個錢包、一串鑰匙、一個厚厚的信封。檢視錢包，內有十萬元鈔票（舊版人民幣，臺新版人民幣十元。下同）和一張電車月票；信封是封口的，不過是象徵性地用少許糨糊黏上，一扯就開了，裡面裝著一厚沓鈔票，後來點了點，是三百萬元，並無遺書。
阮老闆在一旁看到這個結果，一顆心便在胸腔裡怦怦亂跳，尋思飯館可能得接受公安局的嚴查，看來這幾天生意做不成了。
張維道留在飯館現場，尤子興去隔壁洋行打電話向所裡彙報了情況。派出所接到電話後，隨即向黃浦分局報告。
黃浦分局離“江南春飯館”不遠，片刻工夫就有兩個刑警騎著自行車趕到了。這二位一個叫韓大雨，一個叫宋其剛，都是破案的內行。韓大雨自1946年在山東老區一參加工作就進了公安局，負責偵查政治和刑事案件，1948年時已是當地縣公安局的股長。本來現在在黃浦分局也應該有個一官半職的，只因在老家犯過一點兒生活作風方面的錯誤，領導就把他的股長擼了，讓他作為南下幹部充實即將解放的上海的公安隊伍，於是就在黃浦分局當了一名普通刑警。老宋是上海人，已經幹了整整十年的舊刑警，上海解放後，被新政權留用。
韓大雨、宋其剛來到現場後，聽張維道、尤子興介紹了情況，又問了飯館阮老闆，還跟公濟醫院那位醫生聊了幾句，最後作出決定：飯館方面自阮老闆以下包括廚師、跑堂，雜工在內的六人全部前往派出所，由韓大雨、張維道逐個訊問，製作筆錄；宋其剛、尤子興留守現場；醫生寫一份出診經過後可以離開；飯館這邊已經送上桌的酒菜和桌上所有的東西即時全部封存，以供檢驗，廚房裡的食材和一應調料也作同樣處理；立刻報告刑警隊領導，請示從市局調法醫對死者進行解剖。
上述工作同時進行。調查死者身份是留守現場的宋其剛的順手之舉。剛才檢查死者的錢包時，他記下了那張電車月票的號碼，然後去隔壁洋行打電話給電車公司，告知那張電車月票的號碼，要求查明持有者購買月票時留下的登記資料。不久對方回覆說，該號碼的月票持有者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區天目中路“立通機器製造廠”的人。
宋其剛又把電話打到“立通機器製造廠”，接聽電話的是該廠廠長汪蒙。汪廠長聽對方自報身份說是黃浦分局的刑警後頗覺意外，還有些緊張，客氣地問來同志有什麼事。宋其剛沒提柳承方的名字，只說有個情況需要向你瞭解一下，貴廠是否有一個體態肥胖、大腹便便的男子，四五十歲，左腮有一塊直徑一釐米左右、形狀不規則的疤痕。汪蒙脫口而出：“那是本廠老闆柳承方柳先生啊！”
宋其剛請對方立即到四川中路九江路口的“江南春飯館”，警方有情況需要向他核實。
回到現場，法醫已經抵達，正在做解剖前的準備工作。如果阮老闆在場，他一定會對法醫的做法提出異議，因為法醫在飯館沒有找到適宜作解剖臺的木板，只好就地取材，把幾張店堂裡的桌子拼在—起作為解剖臺了。解剖結果證實了之前那位公濟醫院醫生的估測死者系服食氰化鉀中毒身亡。
這時，“立通機器製造廠”廠長汪蒙趕到了，經其辨認，確認死者確係談廠老闆柳承方。
法醫提取飯館的酒菜、佐料等樣品離開後，宋其剛和尤子興就在飯館店堂內守著柳承方的遺體向汪蒙瞭解死者的情況——
柳承方，四十五歲，浦東奉賢縣鄔家橋人氏，十四歲時來上海市區謀生，經一位親戚介紹進入江南製造局當學徒，最初學的是被滬人稱為“外國銅匠”的鉗工手藝。當時的製造業分工不像後來那樣精細，只有鉗工由於工作範圍比較寬，已經分為機修鉗工，劃線鉗工、裝配鉗工等。柳承方學的是機修鉗工，這是鉗工中技術含金量最高的一門手藝。因為機修鉗工需要修理所有機器，修理好後又得調試，待確認性能完全達標方可交付使用，這樣，鉗工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其他工種如車工、銑工、刨工、鑽工、磨工等的操作技能。柳承方生性聰明，動手能力頗強，幾年鉗工學下來，待滿師時不但能夠熟練掌握諸般機修活兒，對車、銑、刨、鑽、磨等機床的操作也能運用自如。之後，柳承方在江南製造局一口氣又幹了十年，其技藝已經達到了技師水平。這時，有個名叫雲中鶴的寧波人找到他，提出合夥創辦一家機器製造廠，得到柳承方的贊同。於是，“立通機器製造廠”就在天目路開張了。柳承方佔了—半股份。
雖然名喚機器製造廠，其實生產的不過是那種手動的背攜式噴霧器。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算是一種冷門產品，市場需求量有限，利潤也薄，所以大廠空是不屑製作的，而小作坊又缺乏生產能力，“立通廠”正好鑽了這個空子，柳承方於是掘到了第一桶金。四年後的1936年，國民政府鑑於日本不斷侵佔中國領土，不但佔了東北，還在華北部分地區駐軍，於是開始著手應付極有可能發生的全面侵華戰爭，其制訂的計劃中有大量定製噴霧器作為戰備物資貯存的內容。於是，“立通廠”就開始生產軍用品，由於訂單數量巨大，柳承方和雲中鶴便追加投資，添置設備，擴大生產線
抗戰爆發，上海被日軍佔領後，“立通廠”因生產軍用品被沒收。不過，日方看中了該廠的產品，指令繼續生產，要柳承方主持。柳承方堅決拒絕，說為養家餬口可以留在廠裡做工，但決不擔任任何職務。日方知道柳承方手藝了得，不得不同意。就這樣，柳承方在“立通廠”當了八年工人。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鑑於柳承方的表現，未將“立通廠”定為敵產，而是發還給了原主。那個合夥人雲中鶴自上海一開戰就舉家去了南洋，後來杳無音信，這樣，全部資產就劃歸柳承方的名下。這時廠裡的設備已經全部由日方換成了日本產品，而且規模擴大了三倍，能夠生產汽車、摩托車、船舶的配件，工人也由原先的五六十人增加到二百多人。
之後，“立通廠”在柳承方手裡正常經營，收益不錯。上海解放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由於戰爭和時局等原因，私營工廠經營狀況普遍不景氣，像“立通廠”這種類型的廠家，還受著原料供應不足的困擾。當時私營工廠的老闆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窘境：經營不善，還不能倒閉，不能裁員；好不容易有了訂單，弄到了原料，可以好好幹一番了，卻難以放開手腳，因為用電、用煤都是計劃分配的；而向銀行或者私人借貸的資金卻每天都要計算利息。所以，柳承方作為老闆，最近一段日子頗不好過，不但每天都有債主上門逼債，還因偷電、逃稅被供電、稅務部門屢屢傳訊，甚至面臨著被逮捕判刑的危險。
這一陣兒，柳承方為躲避債主，白天基本不露面，隔兩三天才在深更半夜到廠裡來一次，跟汪蒙見見面，也不過逗留半個小時，主要是嘆嘆苦境，發發牢騷。至於生產，那是無須過問的了，因為廠裡已經停產將近半年，工人不上班，待在家裡拿七成薪水。
汪蒙說完，看著一旁柳承方的屍體連聲嘆氣。這時，黃浦分局局長崔路、刑警隊隊長劉大貴帶著刑警小丁、小金走進了飯館。宋其剛向崔局長、劉隊長彙報了一應情況。崔路跟劉大貴低聲商量幾句後，再令讓宋其剛和小丁隨同汪蒙去“立通廠”查看柳承方的辦公室。
宋其剛、小丁這一去，競有了意想不到的發現！
二、手槍和電臺
“江南春飯館”阮老闆以下包括廚師、跑堂、雜工在內的六人隨同韓大雨、張維道去了南京東路派出所分別接受調查，逐個做了詢問筆錄。韓大雨、張維道未發現他們的陳述中有什麼疑點，而且其內容互相之間都能得到印證。憑經驗，韓大雨認為柳承方之死應該跟飯館方面沒有關係。
果然，法醫對從飯館帶走的酒菜、作料進行化驗後，未發現含有氰化鉀或者其他有毒物質。
不過，由於殯儀館的車輛遲遲未至，柳承方的屍體還在飯館店堂裡擱著，所以還不能讓阮老闆等人返回飯館，韓大雨、張維道就在派出所裡跟阮老闆他們喝著茶閒聊天。
宋其剛和小丁兩人隨同汪蒙抵達“立通廠”後，用柳承方身上的鑰匙打開了老闆辦公室。這間位於二樓的十七八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連玻璃窗也擦拭得纖塵不染。汪蒙說柳先生是個特別講究潔淨的人，原先這屋子是由廠裡僱用的一個寧波娘姨負責打掃衛生的，後來因為經濟不景氣，而孃姨並非正式職工，柳先生為了節省開支，就把她辭掉了。孃姨離開後，柳承方就自己動手打掃辦公室，照樣弄得清清爽爽。最近一陣兒，柳承方為躲避債主，經常在晚上才來廠裡待一待，也是一面打掃房間一面跟汪蒙說話。
辦公室陳設簡單，也就一張寫字檯一把皮轉椅、一張三人沙發和幾把摺椅，都是舊的，此外就是那口碩大的保險櫃了，汪蒙說那是日本人留下的。寫字檯上有玻璃臺板，在宋其剛的印象中，通常玻璃臺板下面都是放一些亂七八糟的紙製品，從照片到過期的戲票電影票、飯菜票、郵票，他自己在黃浦分局刑警隊辦公室的那張寫字檯也是如此。可柳承方這裡卻是例外，臺板下壓的東西算算也不少，林總總加起來不下十幾樣，有電影明星的玉照、主人自己在杭州西湖旅遊時拍攝的照片、幾張名片、一幅剪紙等，卻是佈局得當，整整齊齊，宋其剛出於謹慎，沒揭起玻璃查看這些紙製品，而是把整個玻璃臺板拿起來看了看，底下沒有壓任何東西。然後，宋其剛就讓小丁把寫字檯一側的那三個未上鎖的抽屜拉出來檢查，他自己則用柳承方的那串鑰匙打開了中間那口鎖著的大抽屜，一個印著“立通機器製造廠”落款的牛皮紙信封赫然顯現，拿起信封，下面竟然有一支勃朗寧手槍和放在一個小紙盒裡的十發子彈！
信封沒有封口，裡面是一張印有廠名、地址、電話的信箋，上面寫著——
我與這世界永別矣！電臺、手槍請交公安局，所繫責任概由我承擔。
柳承方絕筆
一九四九年末
宋其剛問汪蒙：“這是他的筆跡嗎？”
汪蒙看了看信箋，點頭道：“是的……，唔，這上面的話……”
“上面寫了些什麼你就不要管了，更不能眼其他任何人說起！”
汪蒙很識趣，當下一邊點頭一邊說他出去抽支菸，然後就站到門口警察隨時看得見他的那個位置去了——顯然他已經意識到柳承方的事兒可能比較複雜，他不想捲入其中。
宋其剛把柳承方的遺書給小丁看，這個警齡不過半年的小夥子倒抽了一口冷氣，“看來這個柳老闆還不簡單哩！”
宋其剛尋思自己是留用警察，查查刑事案件還差不多，而眼下又是電臺又是勃朗寧的，看樣子像是敵特案件了，他是不適宜沾邊的，於是就跟小丁商量，是不是先給分局打個電話，請示領導往下該怎麼辦。此時，刑警隊隊長劉大貴隨同分局長崔路已經返回分局，接到報告後說讓你倆去“立通廠”是崔局長的命令，你們照常進行下去就是。宋其剛於是執行命令，開始檢查保險櫃，遺書上面所說的電臺肯定在保險櫃裡。
這口保險櫃是日本人留下的，不過不是日本產品，而是英國貨，看上去已經有些年頭了，估計是日本人佔領上海租界後從洋行裡搬來的。宋其剛看了看，上面裝著密碼鎖。問汪廠長是否知道密碼，汪蒙說不知道。小丁說要不去找個鎖匠來幫忙？宋其剛說柳承方不是說“電臺、手槍請交公安局”嗎，可能這保險櫃沒有上密碼鎖，我們先試試看。
還真讓宋萁剛給說著了，小丁只用鑰匙就順利打開了櫃子，裡面除了一些賬冊、合約，還有一部電臺。
這時，劉大貴奉崔局長之命驅車趕到，看了現場，下令把電臺什麼的統統拉回來，一張紙片也別落下！再貼上封條，把那間辦公室也封了。
返回黃浦分局後，劉大貴、韓大雨、宋其剛、小丁、小金五人就忙著把拉來的東西分門別類進行檢查。一會兒，崔路打電話從市局請來的痕跡電訊專家也趕到了。
痕跡專家當晚就得出結論，稱手槍、子彈和電臺的拍發按鍵上均有死者柳承方最近兩三天之內留下的指紋。接著電訊專家對電臺進行了鑑定。這是美國威格爾無線電器材公司1947年製造的威格爾1947-Ⅱ型電臺。據之前我方獲取的情報稱，該型號的電臺是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潛伏特務配發的通訊電臺，上海解放以來所破獲的若干起潛伏特務案件中起獲的電臺大多是這一型號；從按鍵表面痕跡判斷，該設備最近曾頻繁使用。
專家離開後，崔路對劉大貴幾個說，同志們辛苦了，已經半夜了，大家去食堂吃過夜宵各自休息，今天就到此為止。這個案子來頭不小，明天是否還接著往下進行，我先得請示市局。
劉大貴等人馬上就明白了。這個案子查到這一步，誰都可以看出並非刑事案件。按照偵查案件的分工，有可能得由市局政治保衛處直接承辦，或者由市局、分局聯合組建專案組偵查。這已經不是刑警隊職責範圍內的工作了。
次日上午，這個案子就交到了市局主管政保的副局長揚帆的案頭。揚帆一看材料，大喜：來得正好！正費神要找這部電臺的下落呢！
三、一份舉報名單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次日，一輛“雲飛汽車行”的“雪鐵龍”出租車駛抵外灘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管會大門口，車上下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在司機幫助下從後備廂裡拎出兩個沉甸甸的皮箱。
這個男子名叫關愚笙，浙江台州人氏，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中校特工，國民黨敗退前受命潛伏上海，被任命為“保密局華東情報中心”主任。關愚笙早在抗戰前就已是“軍統“前身“復興社特務處”的情報特工了，還掛著凇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副分隊長的公開職務，其資格與後來成為“軍統”少將的沈醉不相上下。可是，在戴笠眼裡，關愚笙並不是一個絕對忠於“黨國”事業的鐵桿分子。他在抗戰時期奉命潛伏上海從事“軍統”地下工作的時候曾落入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手中，因受不了酷刑而變節。當時關愚笙是一個七人情報組的組長，先於他被捕的六人都巳招供。因此，“七十六號”也不需要他提供什麼東西，只讓他繼續從事情報工作，替日偽效力。關愚笙拿了“七十六號”的錢鈔在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陽南路）開了一家菸紙店，帶了兩個小特務開始工作。不久，戴笠著手重建“軍統”上海區機關。從重慶來的特務立刻跟關愚笙聯繫，約其在霞飛路“逸霏咖啡館”見面，傳達戴笠口諭：繼續為團體效力，可以既往不咎，將來抗戰勝利後還可據功受賞。關愚笙是老特務了，知道此刻如若不答應，肯定血濺當場。再說，他投靠“七十六號”確實也是迫不得已，如果讓他在李士群與戴笠之間作選擇，他是願意跟戴笠的，於是就一口答應。
這樣，關愚笙就成了雙面間諜。抗戰勝利後，戴笠沒有食言，給他頒發了抗戰功臣的藍色勳章，還由1937年時的上尉軍銜提升為少校。但是，在“軍統”人事處的檔案裡，關愚笙屬於“非可靠分子”一類。這對於關愚笙的仕途顯然是有影響的，一直到1949年初，他始終只是少校情報員。上海解放前夕，“保密局”安排他潛伏時，才給他晉升了一級，還封了個“保密局華東情報中心”主任。這個“中心”聽著來頭很大，其實只有關愚笙一個人，其餘成員讓關愚笙自己物色。
關愚笙知道在共產黨統治下潛伏絕對是一樁危險活兒，再說“團體”如此安排他這種資格的特工，絕對是一種輕慢，於是他決定不再跟國民黨玩下去。這樣，上海解放的次日，關愚笙就帶了兩箱子諜報器材前來市軍管臺自首。
關愚笙受到了軍管會的寬大，未予關押，說清一應情況後當場就讓他回家了。關愚笙在嵩山區開了一家茶葉店，因為生怕“保密局”派人暗殺他，店址是精心選擇的，就在金陵中路派出所附近，只要發現苗頭不對，有可疑分子在店前晃來晃去，他馬上可以從後門逃出去，跑個二三十米就是派出所大門了。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關愚笙認為大勢已定，國共之間的勝負從此再無懸念，他決定死心塌地地跟中共走。於是，他再次走進了市軍管會的大門，這回沒兩箱子特務活動器材可交了，只有薄薄一張紙。不過，這張紙的價值比那兩箱子特工器材大得多——那是一份名單，上面是他所知道的“保密局”可能安插在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的二十餘名潛伏特務。之所以說是可能，是因為那是關愚笙憑藉長期從事情報工作的敏感和直覺作出的判斷，若要讓他說出依據，那是一絲一毫也沒有的。
接下來的事實證明，關愚笙的這份檢舉名單是靠譜的。上海市公安局、華東社會部分別對名單上的疑似潛伏特務進行了秘密債查，三天之內就抓獲了十一名，由此擴大戰果，又破獲了一些特務案件。然後，就要說到讓上海政保工作負責人揚帆驚喜的那個話題了——
關愚笙的檢舉名單中，有一個名叫史寶和的。這人是江蘇鹽城人氏，早年逃荒到上海，乞丐、癟三、小販都做過，抗戰爆發後不知怎的被“軍統”看中，發展為外圍情報人員，每月領一點兒津貼，相當於臨時工。“軍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被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破獲後，戴笠從重慶派人來重建，史寶和就成為“軍統”的正式特務了。抗戰勝利後，“軍統”論功行賞，給了史寶和一個少尉軍銜。關愚笙就是在“軍統”於華懋飯店舉行的慶功宴會上與史寶和相識的。之後因為沒有工作上的關係，也就互不接觸了。1949年3月中旬，公開職務為國民黨上海市警察總局局長、實際上是“保密局”上海區首腦的大特務毛森在外白渡橋畔的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召見關愚笙下達潛伏任務後，關走出套房下樓時，在樓梯上跟史寶和迎面相遇。關愚笙跟對方聊了幾句，得知史寶和也是受到毛局長的召見匆匆趕來的。關愚笙由此作出判斷，毛森召見史寶和，肯定也是為了佈置潛伏任務。因此，關愚笙就把史寶和的名字寫進了檢舉名單。
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結合其他相關材料對史寶和被毛森召見一事進行了分析，認為關愚笙的懷疑比較靠譜，於是就指派偵查員吳世富、江力對此進行調查。
要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查找這樣一個不確實的線索，其難度可想而知。不過吳、江兩人幹著這份活兒，自有他們的一番道道兒，兩人把關愚笙寫的那份只有半頁紙的材料反覆研究後，理清了工作思路：史寶和是“軍統”的情報特務，而且其活動地點一直在上海，那麼其相關情況肯定有人知曉，比如他的同事、上級或者下屬；另外，按照“軍統”人事處的規定，抗戰期間發展的特務在戰後都應參加一個為期四十五天的特工業務培訓班。史寶和這廝是叫花子出身，之前肯定沒有接觸過特工業務，屬於野路子，必定會被點名去接受特工技術正規培訓，所以，可以從這個口子切入進行調查。
兩個偵查員按照這個思路，找了五個上海解放後自首或被捕的和史寶和經歷類似、抗戰後曾去南京接受過培訓的“保密局”特務瞭解，前四個都說對此人有印象，後一個姓王的說認識此人，當初在南京“軍統”培訓班吲是同班同寢室的學友。吳世富、江力大喜，尋思這就好了，一個半月相處下來，互相之間總聊了些情況吧。哪知卻是白開心，怎麼呢？王特務說史寶和還真是一塊特別適宜做特務的料——沉默寡言，城府極深，同寢室六個學員，大家沒事時湊在一起抽菸喝茶閒聊天，史寶和呢，煙照抽茶照喝，有時還蹭頓老酒，可就是光聽不談。培訓班結束，室友給他起了個綽號：陰私鬼。
不過，對王特務的調查並非一無所獲，他在陳述中曾提及，在南京“軍統”培訓班學習期間，曾有一個二十二三歲的時髦女子從上海來看過史寶和。儘管史寶和對室友們的探問一概不予理睬，可還是有特務認出該女子系“仙樂斯舞廳”的舞女，藝名叫“威靈仙”。
於是，吳世富、江力就去“仙樂斯”打聽。舞廳方面說以前的確有過這麼一個舞女，不過她已經在1947年底離開“仙樂斯”了。偵查員以為“威靈仙”跳槽了，便問她去了哪家舞廳。對方告知不是跳槽，而是嫁人了，娶她的那個男子聽說很有錢，所以她就不需要工作了。再往下了解，得知“威靈仙”嫁的是嵩山區原法租界“強固五金行”的小開。
循著進條線索往下查，偵查員當天就見到了已做兩年全職太太的前舞女“威靈仙”。這是一個活潑開朗的女子，她告訴偵查員自己的真名叫莫奇琴，“威靈仙”是同學們因其嗓音清亮給她起的綽號——這是一味潤喉的中藥，同學們認為她的嗓音是常食“威靈仙”的結果。莫奇琴的父親原是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一個文職官員，上海淪陷後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受到國民黨方面的追究，逮捕、抄家，不久在看守所上吊自殺。當時，莫奇琴高中畢業閒居在家，遭此一劫，家道敗落，生計都成了問題。於是，就去“仙樂斯”當了舞女。
那麼，莫奇琴跟史寶和又是什麼關係呢？奠奇琴告訴偵查員，1946年2月，她剛進“仙樂斯”當舞女不久，一天凌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三個流氓對對她圖謀不軌。當時的情況頗有些驚險，對方已經把她雙手捆起來，嘴巴貼上了橡皮膏，跟著就往旁邊一條黑咕隆咚的小弄堂里拉。她以為已經難逃此劫，不料一輛轎車正好駛過，司機下車質問流氓意欲何為。流氓拔刀欲對這個打抱不平的男子行兇，對方一聲冷笑，就像變戲法似的亮出一支手槍！
這個救她的男子就是史寶和。之後，莫奇琴就跟史寶和有了來往。不久史寶和去南京學習，半個多月後的清明節，莫奇琴去揚州老家掃墓，順道去了趟南京看望史寶和。
本來，莫奇琴可能會嫁給史寶和的，當時她已經跟史寶和同居了。可是，她發現史寶和喜好拈花惹草，跟一個名叫羅麗玲的茶葉店老闆娘打得火熱。於是，在跟幾個閨蜜反覆探討後，決定跟史寶和斷絕關係。
吳世富、江力自然對羅麗玲這條線索頗感興趣，可是，莫奇琴只知道對方是茶葉店老闆娘，茶葉店的店名、地址一概不知，她跟羅麗玲見過—面，記得對方比她大兩三歲，略有幾分姿色，嘴唇邊有一顆綠豆大的美人痣。
吳世富、江力兩人分析，羅麗玲是茶葉店老闆娘，那看來找到她的捷徑是查摸茶葉店。可是，上海灘有近千家茶葉店，況且要找的並非老闆，而是老闆的配偶，那絕對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可是，眼下也只有這條路可以走一走了，於是就去上海市茶葉行業公會撞運氣。
茶葉公會提供了全市八百一十九家茶葉店的店號、地址和老闆姓名，但並不知曉老闆配偶的姓名。吳世富、江力商最下來，決定去工商局問問是否有這方面的信息。上海市工商局接待他們的同志說市工商局不辦理工商戶登記手續，因此並無任何店鋪的材料，你們可以去各個區調查。這樣，兩人只好一個區一個區跑了。
當剛，上海市有三十個區，區級工商局尚未建立，工商業的一應事務是由區政府所設工商股或者獨立團體工商聯負責的。兩個偵查員騎著自行車折騰了五天，跑遍了三十個區，可是，調查結果令人沮喪：各區的工商登記資料不一，有的有登記人（老闆）的家庭成員資料，有的卻沒有。這種情況甚至在同一個區的登記資料中也有。據接待人解釋，這方面市工商局並無規定，所以不同的辦理人就有不同的做法。
偵查員大失所望，在大約五分之一有家庭成員情況的茶葉店登記資料中，並沒有發現羅麗玲其人。可是，活兒還得幹下去，兩人只好非常不情願地採用最笨也是最麻煩的辦法——全市各醫逐家茶葉店一一訪查。原以為把八百一十九家茶葉店一家家訪查到，必能查到羅麗玲的下落，可是，兩人跑了一個星期，竟然沒有一家茶葉店老闆的家眷中有羅麗玲其人！
這不是奇怪了嗎？吳、江兩人議了議，得出的結論幾乎使他們崩潰：有羅麗玲其人的那家茶葉店已經關門歇業了，而且是在上海解放前歇業的！
兩人尋思看來只好去翻查國民黨政權留下的舊檔案了。這時，他們的領導錢融清科長來了解兩人調查史寶和線索的進展情況，聽他們說了一應經過，給兩人出了個主意，說據我所知，舊檔案的登記資料中都是役有家庭成員這一類容的，你們與其徒勞地去查閱舊檔案，倒不如去幾個中心城區的茶葉店打聽羅麗玲其人。
接下來的事實證明錢科長的這個思路是對頭的。吳世富、江力如此打聽了幾天，新成區重慶中路“義仁泰茶葉店”的老闆向管段派出所反映說，前兩天有兩個市局的同志來敝店瞭解是否有羅麗玲其人，敝人答稱敝號並寒舍均無這樣一位女士。今天上年，曾在敝店做過賬房先生現已回家養老的張先生來敝店小坐：卿天時言及此事，張先生告知嵩山區金陵中路上的原“協成茶葉店”有此女，系“協成”葉老闆的續絃。葉老闆前年已病亡，此後“協成”就歇業了。
派出所隨印向市局報告此事。吳世富、江力立刻前往嵩山區金陵中路派出所，打聽到該所管段內以前確實有一家“協成茶葉店”，已經關門；戶籍檔案中表明“協成”原址有一個名叫羅麗玲的女子。
戶籍警把羅麗玲叫到了派出所，偵查員跟她談下來，證實之前莫奇琴所言不謬。不過，她並不知道史寶和是“保密局”特務，只知道他是十六鋪的海產經紀人，她曾數次去十六鋪取新鮮海產品，每次都看見史寶和在茶樓裡和一幫經紀人喝茶抽菸談笑風生，也確實看見有漁民來找他去跟漁行談交易。偵查員問後來那個史寶和去哪裡了。羅麗玲說，兩年前她就跟史寶和分手了，後來再沒見過面。不過，她知道史寶和住在榆林區龍江路興福裡。
吳世富、江力於是去了榆林分局，查知該區龍江路興福裡果然有史寶和其人，其公開職業還是海產經紀人。
四、經紀人和小乞丐
1949年12月9日清晨三點，史寶和在龍江路家中被偵查員抓獲，隨後立刻被押解至福州路市局訊問。至當天中午，史寶和交代了自己的“保密局”特務身份以及其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受毛森指令受命潛伏的全部罪行，並交代了其手下五名特務的姓名、住址。
當天下午，那五名特務全部落網。政保處偵查員對他們的住所進行了搜查，搜得一些特務活動的武器、密碼本和經費等，並無電臺。
市局政保處二科科長錢融清受命負責訊問並查明這夥特務的活動情況以及可以擴大戰果的相關線索。對被捕特務逐個訊問下來，偵查員得知在半年時間裡，史寶和帶著五名下屬一共收集了五十六條情報，涉及中共軍政幹部與民主人士的住址以及物價、社情等方面。
收集到的情報當然不是用來收藏的，必須傳送給臺灣“保密局”總部。該小組是通過什麼途徑傳送情報的呢？那五個小特務都說把收集到的情報交給組長史寶和了，於是就盯著史寶和訊問。史寶和交代，當初毛森向他下達潛狀使命時對他說，可以給他這個小組配備電臺和報務員，該電臺除了負責史寶和那個小組跟總部的聯絡，還須負責另一個小組的情報傳送任務。史寶和一聽電臺頭就大了。他在抗戰時期作為“軍統”地下臨時工為戴老闆效力時，有過一次險遇，就是因為地下電臺被發現後受到對方追蹤，差點兒讓“七十六號”的特工給斃了。自此，史寶和的腦子裡就形成了一個概念：電臺容易暴露目標。當時，他聽毛森的話裡似乎有可以商榷的餘地，就說要不把電臺發給您說的另一個小組吧，我們收集到的情報譯成密碼後交給他們傳送給總部。毛森點頭同意。
史寶和的具體做法是，小組成員把收集到的情報集中到史寶和手裡，史寶和把這些情報譯成密碼，用蠅頭小字謄抄在綿紙上，然後前往他每天必去的十六鋪“五峰茶樓”。茶樓二樓有一個他付費常年訂下的位置，他在這個位置的玻璃窗上貼一張佯裝不小心被茶水打溼的一千元鈔票，到鈔票晾乾後才揭下。次日，在茶樓門口他會遇到一個右臉有一道疤痕的少年乞丐，他就把寫著情報的綿紙夾在鈔票中施捨給乞丐。這就是史寶和傳送情報的過程。至於臺灣方面的指令是怎麼傳送給他的，他至今還不清楚，因為潛伏半年多以來，他還沒有收到過任何指令。不過，當初受命潛伏時已經交代了接頭暗語，按照特務活動的規定，不論何時何地何人，只要暗語準確，他就得跟對方接頭。
錢融清決定順藤摸瓜挖出另一夥潛伏特務，於是就制訂了一個計劃。政保處上報到主管領導揚的案頭，當天就獲得批准。
1949年12月13日清晨，錢融清親自出馬，帶了四名便衣押著史寶和前往十六鋪“五峰茶樓”。史寶和照常喝茶抽菸吃早點，跟人談笑風生，還做了三筆生意，當然沒忘了把一張打溼了的一千元鈔票貼在靠馬路的玻璃窗上。
次日，還是讓史寶和去茶樓。上午九點半左右史寶和像往日那樣離開時，茶樓門口果然有一個臉有疤痕的少年乞丐前來乞討。史寶和把偵查員事先讓他謄抄的“情報”夾在兩張一千元鈔票裡給了對方。小乞丐拿到“情報”後，沒有立刻離開，又在附近行乞了半個多小時。當他離開十六鋪時，身後已經有四個偵查員化裝成路人或步行、或騎自行車跟了上去。
小乞丐往南去了董家渡一座破廟，那是他的棲身之所。之後，偵查員輪流監視他，可是，直到晚上也沒有人來取“情報”。小乞丐離開破廟行乞，也沒見他跟什麼人有可疑接觸。這樣，錢融清就決定不再等下去，先採取行動再說。當天深夜，偵查員把小乞丐拿下，隨即對破廟進行了搜查，什麼也沒有發現，而那份“情報”卻已不在小乞丐身上了！
錢融清聞報後一個激靈，暗說要壞事！隨即訊問小乞丐，不問別的，單問“情報”哪兒去了。這個十四歲的少年供稱，上午他拿到“情報”（他不知什麼“情報”，只說是“紙條”）後，就按照“下家”之前的吩咐在十六鋪附近轉悠著行乞。很快“下家”就出現了，那是一個拎著個竹籃子佯裝買菜的中年男子，雙方已經進行過多淡交接，配合絕對默契，互相之間也不打招呼，甚至連個眼神也沒對，擦身而過的時候，他就把早已捏在手裡的紙團扔進了對方的菜籃子。小乞丐動作隱蔽利索，跟蹤的偵查員由於角度關係，根本無法觀察到。
錢融清聽著覺得自己的頭立刻大了一圈：壞啦！這份“情報”是他用阿拉伯數字胡亂編寫的，“下家”沒有史寶和的密碼本，只是按照那密碼拍發出去，可臺灣那邊收到電報後馬上就會發現不對頭，肯定會把史寶和小組出事的消息急告“下家”。如此，無論往下再怎麼使勁，那夥特務都不會露臉了。
那麼，小乞丐跟“下家”——“保密局”的另一個潛伏特務小組是什麼關係呢？從其供述來看，雙方是一種僱傭關係——
小乞丐名叫王四根，安徽鳳陽人氏，十四歲，父母雙亡，在滬行乞為生已經三年。去年5月下旬解放軍發動上海戰役的時候，由於戰事關係，上海灘市面蕭條，靠行乞餬口的乞丐有斷食之虞。而王四根這當兒偏偏又生病，在破廟裡躺了兩天，餓得眼冒金星，無奈之下只好硬撐著外出行乞。在十六鋪，他遇到了一個“好人”。那是一個四十來歲、前額微禿、有點兒胖的男子，說一口上海話。這個“好人”問了王四根幾句話，瞭解了他的情況後，把他帶到了路邊的一家麵館，讓店家下一碗餛飩先讓他吃了，又叫了爆魚面和生煎饅頭。王四根吃的時候，對方得知他喉嚨痛，又掏錢請麵館跑堂去附近的西藥房買來一盒“消治龍”藥片。王四根吃飽後，那人又掏出一些零票，合計有兩萬多元，說讓他先用著，回頭再給他安排一份工作。
過了兩天，那人果然又來找王四根了。此人自稱姓邢，王四根就稱其“邢先生”。邢先生給他安排的工作就是去“五峰茶樓”從史寶和那裡取情報。當然，邢先生沒有跟他說史寶和姓什麼叫什麼，也沒說這是替哪家效勞，只是說從現在起就給王四根發薪餉，每月五塊銀洋，問王四根幹不幹。當時的五塊銀洋，可以維持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開支了，王四根哪有不幹的？就這樣，這個安徽小乞丐上了賊船，成了“保密局”僱用的臨時工。可直到被捕，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替“保密局”效命，更不知道“保密局”是什麼東西。
聽王四根如此這般供述，錢融清等人面面相覷，哭笑不得。當下也顧不上休息了，連夜商量是否還有補救法子。議來議去，尋思如果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中的一種，那還可能有補救之望：一是邢某那個潛伏特務小組在收到那份假情報後，由於某種原因，未在當天拍發出去，而是拖延至明天甚至後天才拍發；二是如果邢某方面按照正常運作程序在收到假情報當天就拍發出去的話，則指望臺灣“保密局”電訊人員偷個懶，收到該密電後並未立即轉交譯電員，或者譯電員由於某種原因沒有及時譯出該密電。總之，能給錢融清這邊一兩天的延緩時間，這樣，就可以指派史寶和再去十六鋪“五峰茶樓”，往窗子上貼一張一千元鈔票發出暗號，引誘邢某上鉤。
這時已是12月15日凌晨，錢融清立刻把這一構想報告領導，領導說到這一步，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那就試一試吧。於是，一干偵查員立刻驅車前往看守所把史寶和和王四根拉到市局，讓兩人和他們一起吃了碗肉絲湯麵作為夜宵，然後交代他們天明後要做的事——史寶和仍去茶樓做經紀人，王四根則繼續在十六鋪一帶行乞。錢融清下令二科偵查員暫時放下手頭的案子，統統撲到這個案子上，分工對史、王兩幾進行監控，留意是否有邢某那樣的目標出現。
可是，意外沒有炭生，眾人忙碌到次日中午，王四根也沒接到邢先生的通知讓去茶樓門口行乞。於是，警方便知“保密局”已經從那份假情報推斷出史寶和小組出事，立刻急電通知邢某小組切斷跟史寶和的聯繫了。這樣，上海市公安局就只好施出最後一招兒：通過無線電信號測向儀查找敵特電臺的大體位置。
這一招兒聽上去似乎簡單，具體實施起來卻相當複雜，而且並非市局的電訊專家和設備就能解決得了的，還得動用華東社會部甚至軍方的力量，包括那個時候最為稀缺的密電破譯專家。即使所有硬件、軟件條件都具備了，最後是否成功還得看運氣。不過，這一招兒最終還是有了收穫，元旦凌晨傳來消息：市局政保部門尋找的敵特電臺位置應在北站地區範圍內。
揚帆於是下令政保處二科組織專案偵查組，深入北站地區挖出敵臺和敵特潛伏小組。專案組剛剛開始工作，揚帆就接到了黃浦分局關於“江南春飯館”食客死亡案件的報告，他一看在死者柳承方位於北站區的辦公室內發現電臺的情節，便斷定那正是錢融清專案組要追查的目標。
五、追查毒藥
對於錢融清專案組來說，這個消息當然是一樁喜事。錢融清立刻跟黃浦分局刑警隊劉大貴隊長聯繫，讓把“江南春飯館”食客死亡案件的卷宗立刻送來。卷宗到手後，錢融清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研究了三個小時，然後把組員召集起來開了一個會。
這個專案組共有六名成員，都是政保處二科的骨幹偵查員。大家聽錢融清介紹了一應情況後，一致認同“江南春飯館”食客死亡案肯定跟他們正在調查的敵臺案件有關聯。那麼，柳承方的死因是自殺還是他殺呢？全組六名偵查員都認為柳承方並非自殺，而是遭人謀殺，理由有二——
其一，柳承方的工廠和住所都在北站區，他的業務跟黃浦區這邊並無關係，如果他要自殺的話，為何不在北站區而偏偏要把結束自己生命的地點選在黃浦區一家可能他一生也從未踏進過的普通飯館呢，而且，柳承方進飯館後是點了酒菜的，還要求跑堂把酒熱一熱，放幾片生薑，這說明他的確是來吃飯的。即使他已經做好準備就死在這家飯館裡，那也是要享受這最後一頓晚餐之後再離開人世的。可事實是．他一口菜未吃，一口酒未喝，只不過招呼跑堂送上一杯溫開水喝了兩口就死了。從現場發現的那片兩寸見方的白紙來看，那應該是用來包氰化鉀粉末的。偵查員們估計，柳承方可能患有某種消化系統的毛病，需要在飯前服用什麼藥物，而有人卻在他服食的這種藥物裡摻進了氰化鉀。
其二，在柳承方辦公室抽斗裡發現的那份遺書，應該是上海市公安局自去年6月5日掛牌以來處置過的數以百計的死亡案件中文字最少、內容最模糊的一份遺書。這份遺書連同姓名日期一共只有短短三十七個字，而且日期也含糊，只寫了“一九四九年末”。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年末”的理解並不僅限於“一年的最後一天”，有時也作“一年的最後數天”來理解。那麼，遺書中的這個日期指的到底是1949年的最後一天呢，還是1949年的年末？此外，遺書的內容也有違常情，只說了兩點，即“餘與這世界永別矣”和“電臺、手槍請交公安局”，卻沒有說明原因。因此，這很有可能是一封偽造的遺書——只有謀殺才需要偽造遺書。
儘管在柳承方辦公室發現的手槍、子彈和電臺上都有柳本人的指紋，說明他確實親手觸摸過這些東西，可是，偵查員發現其中有一處指紋的存在位置不合常理——整部電臺上，只有拍發按鍵上有死者的指紋，其他位置都像是被特意擦拭過，沒有任何指紋或其他痕跡。專案組據此為柳承方很有可能是死於謀殺。
那麼，謀殺柳承方的動機是什麼呢？偵查員們議來議去，覺得只有往“栽贓”上面想了。有可能是臺灣“保密局”總部發現那份假情報後，即急電通知邢某小組。邢某小組於是迅速制了方案：製造柳承方服毒自殺的假象，拋棄之前使用的電臺和密碼本，連同手槍一併藏匿於柳承方的辦公室，從而切斷公安機關的追查線索。
會前，錢融清已經將那張兩寸見方的白紙送市局技術處鑑定，會議開到這時候，技術處打來電話告知鑑定結果：白紙上的殘留粉末系碳酸氫鈉與氰化鉀的混合物。
專案組於是認定，柳承方生前患有以胃酸過多症狀為主的胃病，每餐前必服俗稱“小蘇打”的碳酸氫鈉粉劑，而致其死命的氰化鉀則是混在小蘇打粉裡的。於是，專案組決定從死者生前服用的小蘇打著手進行調查。
1950年1月5日，專案組六名偵查員全體出動，分頭前往“立通機器製造廠”和死者柳承方的家。午後大家會合時一彙總，獲得以下線索：據“立通廠”廠長汪蒙、食堂幾位師傅、醫務室廠醫等多人以及柳承方的妻子等家屬證實，柳承方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胃氣痛，靠餐前服用小蘇打中和胃酸緩解胃痛和泛酸症狀至少已有三年多的時間。
前往柳承方家中調查的偵查員江力、馮培安跟柳承方四十來歲的妻子牟氏聊下來，得知其夫生前如果是在家裡用餐，則在飯前直接從瓶子裡取用；以前工廠的經營狀況還不錯的時候，他通常是在廠裡吃午飯，晚飯都是回家吃的，當然，去飯店應酬除外。所以他總是在上班前讓牟氏準備兩小包小蘇打，每包一小勺，大約一錢多。包藥的紙是牟氏去文具店買的白報紙（舊時滬上對文具店出售的整張大白紙的俗稱），回家後裁成兩寸見方的小紙，包好後給丈夫放在皮夾子裡。最近一段時間工廠基本停產，柳承方已經不像以往那樣每無去廠裡上班。司家裡也不是安全港，債主時不時會來催逼債務，直到冬至前他們看看實在逼不出什麼來，這才來得少了。出事的前一天半夜過後，柳承方才回家。次日一早就起床了，六點半吃早點，餐前服用了小蘇打，牟氏照例將兩小包小蘇打放在他的皮夾子裡。可吃過早餐他就出門了。牟氏投想到，丈夫這一去竟是永訣！
偵查局問：“你把小蘇打往柳老闆皮夾子裡放的時候，裡面有多少鈔票？
“我沒數，大約有十多萬元吧。自從半年前工廠停產之後，承方手頭一直很緊，不瞞二位同志說，他把我的那些首飾都賣掉了，家裡現在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沒有，再賣就只好賣這房子了。”
柳老闆出事後，警方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個封口的信封，裡面有三百萬元鈔票。偵查員問牟氏是否知道這筆錢款的來路，以及準備派什麼用場。牟氏說她不知道，也沒聽丈夫說起過有這麼一筆鈔票。偵查員離開前，帶走了裝著小蘇打粉末的瓶子和那沓用剩的兩寸白紙。
諸偵查員在調查中，對柳承方死亡當天的活動情況自是非常重視，各路分別調查到的結果如下——
柳承方的妻子牟氏說丈夫當天出門時沒有任何異常跡象，還說今天晚上可能會早點兒回來，不過晚飯肯定是在外面吃；至於他出去幹些什麼，去哪裡，跟什麼人見面，他和以往一樣，隻字來提。
“立通廠”廠長汪蒙說柳老闆當天沒去過廠裡。因為他的廠長室跟老闆辦公室相鄰，自當無上午八點半到晚上接到民警電話讓他去一趟“江南春飯館”，他一直在辦公室待著。如果柳老闆到廠裡來過的話，即使沒像平時那樣喊他過去坐坐，其進出房間的聲音他肯定也聽得見。
“立通廠”的食堂師傅和廠醫均證實柳承方確實有胃病，以前廠里正常上班時，他總讓食堂給他下一碗軟和點兒的麵條作為正餐，廠醫則翻出一些處方，證明柳承方曾多次去醫務室配胃藥，其中配得最多的是小蘇打。不過，他們都說出事當天確實沒有看見柳承方在廠裡出現過。偵查員又問了廠門衛室，也說當天未見柳老闆進出過廠區。
專案組長錢融清對下午的調查作了佈置，重點是柳承方出事當天自離開家到進入“江南春飯館”的那段時間去了哪裡，跟什麼人有過接觸。偵查員於是繼續對柳承方的家屬、“立通廠”的留廠值守人員等進行訪查。原以為希望渺茫，哪知竟然撞上了運氣：偵查員龔家路再次向“立通廠”門衛調查時，意外發現了一條線索！
柳承方出事的前一天，1月2日上午九時許，“立通廠”門衛老陳正百無聊賴地在廠門口曬太陽喝茶時，一輛三輪車緩緩而至，在車伕吳牛耕田樣的喘氣聲中，胖胖的柳老闆從車上下來。老陳打過招呼，便要去打開因基本停產少有員工進出而關閉的小門（大門已多日未開），柳承方微笑著朝他擺擺手說我不進去了，打個電話就走，說罷進了門衛室。柳承方在門衛室打電話的情況以前也有過，每當這時，老陳必定走出去在門外待著。這次他本就在外面，因此也就原地沒動。不過，他還是聽見了從未曾關嚴的窗戶縫隙中傳出的柳老闆的聲音，聽上去有點兒興奮，稱對方為“菊芳阿姐”，好像是跟對方約定次日上午去拜訪什麼的。
偵查員於是就去柳家找牟氏打聽柳承方是不是有一個“菊芳阿蛆”。牟氏說有的，那是柳承方的表姐，名叫鬱菊芳，家住威海衛路“匯誠餅乾廠”隔壁。兩人的母親乃是嫡親姐妹。不過他們兩家三年前發生了糾紛，鬱菊芳的小兒子跟柳承方夫婦的大女兒戀愛了——那時候還沒有婚姻法，也沒有三以內血親禁止結婚之說，所以這種“親上加親”的情況比較普遍。可是，那小子始亂終棄，把柳承方夫婦女兒的肚子搞大了，自己卻遠走高飛去了美國。柳承方夫婦氣不過，前往表姐家吵了一通，然後兩家就不再往來。在牟氏的意識中，夫家的這門親戚美系就算是斷了，因此這幾天操辦喪事也沒去通知鬱菊芳，而且跟其他親戚打了招呼：不要把消息告知鬱菊芳，否則就斷絕來往！
柳承方跟其表姐的關係已經到了這一步，他還會齦鬱菊芳通電話？而且是他主動打過去的，這可能嗎？可是，門衛老陳根本不認識鬱菊芳，也不知道柳老闆的家事，不可能信口編造。於是，專案組，決定還是循著這條線索查一查。
當晚，偵查員馮培安、吳世富去了鬱菊芳家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瞭解柳承方這位表姐的情況——
鬱菊芳，五十歲，早年畢業於大夏大學，曾在公共租界的教會中學執教過一段時間的國文，後來嫁了個富豪丈夫，從此閒居在家做起了全職太太。兩年前，富豪丈夫中風而歿，她寡居於威海衛路上的一幢洋房裡，過著衣食無憂的富足生話。鬱菊芳和丈夫生育了三個子女大子去了英國，小兒子去了美國，女兒嫁給了廣慈醫院的一個醫生。
馮培安吳世富返回市局向錢融清彙報了上述情況，錢融清馬上想到了一種可能：柳承方不計前嫌主動跟鬱菊芳聯繫，難道是為了向她借錢？他死時身上的三百萬元鈔票是不是向這位表姐惜的？
於是，連夜去威海衛路向都菊芳調查，鬱菊芳證實確有此事——
1月2日上午九時許，她接到柳承方的電話。之前由於小兒子的行為，她一直對錶弟夫婦深感歉疚，曾主動提出願以經濟補償的方式向表弟一家表示歉意。可是，當時經濟實力頗足的柳承方斷然拒絕，宣佈斷絕關係。之後，她曾數次給“立通廠”去電，但柳承方一聽是她的聲音，二話不說當即掛斷。之後每逢節日和表弟的生日，她還給柳承方寄過賀卡，都被原封不動退回了。她現在孤身一人生活，物質富足，精神卻空虛，每每想起這個小時候喜歡跟在她後面一口一個“姐姐”地叫著的弟弟，就禁不住潸然淚下。她原以為今生今世沒法兒跟表弟和好了，沒想到表弟主動來電，說要去拜訪她。當下她一迭聲表示“歡迎”。表弟跟她約定，次日上午登門，兩人敘敘舊，然後一起吃午餐。
1月3日上午九時，柳承方如約而至。誠如專案組所估料的，他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向表姐告貸。他說自己眼下急需三百萬元，希望表姐借給他，不久即可歸還，願以三倍銀行利率支付利息。鬱菊芳馬上表示借錢沒問題，不過不要提利息，她肯定是—分也不會收的，否則就不借。
姐弟倆又聊了些其他事情，轉眼到了午餐時間。鬱菊芳說已經在國際飯店訂了座，請柳承方去吃頓飯。兩人出去之前，鬱菊芳拿出三百萬元鈔票，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裡交給了柳承方。柳承方不顧表姐的勸阻，堅持寫了一紙借條，由於鬱菊芳的堅持，上面未寫利息，也未寫還款時間。然後，兩人出門叫了一輛出租車，前往國際飯店用餐。餐畢已是下午一時許，姐弟倆在國際飯店門口分手。柳承方把表姐送上了一輛黃包車讓她先走，所以之後他去了哪裡，鬱菊芳就不清楚了。
鬱菊芳向偵查員出示了柳承方寫的那紙借條，以及用來裝三百萬元鈔票的那種信封。偵查員徵得她的同意後，借走了借條和空白信封。經鑑定，借條上確有柳承方的指紋，上面的文字出自其本人之手；信封也與柳承方身上那個裝著三百萬元鈔票的信封完全一樣。
往下，偵查員自然要了解另一個重要問題——柳承方吃午餐前是否服了小蘇打。
都菊芳說表弟是服了的。她回憶說當時看見表弟從皮夾子裡小心冀翼地拿出一個小紙包，一瞬間她還以為是白粉，尋思三年沒聯繫，表弟的變化怎麼這樣大啊，香菸抽得更厲害了不說，竟還染上了白粉。當時，社會上對於鴉片、白粉之類的毒品雖已禁止，但尚未把吸毒列為違法。當然，如果有人堂而皇之地在公共場所吸毒，那是會受到指責的。都菊芳正要開口勸阻，卻見表弟招呼侍者送上一杯溫開水，把那包白色粉末倒進嘴裡，連喝兩口開水吞服下去。問了問，她才知道原來表弟患上了胃病，吃的是小蘇打。至於柳承方錢包裡是否還有一包小蘇打．她就不清楚了，柳承方沒說，她也沒問。
第二天上午，偵查員馮培安、吳世富、龔家路、孫景洲分別去了威海衛路鬱家和國際飯店，對鬱菊芳所說的情況進行核查。鬱家的女傭證實，柳承方確實在3日上午去過鬱家，與主人在客廳裡喝咖啡聊天。去國際飯店的偵查員查得很仔細，跟飯店裡那個應柳承方的要求向其提供溫開水的侍者當面談了話，服務員證實，他送上溫開水時，看見柳承方已經把小紙包打開放在面前了，紙包裡確實是白色粉末。
情況彙總後，專案組開了個案情分析會，先對鬱菊芳與柳承方中斷三年聯繫之後突然重新續上關係的真實性進行了分析。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考慮到柳承方曾在鬱家待過兩個多小時，儘管有女傭作證，可是表姐弟談話時女傭畢竟不可能一直戳在眼前，理論上難以完全排除鬱菊芳用混了毒藥的小蘇打調包的可能。不過，大家討論下來，最終還是排除了這種可能性，畢竟柳承方是把小蘇打放在衣服內的皮夾子裡的。如果想要在其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完成掉包，那應該具備一個條件——把衣服脫下來。而柳承方那天穿的是棉袍，這種服裝不像大衣那樣去人家做客時可以隨手脫下來掛在一邊。因此，鬱菊芳身上應該並不存在疑點。
那麼，掉包的情節就應當發生在1月3日柳承方離開國際飯店到傍晚進入“江南春飯館”之間大約五個鐘頭的時間裡。根據前面分析的要完成掉包動作必須具備的要素來判斷，柳承方在離開國際飯店之後可能在某個地方脫下過棉袍。既沒有回家，也役有去辦公室，他會在哪裡脫下棉袍呢？偵查員分析，柳承方那天下午應該有過以下三種行為中的一種：去澡堂洗澡；去某個旅館開過房間；去某個情婦處幽會。
專案組決定對此進行調查。正要散會，錢融清接到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的內容使他大惑不解。
六、啞巴深夜所見的一幕
電話是市局技術處打來的，告知柳承方的遺書筆跡鑑定結果出來了，與比對樣品筆跡相同——就是說，遺書確實是出自柳承方本人之手。
這就奇怪了，如果這個鑑定結論是準確的，那麼之前專案組發現的那些跟柳承方自殺結論相違背的證據又該如何看待？其種種不合常理的舉動又該如何解釋？
錢融清把鑑定結果向專案組其他成員一宣佈，眾偵查員都覺得不可思議，也難以接受。討論下來，決定要求技術處交專家重新鑑定。
重新鑑定是要辦理手續的，首先專案組方面要寫一份報告，表明不接受這個鑑定結論的理由，然後送交政保處領導籤批，再送到技術處領導那裡籤批後方可進行。錢融清原本準備和眾人一起出去調查的，現在被這樁活兒絆住了，只好留下來折騰。
對柳承方在1月3日下午一點到六點那五個小時內的活動情況的調查，專案組一連進行了兩天。除了專案組的六名成員外，還由市局出面，從與柳承方命案有涉的黃浦、北站兩個區的公安分局臨時借調了二十四名偵查員一併行動。三十名偵查員日夜奔波，查遍了全市各區的所有賓館、飯店和公共浴室，也沒有查到柳承方在1月3日下午曾經光顧過的線素。
而對柳承方遺書的重新鑑定結論倒是已經作出，新結論還是認定遺書確係柳承方親筆所寫。專案組長錢融清是個頗有些執拗的河南漢子，他向組員宣佈過鑑定結論後說，不理它！即使鑑定真的沒錯，那也必是事出有因，我們還是按照已經形成的思路往下進行調查。
1月7日晚，專案組六名偵查員集中在市局再次開會研究案情。大家認為之前對柳承方1月3日下午那五個小時內的活動情況調查的方向並無問題，之所以未能獲得線索，那是由於柳承方並沒有光顧賓館、飯店和公共浴室。這樣看來，他可能是去了某個與其關係暖昧的對象的私宅。關於柳承方是否有與其關係曖昧的異性朋友的問題，早在本案發生伊始值查員就已經向死者家屬、工廠員工進行過了解，所有人都是搖頭。這也可以理解，畢竟這是柳承方的個人隱私，不可能像公開自己的老婆牟氏那樣把情婦公開出來。
好在還有其他路可以走，專案組決定暫時先把這方面的調查往旁邊擱一擱，改走其他難度較小的路。難度較小的路有以下兩條——
其一，柳承方向表蛆鬱菊芳惜三百萬元現鈔是想幹什麼用？這與其被害是否有關？
其二，是誰往柳承方的辦公室裡放置了遺書、手槍和電臺？
第一個問題很快就查明瞭。1月8日，偵查品江力、孫景洲兩人去了死者家。這天是大殮日，柳家的親朋好友都到場了，足有一二百人。兩個偵查員見狀，覺得在這當兒擠進去找死者妻子調查似乎有些唐突，容易引起人們的反感。站在那裡正猶豫間，柳承方那個被其表兄搞大了肚子至今沒有出嫁的大女兒柳素瑛看見了他們，之前她曾接待過登門調查的江力，當下便跟偵查員打招呼，問是否有什麼新的問題需要家屬回答。偵查員於是就和柳素瑛去了對面鄰居家，把要調查的情況說了說。柳素瑛說我去問問我母親，看她是否聽說過這個情況。一會兒，死者遣孀牟氏和女兒領來了一箇中年男子，對偵查員說借錢的事這位王先生清楚，你們問問他就知道了。
王先生名叫王躍浩，是柳承方的朋友，開著一家運輸公司，擁有五條几十噸的鐵殼機動船，這在當時已經算得上一個有點兒實力的老闆了。新中國成立伊始，百業蕭條，唯獨運輸業興盛。王先生的那兩條鐵殼船是三十多年前英國製造的老貨，動力還是靠燒煤提供的，這在遭受經濟封鎖汽油柴油緊缺的新中國反倒更受歡迎，因為煤炭中國是自己有的，無須進口就能解決。如此，王先生的那五條船就被華東軍區包下，專門替軍方運煤炭。王躍浩跟軍方簽約時約定，軍方每月應向他的公司提供一定量的煤炭，作為燃料和公司跟各方面搞協作時使用。這樣，當上海灘許多像柳承方這樣的資本家因燃料緊缺愁白了頭的時候，王躍浩卻為多餘的煤炭無處堆存而失眠。
王躍浩跟柳承方是老鄰居、小學同學，打記事起就在一起玩耍了；既是發小，又是哥們兒，長大成人後各奔前程，這才不再來往。元旦前一天的上午，這對二十多年役有見過面的哥們兒竟然在電車上不期而遇，當下自有一番親熱，下車找了家咖啡館聊天。聊到中午，又去飯館喝酒。王躍浩聽柳承方說了最近半年來的艱難境遇，深表同情，說我其他方面幫不了你的忙，只能在燃料上搭一把手，這樣吧，我先以軍方給我的進價給你提供一些煤炭讓你應應急。柳承方聽了大喜，感動得差點兒給王躍浩跪下磕頭！
王躍浩算了算，說我今天傍晚要去南京辦事，車票已經買好了，估計三天才能回來。我們1月3日晚上見面，我去你府上拜訪。柳承方說多謝老兄，不瞞你說，兄弟債臺高築，不過午夜是不敢回家的，所以還是我去你府上吧，你把地址給我。於是，兩人約定1月3日晚上八點柳承方去王躍浩家。柳承方擔心情況有變，說老兄我們雖是老鄰居老同學加發小，情深義篤，不過俗話說“親兄弟，明算賬”，到時候我還是把貨款帶過來吧，不知你能提供多少貨，我該付多少款子。王躍浩說也好，貨是現成的，就在匯山碼頭的貨場上堆著，你先拿三百萬現鈔過來吧，我照價把貨單開給你，你隨時可以去匯山碼頭提貨。
可是，1月3日晚上王躍浩並沒有等到柳承方，而他沒法兒登門，因為柳承方沒有給他留宅址。直到昨天，他試著往“立通廠”打電話，門衛告訴他柳老闆已經死了。他大驚之下，問明瞭柳承方的宅址，立刻前往探問。王躍浩還是第一次跟牟氏見面，當下就把一應情況說了說。牟氏說怪不得公安局來人提到了老柳出事時身邊有三百萬元鈔票的情況，我一點兒也不知情。王躍浩說公安局如果再來人瞭解情況，你讓他們找我就是。
偵查員隨即查了王躍浩的公司以及他所說的在匯山碼頭囤煤炭之事，均系屬實；而且，公司財務賬目也顯示王老闆每月都把多餘的煤炭出售。這樣，第一個問題調查清楚了，跟柳承方謀殺案沒有關係，於是到此為止。
第二個問題由組長錢融清和偵查員馮培安兩人負責調查。因為是發生在“立通廠”的事，所以還是盯著工廠查。之前已經問過汪廠長了，他說柳老闆的辦公室平時都是鎖著的。柳承方為人精細謹慎，具有一種下意識的防範本能，性格又沉穩，所以做事一向踏實牢靠，類似辦公室的門上鎖之類的事情，他從來沒有疏忽過。而且那串鑰匙一向拴在他的皮帶上，從來不離身。錢融清跟馮培安商量，說我們應當向廠裡的工人群眾瞭解，看是否有什麼線索。於是就讓汪蒙提供了全廠職工名單，用了一天多時間訪問了其中的三十人。可是，下面的職工跟老闆是隔著幾個層次的，他們只知道柳承方是老闆，說得出他長什麼模樣，其他，那就一概不知道了。
錢融清、馮培安分析，遺書上儘管沒有寫明具體日期，只寫了“一九四九年末”，但可以判斷偽造遺書的時間就是12月下旬的那幾天，而連同手槍、電臺一併放到柳承方的辦公室裡，更應是在謀殺案發生之前二十四小時內，兇手只有已經確定必能幹掉柳承方後才敢往其辦公室放東西。所以，應當在柳承方出事前七十二小時的時間段裡去尋找線索，所有在那七十二小時裡在“立通廠”以及到過“立通廠”的人員都要一一查問。
這就需要跟汪蒙溝通了。偵查員跟汪廠長一說，汪蒙說這好辦，隨即拿出了一份十一人名單。名單上三個是門衛，一個是食堂燒飯師傅，一個是雜務工，六個是技工，這都是經柳承方本人批准留守工廠可以拿百分之百全薪的人員。汪蒙說，除了這十一個工人，另外我也經常來廠裡看看，有時還會在廠裡過夜。不過，由於工廠已經停產，我和其他回家休息的工人一樣只能拿七成薪水。
於是，錢融清，馮培安就找這十一名留廠人員瞭解情況。輪到雜務工曹衝林時，錢、馮二位傻眼了。怎麼呢？這位兄弟是個啞巴！
那時候，跟啞巴打交道要比現在難度大，因為當時啞巴雖然也有手語（也稱啞語），可是由於我國幅員遼闊，如同各地方言一樣，各地的手語也有所不同。一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中國聾啞人福利會才把各地的手語予以整合修訂，出版了一套四冊的《聾啞人通用手語草圖》，這是我國聾啞人手語規範化工作的開端。
因此，雖然憤查員立刻往市局打電話請來了一位通曉手語的同志擔任翻譯，可這位翻譯跟啞巴雜務工曹衝林的溝通還是頗有些吃力。不過，這番力氣役有白費，啞巴曹衝林竟然提供了一個令錢、馮二人大吃一驚的線索——他親眼看見柳老闆拎著一個沉甸甸的軍用揹包深更半夜從後門進廠！
如果為“立通機器製造廠”撰寫一部廠史的話，那麼柳承方是創辦人，曹衝林呢。則是該廠的第一個工人，由此可見其資格之老！他的老資格是怎樣獲得的呢？
1932年的一天下午，在法租界教堂街南京路口的一個電車站，一輛有軌電車鈴聲“噹噹”緩緩進站。乘客正你擠他擁地上下車的時候，一個在旁邊行乞的叫花子忽然伸手扯往正準備往車上去的一但西裝革履的先生“呀呀”比畫著什麼。那位先生還算機警，一看他腋下夾著的黑色公文包，頓時大驚失色——公文包底部已經劃開了一個三寸長的口子！那叫花子又指著已經上車的一個小個兒男子“呀呀”大叫。車上有乘客一把將扒手推了下來，正好有巡捕經過，當場將其拿下。
這個西裝革履的先生就是柳承方，叫花子則是曹衝林。曹衝林這一叫，對於柳承方意義重大！他被竊的東西乃是一張剛從合夥人雲中鶴那裡拿到的匯豐銀行“見票即兌，不得掛失”的五千元鉅額支票。如果不是曹衝林及時警告，等待著柳承方的，不僅僅是工廠是否開得成的問題，而多半是走投無路不得不跳黃浦江了。因此，柳承方當場決定收留曹衝林。
曹衝林是全廠唯一被允許吃住都在廠裡的員工，柳承方讓人在食堂後面搭建了一間小屋，又讓木匠間給他製作了床桌凳子等居室用具。他也是全廠唯一沒有固定工作崗位的員工，沒有人給他安排過工作，他也沒有上下班時間，反正不論白天黑夜，想睡就睡，想幹活兒就幹活兒，乾的活兒也是他自己選擇的，看到哪裡需要搭一把手就去幫忙，沒有需要幫忙的，就拿把大掃帚掃地、捅陰溝、拍蒼蠅、打老鼠、沖廁所，等等。
據曹衝林反映，他在元旦下半夜也就是1月2日凌晨起來小解時，聽見距食堂二十來米的後門處似有聲響。這使他頗為詫異，因為自半年前工廠停產後，後門一直緊閉，從來沒有打開過。這深更半夜有動靜，難道是有賊？如果要在“立通廠”找一個“愛廠如家”的鐵桿分子，曹衝林當推第一，“立通廠”確實是他的家。因此，他立刻抄起一把鐵鍬，躡足悄行至食堂旁邊的那條不足一米寬的通道口，果然聽見外面廠區甬道上有腳步聲。他貼著牆壁探出半個腦袋往外張望，不禁暗吃一驚——已經走過甬道正朝厂部小樓走去的，竟是柳承方！柳老闆穿著—件夾風衣，手裡提著一個沉甸甸的長方形包裹，看上去很像抗戰勝利後退伍兵沿街叫賣的那種美國軍用背囊。“立通廠”的人都知道，曹衝林對柳老闆就像看家狗對主人那樣忠誠。他承認，如果不是生怕驚著了柳老闆的話，他百分之百會衝過去把那背囊搶過來幫老闆提。
因此，曹衝林不敢出聲。他目送著柳老闆走進甬道盡頭的小樓，就返回自己的小屋繼續睡覺去了。天亮後，曹衝林起床打開小屋門時，不無驚奇地發現門縫裡夾著一張一萬元的鈔票。他拿著鈔票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總算領悟到這是柳老闆給他的封口費，是關照他不要把昨晚的事透露給別人。這就是說，柳老闆當時已經知道曹衝林發現他了。
這張鈔票曹衝林還保存著，專案組送檢後，證實上面確有柳承方的指紋。而據錢融清、馮培安了解，“立通廠”的後門是隻能供手推車通行的一道不寬的鐵門，以前正常開工時有門衛看管，半年前工廠停產後，後門關閉，門衛下崗回家，鑰匙交由前門門衛室掌握。還有一把鑰匙，那就由老闆柳承方自己保管了。曹衝林反映了上述情況後，偵查員特地詢問了大門門衛老陳，得知1月1日早上八點到2日早上八點是他當班，鑰匙一直在門衛室的抽斗裡鎖著，沒有人來取過。
七、三個姘頭
1月10日，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這個六人專案組，自錢融清以下都是具有若干偵查工作實踐經驗的偵查員，換句話說，都不是新手了。可是，面對眼前撲朔迷離的案情，都有點發愣。之前明明已經認定柳承方不是自殺而是謀殺，遺書系偽造，其辦公室裡的手槍、電臺則是他人裁贓。可是，現在有證據表明電臺是柳承方自己深更半夜偷偷運人辦公室的，那又作何解釋呢？
會上，不止一個偵查員說這個案子使人頭痛。錢融清說你們頭痛，我也頭痛，我覺得腦子裡像是混進了一勺糨糊，可是，使命在身，沒有辦法，不管頭痛頭暈，都得硬著頭皮上！
偵查員吳世富提了個建議，說咱們是不是以幹代議呢？就是不要先把所有疑點都議清楚了再考慮應該從哪裡下手進行調查，而是根據眼前的這些疑點和線索，先抓一個靠譜的下手調查，沒準兒就有發現呀！錢融清說看來眼下只好這樣做了，請同志們發表意見，看應該從哪個方向著手？
一番討論後，形成了一致意見——柳承方出事那天下午跟何人在一起、在幹些什麼著手進行調查。這個思路之前就已經產生了，當時大家都認為那包混入了氰化鉀的小蘇打肯定是1月3日下午那五個小時裡給人掉的包，而掉包只有在柳承方自己脫下身上的衣服時才有可能實施。經調查，柳承方那天下午並沒有去過賓館、飯店和公共浴室，所以只能讓人把思維往他跟哪個女人幽會上面去靠了。這條線索查證起來比較麻煩，況且，由於當時另有看似伸手就夠得著的線索，專案組眾人的思路自然是先易後難，因此也沒有盯著往下查。眼下只有這條羊腸小道可以走了，所以大家只好硬著頭皮上。
專案組一共理出了三條渠道：柳承方的家屬（包括親戚）；柳承方的朋友（包括社會交往）；“立通廠”員工。專案組六名偵查員兩人一撥分頭調查。
接受調查的柳承方的親屬以及“立通廠”員工眾口一詞，都對柳承方給予“為人正派，沒有花心”自評價。“立通廠”的員工還以本廠上百名女工中不乏有幾分姿色的年輕女性，而柳老闆從來隨熟視無睹無動於衷為例來說明柳承方是個正派人。
這就是說，柳承方在親屬和下屬的眼裡應該是一個對拈花惹草沒有興趣的正人君子。那麼，他在社會上的人際交往中是否有拈花惹草的行為呢？
這一路，是偵查員龔家路、孫景洲兩人負責調查的。他們一連調查了三天，最後聽說了一個傳聞——柳承方以前喜歡跳舞。
專案組六名偵查員包括錢融清在內，都是出身貧窮沒有接觸過大都市豪華生活的“土包子”，雖說已來到大上海半年有餘，卻還役踏進過舞廳一步，更別說跟哪個舞女正兒八經打過交道了，因此，對舞女的印象差不多全停留在“資產階級花瓶”、“準妓女”上面。大家一聽柳承方喜歡跳舞，便尋思1月3日下午那五個小時裡這主兒肯定泡在哪個舞女的床上尋歡作樂，卻不料讓人家把小蘇打換成了氰化鉀，把一條小命給送掉了。
於是，專案組就決定在各大舞廳訪查是否有跟柳承方相好的舞女。
這一查又是三天。對於六名偵查員來說，這三天是一次專題為“舞女行業歷史狀況”的社會調查。跟舞廳老闆、賬房、管事、雜役、舞女接觸下來，他們方知之前把舞女視為“花瓶”“準妓女”什麼的觀點是有問題的。上海灘的舞女，乃是一個社會職業，這個職業跟妓女行業完全不同，儘管其中不乏有舞女跟舞客上床的，可那跟舞女這個行業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而且，至少一半以上舞女都是具有初中、高中甚至大學文憑的，這在舊時算是知識分子階層了。舞女因為識字，所以都有看書讀報聽廣播瞭解時事的習慣，普遍擁護人民政府，所以在偵查員找她們瞭解情況時，往往都能積極配臺。正是這種配合，使專案組瞭解到有三個異性跟柳承方關係不一般。
這三個異性並非舞女，可線索卻是舞女向專案組提供的，因為她們在跟柳承方交往時，曾經跟那三名異性不同程度地接觸過。那三個女人的情況分別如下一一
之一，潘今美，是個三十來歲的寡婦，住新成區靜安寺附近。其丈夫黃其成原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租界被日本軍隊佔領，巡捕房變成了汪偽政權的警察局。黃其成經人介紹去了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當了一名密探，1945年春節那天被“軍統”特工幹掉了。前面曾經說過，當時“立通機器製造廠”是屬於日本軍方的產業，那段時間，日軍駐廠的水島少尉接到上峰通知，從“立通廠”調派幾名能工巧匠去“七十六號”建造一道電動鐵門。柳承方那時是以工人身份在“立通廠”幹活兒的，由於他有一手精湛的鉗工手藝，因此是派遣人員之一。他跟潘今美就是在“七十六號”相識的。
潘誇美是個很潑辣的女人，她獲悉丈夫被“軍統”鋤奸人員幹掉後，立刻叫上公公、婆婆以及自己的父母等兩家人大大小小三十來口前往“七十六號”哭鬧，其狀類似如今的“醫鬧”。“七十六號”特工總部自成立以來不知死了多少成員，還從來沒有遇上過這種情況。當時的戰爭態勢對於日本方面已經相當不利，“七十六號”創辦時的兩個頭目李士群、丁默村，一個在1943年著了日本人的道被毒死了，另一個調任汪偽浙江省省長兼省黨部主任委員、汪偽“中央政府”駐杭州綏靖主任保安司令，“七十六號”內部忙於爭權奪利，那些具體管事的則在考慮自己的後路，因此誰也不敢下令對潘今美等人怎樣。可是，事情總歸要解決，否則會造成不良影響。於是，“七十六號”就臨時組織了一個類似工作組的班子負責處理此事。
令人意外的是，正在“七十六號”幹活兒的柳承方也接到通知，讓他作為“工作組”成員做安撫工作——這顯然是“七十六號”方面知曉柳承方原系“立通廠”老闆，料想對處理工傷事故後家屬來廠裡吵鬧的事兒有些經驗的緣故。這個“事故”兩天就處理好了，而稍有姿色的寡婦潘今美從此與柳承方相識，沒多久就建立了姘頭關係。
之二，藍恩娟，提供此人線素的舞女說無法估計藍的年齡，大約在三十五六歲的樣子。藍恩娟是東北人，人高馬大，據說原是東北軍一個團長的姨太太，後來不知團長陣亡了呢還是失蹤了，抑或既沒陣亡也沒失蹤而是將其拋棄了，反正她是隻身到的上海。她在上海舉目無親，走投無路，最後去了四馬路（今福州路）“豔春院”做了一名妓女。偵查員從調查到的情況判斷，柳承方這人並非如親屬、下屬所說的“為人正派，沒有花心”，而是經常偷偷跑到四馬路去嫖娼，他跟藍恩娟就是這樣相識的。抗戰勝利後，藍恩娟搭上了一個比她大三十歲的從南洋回來的老華僑，離開“豔春院”跟此人同居，而那時柳承方又搖身一變做起了“立通廠”的老闆，兩人就由原先的螵娼關係變成了姘頭關係。
之三，仇鑫蘭，原是唱江北戲（即淮劇）的，不過不是什麼角兒，不過是草臺班子裡混飯吃的龍套。後來，草臺班子解散了，她就嫁給了北京路上“大盛運五金行”的老闆武仕堂做了小老婆。要說仇鑫蘭，人長得算不上漂亮，不過比較耐看，這個女人最大的特點就兩個字：風騷。武仕堂就是被其風騷迷住的。武仕堂跟正室老婆劉氏有過約定，娶小可以，不過不能住在家裡。於是，武仕堂就在長寧區法華鎮買了兩間舊房子，請人修繕一番讓仇鑫蘭住進去，他則兩頭兼顧，隔三差五前去跟仇氏相聚。
1948年9月底，五十掛零的武仕堂在去杭州辦事的路上遭遇車禍，一命嗚呼。武仕堂跟柳承方既是長期合作的貿易伙伴，又是花天酒地的朋友。柳承方聞訊立刻叫上幾個同行朋友前往武宅弔唁並相幫操辦後事。發送了死者後，武家人對財產分割有分歧，想把仇鑫蘭掃地出門，她在法華鎮住著的那套房子得收回，而且還要把她跟武仕堂相識以來武饋贈給她的首飾、手錶、衣服等全部收回。仇鑫蘭到柳承方那裡哭坼，柳承方出面為她打抱不平。後來據說請出了幫會人士向武家施加了一些壓力，才使武家人被迫打消了主意。如此，仇鑫蘭對柳承方自是感激涕零，不久兩人就自然而然地姘上了。
八、一網打盡
接下來，專案組著手尋找潘今美、藍恩娟、仇鑫蘭三人進行調查。
潘今美住在靜安寺附近，偵查員江力、馮培安兩人去了南京西路派出所，很快就查到了潘今美其人和住址。不過，據派出所民警說，這個女人已經再嫁，男方是廣慈醫院一個姓程的藥劑師，喪偶，潘今美是續絃，住進了男方家裡，靜安寺那裡的房子已經出租了。
偵查員過去一瞭解，房客證實了民警的說法，向他們提供了潘今美在新閘路的住址。江力、馮培安找上門去，潘今美卻不願意談她跟柳承方的那段豔史。偵查員對她說，不瞞你說，我們之所以來找你，是因為我們在查一樁命案，柳承方已經死了。潘今美聞言一驚，急問是怎麼回事，為柳承方的橫死嘆息不已。她告訴偵查員，抗戰勝利後兩年不到她就跟柳承方斷絕美系了。什麼原因呢？因為她發現柳承方有了新歡。她跟柳承方最後一次見面是1947年暮春，兩人在四川中路上一家白俄開的小咖啡館裡心平氣和地分手，柳承方給了她一枚金戒指、二十枚銀元。從此，她再也沒見過柳承方，也沒聽說過此人的話頭。
潘今美的這條線索就這樣斷了。
與此同時，偵查員龔家路、孫景洲兩人正奉命尋找東北籍女子藍恩娟。提供藍恩娟線索的是“百樂門”的兩個舞女。柳承方以前有段時間喜歡光顧“百樂門”，專門讓這兩個舞女陪舞。跳得熟了，夜場散場後，就請她們吃頓夜宵什麼的，有時柳承方還把藍恩娟帶來一起吃飯，所以她們跟藍恩娟也是認識的。可是，這兩個舞女從來沒有打聽過藍恩娟住在哪裡。好在四馬路上的“豔春院”還在，龔家路、孫景洲在“豔春院”順利打聽到了藍恩捐的住址。她當初離開妓院，跟一個南洋歸僑同居，住在蘆家灣區復興中路同德裡那個華僑老頭兒買下的一套舊房子裡。1948年夏天，華僑老頭兒病歿，房子就落到了藍恩娟手裡。至於藍恩娟後來的情況，包括跟柳承方的關係，“豔春院”的那班藍恩娟的前同事就不清楚了。
不過，偵查員畢竟如願以償查摸到了藍恩娟的住址，於是登門調查。藍恩娟這時已經有了一份工作，在一傢俬營公司當職員。這個東北女人生性蠻橫，對偵查員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偵查員惱火了，掏出手銬要把她銬到局子裡去訊問，這才壓下了她的氣焰，乖乖表示願意配合。調查的結果是，藍恩娟跟柳承方始終保持著姘頭關係，不過，自去年-12月19日到現在，她沒有見過柳承方，也沒有接到過他的電話。因此，藍恩娟這時根本不知道柳承方已經橫死半個多月了。
令偵查員意外的是，對第三個對象仇鑫蘭的調查結果竟然與藍恩娟有些類似。仇鑫蘭告訴前往調查的錢融清和吳世富，她一直和柳承方保持著姘頭關係，可是，去年12月19日前後，柳承方突然不跟她來往了，而且連個招呼也沒打，說斷就斷了！
專案組馬上將此情況跟之前偵辦的邢某潛伏小組案件聯繫起來。該夥敵特分子應是去年12月17日接到臺灣“保密局”總部報警急電的。怎麼這麼巧，兩天之後，柳承方就跟兩個處了數年的姘頭突然中斷聯繫，然後在1月3日下午被毒死了？
於是，專案組就有理由推斷，臺灣“保密局”總部收到專案組炮製的假情報之後，意識到史寶和潛伏小組已經暴露，在向邢某潛伏小組發出特急密電報警的同時下達了拋棄電臺嫁禍他方的指令。從時間上來推算，敵人拋棄電臺嫁禍他方的方案可能早在潛伏前夕就已由“保密局”的特工專家制訂了。柳承方在12月19日斷絕了與藍恩娟、仇鑫蘭的聯繫，這說明其時他已經有了新的姘頭。這個新姘頭，顯然就是邢某潛伏小組在接到密令後安排的。
1950年1月19日，專案組開了一整天的案情分析會，討論通過什麼渠道把柳承方那個新姘頭挖出來。
下午五點，下班時間到了。錢融清看了看窗外正在漸漸變黑的天色，說這個案子我們已經辦了多日，我算了算，光是柳承方被謀殺到今天也整整十七天了。局領導在等著我們破獲該案，華東社會部也在等候我們的好消息，揚帆局長一天一個電話詢問破案進展情況。因此，我們只有抓緊時間。先休息片刻，六點吃晚飯，晚飯後接著再討論。
沒想到，就是這個休息的空當，查找柳承方新姘頭的辦法竟然找到了！
專案組開會的那個辦公室外面有一個二十來平方米的陽臺，錢融清一聲“休息”，大家就到陽臺上去透透氣，抽支香菸。六名偵查員中，馮培安是不抽菸的，他的嗜好是吃奶油話梅。別人抽菸，他就往嘴裡塞一顆話梅。這顆話梅可能沒醃透，有點兒酸，就是這麼一刺激，不知觸動了他腦子裡哪根神經，竟然倏地冒出了一個主意：1月3日傍晚，柳承方是乘坐三輪車前往“江南春飯館”的，找到那輛三輪車，也許就能查摸到柳承方新姘頭的住所。
馮培安一激動，立刻向組長錢融清說了這個想擊。錢融清大喜，用河南話連聲說著“中”，下令馬上開會討論這個方案。
應該說，這個方案實施起來很是麻煩。上海灘有數千輛用於客運的三輪車，要向那些三輪車伕（當時已經改稱“三輪車工人”）逐個瞭解1月3日傍晚是否拉過一個乘客到四川中路的“江南春飯館”，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另外，其中還存在著一種可能——車伕把這茬生意給忘記了。畢竟已經過去十七天了嘛。可是，對於專案組來說，此刻已經役有其他路可走了，所以只有往這條路上試一試。
專案組六名偵查員要完成這項工作顯然是力不從心的，於是，錢融清決定再次動用黃浦北站兩個分局的那二十四名偵查員，請他們相幫—起查摸。
從1月19日開始，三十名偵查員就按照分工向全市三輪車伕進行調查。市人力車行業公會對此予以大力協助，指令下轄各個區的行業組配合偵查員做好這項工作，各私營車行也積極配合，不少老闆都陪同偵查員走訪車伕。
一干偵查員一共忙碌了四天，到1月23日中午，嵩山區“大幸運車行”傳來消息：該車行三輪車伕宗阿鐵回憶起1月3日傍晚他拉過公安局正在調查的那樣一個乘客，是在四川中路“江南春飯館”門前下的車。
宗阿鐵隨即被請至專案組，組長錢融清親自出面訊問。宗阿鐵特地向錢融清說明，之所以時隔半個多月自己還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那個乘客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乘客是個胖子，足有兩百斤重，在蓬萊區肇周路萬祥里弄堂口叫住宗阿鐵時，宗阿鐵有點兒猶豫，因為當時他肚子餓，生怕拉不動這樣重的一個胖子。這時，弄堂裡出來一個穿梅紅色絲棉襖脖頸上掛著白色兔毛圍巾的妖豔女子，對宗阿鐵說還愣著幹嗎，多給你一份車錢就是了嘛！說著，掏出一張一萬元鈔票遞給他。宗阿鐵記得，當時柳承方管那個女子叫“阿珠”。
專案組立刻聯繫蓬萊分局，由分局出面悄悄一查摸，肇周路萬祥裡確有一個這等模樣的妖豔女子，名叫陶金珠，二十九歲，丈夫原是國民黨軍官，上海解放前夕逃跑了。據說原本要把陶金珠帶走的，可那天接到命令去吳淞口上軍艦時，陶金珠正在浦東走親戚，錯過了機會。丈夫逃跑後，陶金昧靠積蓄生活，她家房子大，還出租了幾間，日子過得還是不錯的。
為防打草驚蛇，專案組在當晚秘密拘拿了陶金珠。陶金珠很快作了交代——
陶金珠的哥哥有個同學名叫汪洮南，和其丈夫是老鄰居，她跟丈夫最初相識就是這位汪洮南介紹的。丈夫逃逸後，汪洮南很關心她，經常過來幫她做點修電燈兒、扎拖把、豎晾衣架之類的活兒，經濟上也給予幫助，還許諾要設法把她弄到香港去，以便她去臺灣和丈夫團聚。汪洮南生怕她一個人待在家裡悶得慌，每週至少三次過來陪她看電影、跳舞，有時則下館子吃飯。
陶金珠對汪洮南感激涕零，老是說要報答他。她是個性格衝動的女人，有時甚至會對汪洮南說“隨便你叫我做啥我都答應”之類的話。汪洮南聽著只是笑笑。
去年12月17日，汪洮南匆匆來找她，說我真的碰上麻煩事了，你必須幫我一把，否則我就是死路一條。陶金珠問他碰上了啥事。汪洮南說是生意場上的事情，跟你說也說不清楚，你只要告訴我肯不肯幫忙就行了。陶金珠的激動勁兒上來了，說就是讓我跳黃浦江我也肯的！
汪洮南沒有讓她跳黃浦江，只是要她搞定“生意場上的最大對手”柳承方。陶金珠生性風騷，對男女之事並不看得很重，當下一口答應。就這樣，當天傍晚汪洮南約了柳承方叫上陶金珠在陶家附近的一家飯館吃了晚餐，又去書場聽了一場書。散場後，汪洮南說他還有事情，讓柳承方送陶金珠回家。陶金珠事先已經得到關照，這一送到家就把柳承方留下了。就這樣，柳承方和陶金珠勾搭上了。
對於柳承方來說，眼前的豔遇具有一舉兩得的效果：既有了一個新姘婦．又有了一個躲避債主的避風港。之後兩個星期，他經常泡在陶金珠家裡，每天只去家裡或者廠裡轉一轉，心思全部撲在陶金珠身上。直到那天他在電車上偶然遇到發小王躍浩，意外得知可以從王那裡搞到計劃外的平價煤炭，心思這才重新回到了打理工廠事務上。然後，他就開始動借款三百萬元的腦筋。柳承方有這樣能好消息自然要告訴陶金珠，卻不料陶金珠將他的一舉一動都密報給了汪洮南，而汪洮南這時已經制訂了幹掉他的方案。
其實，即使沒有王躍浩的出現，沒有柳承方向其表姐鬱菊芳借款的事兒，根據汪洮南的策劃，柳承方也應該在元月中旬前被幹掉。現在，由於有了王躍浩、鬱菊芳兩人的出現，汪洮南決定提前下手，這樣能夠搞亂公安機關的偵查視線。
柳承方除了好色，還嗜酒。可是，他的酒量又不大，喝半斤白酒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了，而酒醒後卻又什麼都記不起來。汪洮南就利用了這一點，元旦前就指使陶金珠在柳承方喝醉後以“測試是否喝醉”為由誘其寫下了遺書，而事後柳承方果真沒有絲毫印象。
1月3日午後，柳承方離開國際飯店，去了陶金珠的住處。一天前汪洮南已經做了佈置，讓陶金珠叮囑柳承方下午務必去她家，然後把小蘇打掉包。這對於陶金珠來說自是易如反掌，她在眨眼之間就做好了手腳。幾小時後，柳承方中毒身亡。
訊問結束前，專案組自然要問汪洮南家住何處，陶金珠說是北站區大統路65號。大家皆是一個激靈：這不是“立通廠”廠長汪蒙家嗎？
錢融清倒抽一口冷氣，說原來這個汪洮南就是汪蒙。早知道，直接把他逮了就是，何必費這麼些手腳！
專案組三名偵查員立刻驅車前往“立通廠”，一副銬子把汪蒙銬到了市局。
錢融清親自訊問，哪知汪蒙開口就叫冤枉。錢融清尋思這傢伙也太會裝了，於是就說：“汪廠長啊，你認識汪洮南嗎？洮南是你的字還是號啊？”
這一說，汪蒙頓時如釋重負，長噓了一口氣說：“錢科長，你們弄錯了，汪洮南是我同父異母的弟弟呀！他名叫汪釗，洮南是他的字，我的字是尹南。
錢融清暗吃一驚，隨即把陶金珠帶進訊問室辨認，陶果然搖頭。於是，當即派人前往北站區大統路65號汪宅把汪洮南抓來。
有著交通大學肄業生資格的修船廠工程師汪洮南被捕後，交代了一應罪行——
早在抗戰中期，他就已經被“軍統”發展為地下特工，後來又是“保密局”情報員。上海解放前夕，被毛森任命為“江浙滬第四特別潛伏組”組長，受命潛伏上海收集情報。他手下有四個特務——邢珉、徐泰合、遲至相和鄭瑞，其申鄭瑞是電臺報務員。該組的電臺同時承擔著史寶和小組的發報使命。平時，都是邢珉出面通過小乞丐王四根為其從史寶和處接取情報，交汪洮南轉給由其單獨掌握的電臺報務員鄭瑞拍發。12月15日也是這樣，可鄭瑞很快就收到了臺灣方面的密電，稱史寶和“業已暴露”，指令拋棄電臺嫁禍他人以保安全。關於這方面的措施，毛森當初安排潛伏任務時曾對汪洮南說過，讓他準備預案以防不測。後來他跟陶金珠的交往就是準備發揮她在這方面的特殊效用的。而嫁禍的對象，汪洮南的腦子裡也有一份名單，準備按照各對象當時的處境選擇符合自殺條件的作為替死鬼。
汪洮南跟柳承方的熟識，並非由於其兄汪蒙的原因，相反，汪蒙到“立通廠”當廠長還是他介紹的。汪洮南跟柳承方的關係，早在抗戰時期就建立了。當時他所供職的修船廠跟“立通廠”有業務來往，柳承方雖已不是老闆，也不是廠長，名義上只是一個普通工匠，可是，日本人知道他是技術權威，所以對他還是蠻器重的，指派他作為“立通廠”的技術代表跟修船廠打交道，而汪洮南則是修船廠的技術代表，兩人就這樣結識了。說起來，他們還是一對不錯的哥們兒，曾一起去過舞廳、逛過妓院、嫖過暗娼，而柳承方不為人所知的另一半——好色，也正是在這種交往中被汪洮南掌握的。所以，汪洮南推出陶金珠對付柳承方，絕對是一貼老膏藥，又快又有效。
在搞陰謀方面，汪洮南算得上一個策劃高手。為使公安機關相信柳承方還另有一重特務身份，他不但指使陶金珠灌醉柳承方讓其寫了遺書，還利用自己對“立通廠”的所有情況瞭如指掌的優勢，指派身材跟柳承方相似的徐泰合在深夜冒充柳承方，帶著嫁禍用的手槍、電臺、密碼本（那上面部已讓陶金珠趁柳承方醉酒的機會按上了指紋，電臺因不便攜帶，故只把拍發按鍵拆下後拿給陶），用陶金珠從柳承方處偷拓的印模配製的鑰匙打開後門進入工廠，故意弄出動靜讓啞巴曹衝林察覺，離開時又往其住的小屋門縫裡塞了一張有柳承方指紋的一萬元鈔票。
對汪洮南的訊問結束後，上海市公安局立刻派出幾路人馬，將邢珉、徐泰合、遲至相、鄭瑞四犯緝拿歸案，並搜出了武器、間諜相機、密寫藥水、電臺、密碼本等特務活動罪證。
1950年6月12日，上海市軍管會對該案作出判決：判處汪洮南、陶金珠死刑，立即執行；邢珉、徐泰合、遲至相、鄭瑞分別領刑七至十五年；小乞丐王四根領刑六個月，判決後的第五天就期滿釋放了。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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