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軔於啟蒙時代的現代性，因其優越的現代化文化，對中國近代及以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性從西方到東方，從近代到當代，它是一個‘家族相似的’開放概念，它是現代進程中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的矛盾和衝突的焦點。隨著上世紀90年代社會和思想文化的急劇轉型，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問題出現了諸多發現和認識。魯迅站在現代文明知識體系的立場上來批判傳統，要求該“改造國民性”和精神解放；沈從文則一種“反現代文明的現代性”的姿態，希望以自然人性來實現民族精神重造。儘管關注視角不同，但殊途同歸地為豐富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內涵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01
現代性的概念
首先，我們從對“現代性”概念的理解入手。
“現代性”作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炙手可熱的流行詞彙，大家普遍認同的有兩種解釋：一是從在歷史長河中的時間職能上看，它被認為在19世紀上半期，西方文明歷史中某個階段的現代性——它是科學和技術進步的產物、工業革命的產物、資本主義所引起的廣泛的經濟和社會變遷的產物，因此，“現代性首先是與一種新的時間意識是對應的”；另一種是作為美學概念的現代性，在文化範疇內具有價值敘事職能。
從這兩個意義上而言，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同時存在著對於兩種現代性的追求。現代文學的興起就是以一部分作家率先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開始的。他們對國民性中的劣根性進行批判，對舊的統治制度和腐朽的封建倫理道德發起攻擊，從而關注中國的國家民族的現代化道路。這一部分作家可以以胡適、陳獨秀、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張天翼等為代表。另外也有一些作家，則顯示出對於審美現代性的濃厚興趣，他們更為關注的是“人”，一個更多表現為非理性的人，在現代社會的某種境遇。這一部分作家以李金髮、戴望舒、張愛玲、穆旦等為代表。
我們研究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需要從中國現代化的具體歷史進程的實際出發。現代性是個發展的概念，它分為前期、中期、晚期的不同階段，不可以用相對成熟的現代性來苛求早期的現代文學。它萌芽於晚清，開創於民國，發展在共和國。從中國整個龐大的文化和時間背景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它的意義在不同時期也有著不同的意義。我們要從當時中國的時代背景中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就其特殊的時代意義，我們也不難看出發生在1917年至1949年間的中國現代文學不同於古典文學，也不同於西方文學，更不同於當代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現代性”意義。
02
“人道主義”
從“現代性”的主要表現來看，中國現代文學同樣保持著“現代性”特徵。
個人主義精神與人道主義思想。“個人主義”以文學方式為個人立法，確立了個體的獨立、解放、自由和創造的價值意義。郭沫若在詩歌中創造了“我把天來吞了”、“我把地來吞了”的“我”，充滿了詩人自我崇拜、自我讚美的激情；廬隱也通過《麗石的日記》、《海濱故人》等小說描寫了自我的心境，抒發了自我的情感……這是與他們的個人主義的思想情感分不開的。
“人道主義”是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擔當公民和人的責任和義務，同情、悲憫普通人的生活命運。1921年成立的創造社的重要作家郁達夫，借作品塑造了一群引人注目的零餘者形象，從而抒發了孤獨、憂傷的情懷，從《沉淪》中的“我”，到《春風沉醉的晚上》中的菸廠女工，無不充滿了令人窒息的苦悶感。作家也正是以此來激起社會的人道主義關懷。另：外，作為中國感傷主義文學傳統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用一生的心力創作了充滿悲憫情懷和憂傷基調的傑出作品。在他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和《愛情三部曲》等一些重要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濃郁的悲憫和感傷的成分。這也正是人道主義的體現。
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都是現代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現代思想情感，這在反傳統和現實化的過程中實現了思想的民族化和現代化。
03
魯迅及其現代性
在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中，魯迅無疑是做出了最傑出的貢獻。從《狂人日記》的寫作到創造和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四大模式，可以說魯迅最終完成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不過，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展，卻並非止步於魯迅。馬泰·卡琳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這樣說道，“現代性（常常被視為理性）的雙重衝突——一方面是同傳統，一方面是同它自身（或同一種對立的對抗現代性）——所導致的那些悖論。”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魯迅和沈從文可能恰好發展了現代性的這兩個分支。
“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核心是啟蒙，反對封建文化和儒教綱常，批判專制制度，維護和張揚人的個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樂，呼喚人的解放，構成了是中國現代文學主導性啟蒙潮流。”魯迅的文學創作呼應了這一歷史要求，他開始了終其一生的關於中國國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國民性”的探索實踐之路，從而也使國民性話語成為“一個現代性神話”。《祝福》正是這一思潮下的產物。
《祝福》中以年關之夜從外地匆匆回到故鄉魯鎮的“我”為視角，展開了整個故事敘述。文中的“我”顯然是一個“現代化”的、擁有現代性精神資源和話語體系的“外來者”，儘管魯鎮是“我”的故鄉，但“我”所接受的文化與環境與魯鎮勢必迥然不同，所以才會對魯鎮的守舊和封建有更為直觀的感受，才會對魯鎮的陳腐感到更深層的悲哀！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與遵循中國封建思想和傳統禮教的魯四老爺自然毫無共同話題，所以魯四老爺一見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罵其新黨”。魯四老爺對新事物——或者說是非傳統事物的敵對情緒，還有魯四老爺書房中的陳摶老祖寫的“壽”字、《近思錄集》、《四書襯》等，讓“我”看到了一個國民性的非現代存在——一個沉浸於傳統文化而自得其“惡”的老者形象。
04
沈從文及其現代性
沈從文認為，“西方、現代和城市在腐蝕敗壞著民族的‘德性’，生成著病態的個體人格和整體的國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於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優美健康的品質與德性，存在於遠離現代文明和城市的鄉村邊塞和鄉民邊民身上”，所以才有了沈從文筆下的那個未受現代文明浸染的、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那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在那裡，即使“出現了有如‘覺醒’、‘抗爭’之類的事情，打破了固有的寧靜平和，也不是‘階級意識’或‘階級鬥爭’使然，而是人性阻遇引起的小小波瀾”。
《丈夫》就是這樣的一曲人性的牧歌。
年青的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送進城去賣身養家的風俗，在現代文明中可能被視為奇恥大辱的事情，在古風古道的湘西似乎卻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在他們看來，這既“不與道德相沖突，也並不違反健康”。 《丈夫》中的丈夫就是當時眾多送妻進城營生的“年青的丈夫”中的一員。小說通過講述他進城見妻時的所見所聞，展現了其人性從矇昧而麻木到憤然而覺醒的過程。
我們認為，無論是著眼於西方或中國本土對於“現代性”的概念做出的解釋來看，還是從“現代性”本身的表現方面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的實例都在證明著其現代性的本質屬性，從而體現著中國現代文學始終堅持的現代性追求。魯迅和沈從文，一個站在現代文明的立場上來批判傳統，要求該“改造國民性”和精神解放，一個站在現代化洪流中以傳統來反觀現代文明、反思現代性，希望以自然人性來實現民族精神重造，儘管關注視角不同，但殊途同歸地為豐富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內涵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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