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们研究科幻小说的基准点，我们现在亟待论证和解决的问题，就是科幻小说之本是什么呢？
在一般看来，无外乎是两种，即“科”本论和“文”本论。在以前相当一段时期里，“科”本论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现在随着对于科幻小说的再认识的深入，“科”本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而“文”本论有所发展，不过更多的人主张“文”“科”并用，这看来是不错的。
但是，作为“文”本论的坚定拥护者的笔者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开始主要观点的论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所谓科幻小说，究竟为何物？也可以说是，判断一篇小说是否是科幻小说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判断一篇作品是不是科幻小说，关键在于小说是否含有不可分割科学因素，换而言之，就是说如果割除这种因素将妨碍作者的思想表述的，这样的作品可以称为科幻小说。由此可见，科幻小说显然是一类文艺作品。那么，既然是文艺作品，就必须拥有其同类所共要的特性，即文艺作品的形象性、真实性、倾向性（简称“三性”）。同时，这“三性”存在于科幻小说之中，又有其独特表现形式。
科幻小说中形象性的体现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科幻小说与其他小说一样，以塑造典型人物和创造相应的典型环境为根本出发点，通过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明确：第一，典型人物是指表现了一定社会生活的本质而又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也有的评论家将其形象的解释为“熟悉的陌生人”。第二，典型环境是指典型人物所生活的、形成其性格并驱使其行动的特定环境，是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妨称为“熟悉的陌生环境”。
文学作品以形象反映生活，它与社会科学著作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反映生活是概念、判断、推理来表述，前者则使用具体的形象来显示。（但是，如果据此认为科幻小说就是形象化的科普文学，那恐怕就只是“科”本论者的看法了）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维萨利昂·格利戈耶维奇·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对此问题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者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被统计材料武装着，诉诸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一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诗人被生动而鲜明的现实描绘武装着，诉诸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画里面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
现实生活原本是具体的。世界上原本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或物，也就没有抽象的事。只是由于我们认识方法的不同，认识方面的不同，才有反映客观世界的方法的抽象与具体之别，才可能对现实生活做出抽象的反映（无论其正确与否）。
对于科幻小说来讲，其除了具备上述的特性以外，还有其特别的个性。那就是，科幻小说具有更加高度的抽象性，因为作为其重要特性的科学因素本身就是以抽象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这使得科幻小说家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毫无顾忌的展开情节——这也就是为什么《战争与和平》只是写了几十年的历史；而阿西莫夫《最后答案》只是用了几千字就可以描述“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几十亿年的历史”的缘故。但是，简单并不代表容易。学过围棋的都知道，围棋也许是世界上游戏规则最简单的运动了，可同样也是最为复杂的和考验智力的运动。原因就在于“简单”实际上意味着更多的变数，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因此，我更愿意把托尔斯泰和阿西莫夫，比作卡斯特罗夫和马晓春，两者是没有简单可比性的。
那么，既然科幻小说是高度抽象化的艺术，其形象性又体现于何处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知道抽象与具象是相对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科幻小说中的抽象往往带有现实的印记，在这一点上与其他文学样式是共通的，只是更为“过火”而已。比如，外星人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科幻形象了，但是到底外星人是个啥样？反正我没见过（即使见过，也恐怕早就被洗脑了——笑谈！）。不过吗——像人——这一点是一定的，这里的“像”不仅仅是其物质构成形态的相似（事实上也并非如此），更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人格（主要指智能型）或物格化（主要指功能性），而他们要么温良可爱（ET），要么面目狰狞（如《独立日》中的外星人）；要么像大白鲨或者小猫咪咪一样成为某一特定感受的（譬如美丽、丑陋等）形象化身。原因很简单，再怪的怪物也是人造出来的——换言之，外星人并不是作为真实的社会事物存在，所以这一形象只能是其他社会事物高度特化的形象宿主——“人是最怪的怪物”。上述所言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科幻小说不过是将其高度典型化后，在典型环境中去承载其特定的思想罢了。
现在就让我们分析一些比较成功的事例，以便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大家也许都读过星河的《决斗在网络》。应该说，这是 “新生代”作家在艺术性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一篇作品。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作者和不少网迷看来，这篇文章所描写的环境太过虚假——或者说，真实的互联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也许可以视为缺乏文学鉴赏力的具体表现（虽然这么讲可能是很伤众），原因如下：上文提到，文学创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创造典型环境和塑造典型人物，而单就这两点论，我们所看到的星河作品中，只有《决斗在网络》这一篇作得还是比较好的。《决斗在网络》的第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它是在有真实的生活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星河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幻小说家（这样讲应该不过分吧），对于高校生活有切身的体会，这就使得他可以用真实的情感去构造环境，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这对于一篇作品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熟悉，所以他所描写的抽象形象是具有生活原型的依据的。这样一来，作者就对于自己所写的人物有了较强的把握依据（生活的真实状态）和能力。《决斗在网络》的女主角是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通过一个偶然的事件“结识”了被认为是情敌的“我”（线索人物），并围绕着虚拟的网络世界，展开了一系列精彩的故事。我们说，这样一个形象的形成可以说是众多类似的高校女生形象的高度提炼，是一个典型的“熟悉的陌生人”，也就是基于这一点她才有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作者在文章中所创建的“网络世界”，正是这一典型人物所活动的必然场所，“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情节的发展才是合理的”，这也就是作者对于网络世界合理虚构的正确解释。至于这样的“网络世界”是否存在，那是与文章本身无关的，不应该成为否定这篇作品成功之处的理由。类似这样围绕着形象性的理解，出现的争论还有很多。比如，曾经有一位外国朋友认为王晋康先生的《生命之歌》一文中的朴重哲，这个形象也许作为一个反派出现更合适些。其实，这位外国友人恰恰是错误的运用了西方人的某些观点，去杜撰了一个东方作家所创造形象的典型性。由此可见，要创造一个众人所理解的典型形象是多么的困难。
总之，形象性是让小说区别于其他反映生活的艺术形式的基本点。作为成功的科幻小说作品，同样拥有这样的属性。如何塑造高度形象化的典型科幻小说人物，将取代“如何‘编造’有趣的科学故事”成为科幻小说家向更高层次迈进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科幻小说中真实性的体现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就应该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而也只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
可是，科幻小说这东西好像只是写些虚无飘渺的事，哪里来的真实性？对于这个问题，我相先借助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文学样式，也科幻小说的“远房亲戚”——神话小说的实例来解释一下。
在中国文学史上，神鬼志怪类小说是出现的比较早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恐怕就是《西游记》，而之所以说《西游记》有着与《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比肩的艺术高度，最主要的就是其具有的浪漫主义的抽象了的真实性。作者吴承恩“讲妖怪的喜、怒、爱、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反观《封神榜》（相传是明朝许仲琳所作）则可以看到它“侈谈神鬼，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燃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如果把这样的观点转嫁到科幻小说的品评上面，就是说写一部小说决不能就事论事，为科幻而科幻，需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更重要的是要在生活中不断提炼和积累素材，学会用自己的眼去观察，用自己的脑去思考。而不是机械的抄袭名作的叙事情节再杂糅上某些“新动态”——这样的东西充其量是杂烩菜，而不是可餐的“秀色”。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另一种倾向，即一味的形而上学的强调科幻小说的科学性（这也是“科”本论的流毒之一），而忽视科幻小说最为艺术的独特属性。鲁迅在1933年12月20日至徐懋庸的信中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这也就是说，优秀的作家，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人物、事件，按照从现象到本质的顺序进行认识，把握本质而又不舍弃能够反映本质的现象，缀合、抒写，这样的作品，虽然写的并非实有其事——甚至可以迁移到其他的形象上去，却是依然具有文学的真实性。
但是，这并不足以封闭那些固执者的嘴。我们还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让我们继续谈艺术。绘画所以不同于摄影，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绘画中的形象是可以“被歪曲，以换取画师（更重要的是观众）的精神满足”；而摄影“要成为艺术，完全是上帝（真实存在的实景）的恩赐”。这也许就是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因素之于真正科学研究的不同。
某一类小说往往有一个限制其情节以及描写对象向无限空间发散（即脱离其规定样式）的标杆，我们不妨称其为“基本常识”。所谓“基本常识”就是指作家在创作某一题材的作品时，其所必须遵守的创作材料的“深加工”极限，即合理“夸张”的最大限度。而当这一概念具体应用于科幻小说中时，就可以表述为“超现实，但非超自然”的创作原则。但是，这一原则还仅仅停留在抽象的范畴里，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实现途径。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将这一原则具体适用标准归纳为三个“有助于”：即有助于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创作思想的完整体现；有助于读者完整正确的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助于文学样式个性的充分展现。
前两个“有助于”是发散性条件，它要求作者以文艺性而非纯科学性的观点，作为对待和处理创作中所出现的各类矛盾的首要标准。从而体现科幻小说的文学属性，表现其“超现实”的特点。所以我们不妨说，科幻小说中的每一个科学要素的运用，应该首先考虑的不是其技术现实的可行性（因为科幻小说中的技术，常常是“罗曼蒂克”化的），而是其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是否具备艺术合理性——你不能用科技论文的标准去要求科幻小说，因为后者是艺术范畴，前者是科技问题，科幻小说不能成为科学的“留声机”。
最后一个“有助于”是限制性条件，它要求作者不但要考虑科幻小说的文学共性，而且还要考虑到科幻小说的个性，即科学因素的作用，从而做到“非超自然”。这一条件明确“限定”了科幻小说家所能使用的素材的范围。因此，像神鬼、灵魂、巫术之类的相关素材，原则上不能用于科幻小说的创作，因为这些材料的运用直接违背科幻小说科学性的原则，从而破坏了科幻小说的文艺个性。
三个“有助于”的提出，是针对科幻小说的特点所做出的指导性的建议。他的指导意义贯穿于科幻小说创作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说，这些原则既是搜集题材的标准，又是组织题材的标准，同时它又是对作品进行解剖分析的理论依据。对于刚刚接触科幻小说的作者而言，全面理解和掌握三个“有助于”原则，并以此为依据指导创作实践，是尽快适应科幻小说的独特创作理念的有效途径。
让我们再来谈谈《决斗在网络》。正如文章第一部分所谈到的那样，《决斗在网络》一文是建立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单单是简单的将真实的网络和其他素材拼接在一起，同样无法成为一篇好文章。作者必须要在服从“基本常识”和艺术表现目的前提下，大胆的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完成作品的创作。我们还以《决斗在网络》为例，整个故事总体上依然可以看作广义的爱情故事，但是故事情节的发展完全是在网络这一特定背景下展开的，而且这一技术（科学）因素是不可割裂的，所以他是科幻小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因素虽然是典型环境构成的决定因素，但是由于人物性格间差异的矛盾冲突依然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首要因素，从这一点上讲是符合文艺作品的一般创作规律的，因此也是真实的。
现在有不少作家都看好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比其他小说样式来的“随便”些，更主要的是卖得快。这恐怕不是一种良好的认识倾向，须知“看事容易，做事难。”科幻小说绝不是“小道”，其中的道理只怕是吾辈学人中的“精英”，也未必能窥其真谛。
一般的认为历史小说是不好写的，一来、题材有限，翻来覆去都不过是那几个人，那几件事，不易创新；二来、情节发展不由自主，因为历史小说毕竟是要依据的，我说曹操在赤壁大败孙刘联军，一统天下，可能除了因为玩日本光荣公司的电脑游戏《三国志》而耽误历史课的人以外，大概不会有人相信；三来，历史小说的人物性格已成定式，虽然可以进行加工，但是毕竟回旋的余地不大，使得作者无法自由的通过人物性格创造表现创作意图。可是，在我看来这反而是历史小说之于科幻小说的优势所在：题材有限使得作者的准备更加充分，更有针对性，运用素材的准确系数较高；人物及其性格的相对固定，使得作者不必为此过度操心，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些细枝末节的把握上，这样就使得人物更加丰满，有“韧性”；情节的固定，使得作者不必去挖空心思去编故事。而是，真正全力以赴的塑造人物、完善艺术个性。还有就是历史人物往往以有定论，不易犯倾向性的错误。而这些常常是科幻小说的软肋的所在。
“简单并不代表容易”，我依然要强调这一观点。
有人说，现在的作家是关在书斋里的“妄想狂”。这话虽然有些过分，但是并非毫无道理。科幻小说家似乎比一般的作家更容易脱离生活，不过，要想在文学上取得长足的进步，向生活学习不失为一条正道。
看看在北京“超级畅销”的《花季雨季》吧！一个中学生的作品——恐怕除了真实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称道之处了。
科幻小说中倾向性的体现
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是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也即作者的社会思想和对现实生活的爱憎态度的反映。
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的倾向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真实性是指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倾向性是指作家对自己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的认识、评价（这种认识、评价在作品中体现为思想、感情）。文学的真实性本身并不包括对现实的评论，但是生活一旦进入作品，事实上不可能不和作家的爱憎联系在一起而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样，倾向性本身也并不包括对现实的真实描写，但是倾向性如果要避免成为外加的言论，就必须寄寓于、依赖于文学的真实性而一起呈现在读者面前。有了倾向性固然不等于有形象性，有了真实性也不等于有了进步的倾向性。我们说，只有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进步的倾向性，才能是鲜明的、有感染力的；而进步的倾向性，要求作家真实地、形象地反映生活。
那么，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是否就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呢？这要作具体分析，看是什么样的作品而定。如果单就科幻小说而言，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了。
无论如何科幻小说毕竟是一种抽象化的艺术，因此他并不具备那种“一剑封喉”的战斗性，也可以说他是一种“治世文学”。我们不妨认为，只有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全民文化水平达到一定层次时，科幻小说才有发展的空间和条件。但是，由于科幻小说作为文艺作品这一根本属性的作用，其倾向性同样是存在的。而且，科幻小说的倾向性往往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和总体科技水平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可能受到历史、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让我们依然以外星人为例：自从威尔斯时代至今，西方科幻艺术中，主流的外星人一直扮演着“恐怖的征服者”这一形象。曾经有人认为，威尔斯的“从红色星球来的靠发芽繁殖的红色外星球怪物”，是对于“苏维埃俄国”的敌视与丑化，而最后打败“病毒”正是某种类似“和平演变”的政治把戏。就个人而言，我并不能接受这种带有主观情绪和杜撰色彩的极端论调。但如果说这是空穴来风，未免有太过武断。我个人更加倾向于认为，残暴的外星人这个形象源于“野蛮的游牧部落”这一说法。
通晓世界历史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在欧洲的古代历史上，包括匈奴、古波斯、突厥（土耳其）、阿拉伯帝国以至于蒙古在内的崛起于亚洲的游牧政权，都有过对欧洲的征战经历。我们不妨可以大胆推测，对于强悍的游牧民族的恐惧心理，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理而普遍存在，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在西方“外星人”形象中，我们似乎依然可以找到这种痕迹：强大的战斗力，野蛮无人性，嗜血成癖，残暴的杀戮与征服欲，这些都与西方人潜意识中“野蛮人”的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见，社会意识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它必然尤其现实的依据，而当其进入文学艺术加工之中时，它必然要反映作者的感受和意识。
谈到这里，我们也必须接触一些敏感的问题，到底中国的科幻小说应该具备怎样的倾向性。这还要从一些“大道理”讲起。与以往的阶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以斗争为主，而是逐渐转变为人民内部的关系。于是作为社会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其历史使命同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精神财富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创作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即在满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同时，兼顾社会不同阶层，对于精神消费的需要。而科幻小说出现正是满足了知识阶层（广义上指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在内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广大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这一点上讲，科幻小说的创作与发展还是相当有意义的。同时，树立这种观点也有利于我们摆脱“科”本位的束缚。
目前，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民族特色与科幻小说的固有成分相融合”的问题——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科幻小说最大倾向性。我们应该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实现“用中国人的目光去观察，用中国人的脑去思考，用中国人的笔去写中国式的故事。”寻找科幻小说与民族特色的最佳结合点。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科幻小说应该追求的并不是形式主义的“民族化”，而是在吸收本民族的和外来的优秀的文化成分基础上的民族性的体现。
在这样一条理论探索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墨守成规，认为科幻小说不可能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甚至以目前的水平为理想状态，反对一切民族性的尝试，一味提倡“西化”；另一种是僵化的理解“融合”，不讲阶段、不重视实际，主张全盘“民族化”，忽视科幻小说特有的属性，造成从指导思想到作品全面僵化的局面。无论是前一种右的倾向，还是后一种“左”的观点，都可能给科幻小说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发展阶段，运用全面的、辩证的观点对待各类问题。
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但是他真正的繁荣起来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对于什么是科幻小说，如何创作有中国特色科幻小说，这些问题我们的认识还是相当肤浅的。因而，我们在这一时期，必须提倡多样化的创作风格和允许多种创作倾向共同发展，只有这样积累大量的创作实践材料，而不是采取命令化、一言堂式的思维模式来要要求科幻小说，才能保证科幻小说拥有正确的方向发展。
相信在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大约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之后，中国科幻小说必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大家族中，最富有活力的一员。
结束语
作为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之一，我越来越感受到科幻小说所特有的活力与魅力，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益体现出来。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创造的世纪，我们所固有的一些想法正在被新的实践所否定。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并“不起眼”的成功中迷失自我，苦闷与彷徨成为了一种趋势，想当然变得比理性的分析更有市场……目睹了从“自卑”到“自负”的转变，我不仅要问：我们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呢？
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先觉者已经开始了变革，其动力既有内在的，也有外来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总而言之，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学问、认认真真的写文章，而这则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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