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因其优越的现代化文化，对中国近代及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随着上世纪90年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急剧转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问题出现了诸多发现和认识。鲁迅站在现代文明知识体系的立场上来批判传统，要求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解放；沈从文则一种“反现代文明的现代性”的姿态，希望以自然人性来实现民族精神重造。尽管关注视角不同，但殊途同归地为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1
现代性的概念
首先，我们从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入手。
“现代性”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炙手可热的流行词汇，大家普遍认同的有两种解释：一是从在历史长河中的时间职能上看，它被认为在19世纪上半期，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工业革命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因此，“现代性首先是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是对应的”；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在文化范畴内具有价值叙事职能。
从这两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同时存在着对于两种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文学的兴起就是以一部分作家率先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开始的。他们对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对旧的统治制度和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发起攻击，从而关注中国的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部分作家可以以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张天翼等为代表。另外也有一些作家，则显示出对于审美现代性的浓厚兴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人”，一个更多表现为非理性的人，在现代社会的某种境遇。这一部分作家以李金发、戴望舒、张爱玲、穆旦等为代表。
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需要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历史进程的实际出发。现代性是个发展的概念，它分为前期、中期、晚期的不同阶段，不可以用相对成熟的现代性来苛求早期的现代文学。它萌芽于晚清，开创于民国，发展在共和国。从中国整个庞大的文化和时间背景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它的意义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要从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中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就其特殊的时代意义，我们也不难看出发生在1917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也不同于西方文学，更不同于当代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代性”意义。
02
“人道主义”
从“现代性”的主要表现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同样保持着“现代性”特征。
个人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以文学方式为个人立法，确立了个体的独立、解放、自由和创造的价值意义。郭沫若在诗歌中创造了“我把天来吞了”、“我把地来吞了”的“我”，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庐隐也通过《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等小说描写了自我的心境，抒发了自我的情感……这是与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情感分不开的。
“人道主义”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担当公民和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情、悲悯普通人的生活命运。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的重要作家郁达夫，借作品塑造了一群引人注目的零余者形象，从而抒发了孤独、忧伤的情怀，从《沉沦》中的“我”，到《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烟厂女工，无不充满了令人窒息的苦闷感。作家也正是以此来激起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另：外，作为中国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用一生的心力创作了充满悲悯情怀和忧伤基调的杰出作品。在他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等一些重要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悲悯和感伤的成分。这也正是人道主义的体现。
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都是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思想情感，这在反传统和现实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思想的民族化和现代化。
03
鲁迅及其现代性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鲁迅无疑是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狂人日记》的写作到创造和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四大模式，可以说鲁迅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不过，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却并非止步于鲁迅。马泰·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这样说道，“现代性（常常被视为理性）的双重冲突——一方面是同传统，一方面是同它自身（或同一种对立的对抗现代性）——所导致的那些悖论。”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和沈从文可能恰好发展了现代性的这两个分支。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制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鲁迅的文学创作呼应了这一历史要求，他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国民性”的探索实践之路，从而也使国民性话语成为“一个现代性神话”。《祝福》正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
《祝福》中以年关之夜从外地匆匆回到故乡鲁镇的“我”为视角，展开了整个故事叙述。文中的“我”显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拥有现代性精神资源和话语体系的“外来者”，尽管鲁镇是“我”的故乡，但“我”所接受的文化与环境与鲁镇势必迥然不同，所以才会对鲁镇的守旧和封建有更为直观的感受，才会对鲁镇的陈腐感到更深层的悲哀！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与遵循中国封建思想和传统礼教的鲁四老爷自然毫无共同话题，所以鲁四老爷一见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骂其新党”。鲁四老爷对新事物——或者说是非传统事物的敌对情绪，还有鲁四老爷书房中的陈抟老祖写的“寿”字、《近思录集》、《四书衬》等，让“我”看到了一个国民性的非现代存在——一个沉浸于传统文化而自得其“恶”的老者形象。
04
沈从文及其现代性
沈从文认为，“西方、现代和城市在腐蚀败坏着民族的‘德性’，生成着病态的个体人格和整体的国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于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优美健康的品质与德性，存在于远离现代文明和城市的乡村边塞和乡民边民身上”，所以才有了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那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那里，即使“出现了有如‘觉醒’、‘抗争’之类的事情，打破了固有的宁静平和，也不是‘阶级意识’或‘阶级斗争’使然，而是人性阻遇引起的小小波澜”。
《丈夫》就是这样的一曲人性的牧歌。
年青的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送进城去卖身养家的风俗，在现代文明中可能被视为奇耻大辱的事情，在古风古道的湘西似乎却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丈夫》中的丈夫就是当时众多送妻进城营生的“年青的丈夫”中的一员。小说通过讲述他进城见妻时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其人性从蒙昧而麻木到愤然而觉醒的过程。
我们认为，无论是着眼于西方或中国本土对于“现代性”的概念做出的解释来看，还是从“现代性”本身的表现方面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实例都在证明着其现代性的本质属性，从而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始终坚持的现代性追求。鲁迅和沈从文，一个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来批判传统，要求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解放，一个站在现代化洪流中以传统来反观现代文明、反思现代性，希望以自然人性来实现民族精神重造，尽管关注视角不同，但殊途同归地为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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