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飽含深情的話，一個人怎麼能寫一百多萬字，他在那幹嘛呢？興趣對我本身沒有那麼大的推動力，一定要加入情懷的推動力，而且情懷的推動力一定是為主的。”梁曉聲獲得茅盾文學獎接受採訪時如是說。
去年8月份，梁曉聲的三卷本長篇小說《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票數在五部得獎作品中位列第一。這部115萬字的作品被譽為“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故事的字裡行間，處處承載著他關於生活原點的記憶。
得知獲獎消息時，梁曉聲正在家中錄製電視臺節目。他知曉後的第一反應是關掉手機，因為還要完成錄製。“只要書出來，能得到讀者的認同，認同度高一些，對我就是最大的欣慰了，對獲獎沒有什麼想法”。
20世紀80年代初，梁曉聲發表《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成為中國知青文學的代表作家。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梁曉聲轉向為平民代言，關注回城知青、下崗工人、進城農民、莘莘學子等，這些平民身影，出現在他的《返城年代》《年輪》《知青》等虛構寫作和《中國社會階層分析》《鬱悶的中國人》等作品中。
梁曉聲：“我們這一代人我經常形容是扯著父母的破衣襟長大的。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是口糧按定量，而且是每隔十天才能供應一次。到了第八天的時候，實際上就沒糧了，用那種麵糊糊打一點菜粥。”
梁曉聲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新中國成立前，跟著闖關東的隊伍，一路從山東老家走到哈爾濱。從“小三線”建設到“大三線”建設，父親常年奔波在外，母親帶著他們五個兄弟姐妹，省吃儉用維持著清貧的生活。
梁曉聲與父親
解放初期，商品供應不足，國家決定實行“計劃經濟”，發放各種票證來分配商品。1955年，第一張糧票發行，肉票、布票、煤票……各種票證深深烙進了一代人的記憶中。梁曉聲剛剛出了本新書，書名叫《從前那些事》，曾經的衣食住行都能在書中找到對應的情節。
計劃經濟時代的國營商場
物質生活拮据的歲月裡，目不識丁的母親卻“挺支持”兒子看書，懷揣著看書種下的善良溫暖的種子，1968年，19歲的梁曉聲踏上了北大荒的土地，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發表了第一篇小說《麥種》。
上山下鄉、恢復高考、改革開放……七八十年代的中國經歷了風起雲湧的大變革、大轉折，每一步，梁曉聲們都是親歷者，也是記錄者。1974年，他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被推薦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當編輯，開始大量以知青生活為題材的文學創作。
時代鉅變的洪流中，梁曉聲開始“一筆寫小說，一筆寫時評”。以《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為代表的一批時評作品，剖開社會問題最深層的肌理。
幾十年來，他一直堅持去鄉下采風，一路走來，變化都看在眼裡。
梁曉聲：“我曾經跟兒子有一段對話：問你將來參加工作了，我們是有能力給你買一輛新的自行車的。也可能我們這樣的人家一生都不會有私家車，你不能想到僅僅20年之後滿大街都是車……我在一個月前到了安徽，進到大別山腹地的時候，房子是新的，都是二層的，儘管是山裡人家，要有沙發，還要掛壁畫，還要鋪地板磚。周圍的環境也很美。”
梁曉聲與妻子、兒子
“千里江陵一日還”已是生活的日常，乘高鐵、坐飛機，梁曉聲喜歡靠窗的位置，日新月異的變化會撲面而來。
梁曉聲：“對比在最近幾年太強烈了，原來的這城市像一本書，後來你突然發現這書翻開了，它版圖擴大了一倍。新區都很漂亮，再後來已經不是一本書翻開，幾乎是像一個拼圖展開的規模。”
2002年，梁曉聲從電影製片廠來到北京語言大學，成了一名教授文學課程的大學老師。他關注“以文化人”的影響力，用父輩的責任感，傳遞關於“善良”的教誨。
也許正是這些生活中的經歷，切實的感受，真摯的情感，才使《人世間》這部作品成為最真實的關於生活原點的記憶。
如果說梁曉聲先生的長篇小說，大部分都是寫知青，寫現實的，那麼在他獲得茅盾文學獎後的首部長篇小說《重生》，就可以稱為他的“轉型之作”了。
本部小說刻畫了一個倍受爭議與懷疑的“懦者”形象，講述的是一段離奇曲折而生動感人的抗日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是我們仍然能夠感覺到那種“現實主義”的情感在裡面。
以柔順反抗強橫，以柔弱展示力量，小說不僅彰顯著對生命的敬畏，對人性的關懷，對和平的渴求，還詮釋了一種以弱制強、以柔克剛的人生智慧。
置之死地，而後重生。梁曉聲先生獲得茅盾文學獎後的首部長篇小說，看《重生》如何詮釋人生智慧！
表象的強大，不代表真的強大；
內在的偉岸，才是真的偉岸；
勇而無能，不足為道；
“懦”而有節，才是真正的勇者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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