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7月3日清晨，陳寅恪出生於長沙。
其祖父乃湖南巡撫陳寶箴，其父乃晚清著名詩人、國學大家陳三立。
陳三立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並稱“維新四公子”。
錢鍾書評說：“唐以下大詩人，可用一個地理詞語來概括：陵谷山原。”
“陵”是杜少陵，“谷”是黃山谷,“山”是李義山，“原”是陳散原。
這陳散原，便是陳三立之號。
右一陳寅恪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失權，陳寶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變法，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陳寶箴便帶著全家遷往江西西山。陳三立從此遠離政治，後開設學堂，讀書育人。
年僅8歲的陳寅恪就目睹了一代朝廷名門的沒落，如此的家庭背景和境遇，讓他更加的上進好學，在家庭私塾的培養下，十來歲時便已能出口成章。
陳寶箴及孫輩
1902年，12歲的陳寅恪便隨兄長東渡日本，求學於著名的巢鴨弘文學院。
1905年，因患足疾，輟學歸國治療，後考入上海復旦公學。在這裡，陳寅恪學習了德語法語。
1909年，陳寅恪帶著復旦公學的文憑，再度遠赴重洋遊學，而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張文憑。
陳寅恪（中）留學日本
政治學家蕭公權說：“很多留學生當時為拿到學位而投機，選擇院系、課程、論文時往往避難就易，最後雖得了學位，但學問已大打折扣。然回國後卻自稱乃某某大學博士，在國內教育辦或其他事業中混跡。”
但陳寅恪卻是一位怪人，他就讀過柏林大學、蘇黎士大學，也讀過哈佛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在這些著名學府，他皆以天才聞名，但從未獲得過一個學位。文憑在他眼裡，不過是一張廢紙。
“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陳寅恪說。不為文憑只求學問的他，知某大學有可以學習者，則前往學習，學成又前往另一大學。
故遊學16載雖未得一文憑，卻掌握了梵文、巴利文等十幾種語言，學問貫通中西、融匯古今，深不可測。
1919年，吳宓在哈佛認識陳寅恪後，驚為天人：“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1923年，求學歐洲的傅斯年結識陳寅恪後，佩服之至：“寅恪之學問，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1937年，抗戰爆發時胡適前往美國之前，留下日記：“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1925年，清華大學籌建國學院，聘請了四位導師，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都是聲名赫赫的大家，而最後便是當時毫無名氣的陳寅恪。
《義寧陳氏五傑》記載，陳寅恪出任研究院導師，一說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推薦，他因為了解陳寅恪的博學而推崇備至，吳宓說此人可了不得，精通近20個國家的語言，在語言學、史學、佛學等多領域都有極高的造詣；還有一說是梁啟超提名的，還曾與校長曹雲祥有過一番舌戰：
曹：“他是哪一國博士？”
梁：“他不是學士，更不是博士，他沒有文憑。”
曹：“他有沒有著作？”
梁：“也沒有什麼著作。”
曹搖了搖頭：“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事就難了。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怎麼能連這些都沒有呢？”
梁一聽這話，很不高興地問：“沒有學銜，沒有著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啊？那我寫的書多麼？”
曹說：“可謂著作等身。”
梁憤然：“可我這些書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梁還說：“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就被外國的大學請去了。”
曹雲祥最終是如何做的決定，已經無從考證，但事實是，遠在德國遊學的陳寅恪接到聘書時，年僅36歲。
《國學研究院》局部，左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吳宓
陳寅恪任教清華時，上課旁徵博引，信手拈來。底子薄的學生聽得兩眼茫然，素養高的學生卻覺得“字字精金美玉”。
後來成為國學大師的季羨林，這樣描述他的講課感受：“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
根據材料進行考證、分析、綜合，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聽他的課，是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
國外只有呂德斯，國內只有陳師一人。”
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週一良，當時喜歡在北大、清華、燕京三大學串課，聽了陳寅恪的講課後，他感嘆：“別的先生學問固然很大，但我覺得自己將來或許也能達到，而寅恪先生的學問則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簡直讓人不可企及。”
因為治學講課常有新解和宏論，陳寅恪之名聲很快響徹北平城。他授課時，不但清華的教授，
如朱自清、吳宓等經常前來聽課，遠在城內的北大師生也成群結隊，跑到郊外的清華園來“做客旁聽”。
北大學生見自己老師也來當學生，遂稱陳寅恪為“太老師”，意為“教授的教授”。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一派留洋歸來的學者。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學問再高，也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覺得本土派迂腐狹隘，不懂得運用現代化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多年後，學者傅國湧這樣評價陳寅恪：“他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在那個轉型時代，他有很深的舊學根基，又到西方長期留學，掌握了西方學術工具，運用到中國學問當中。在中西合璧上，他的建樹今人不大可能達到。”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北大、清華、南開被迫西遷，在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陳寅恪在前往西南聯大途中，所攜帶的書籍和稿件多數被盜。
雖然書稿盡失，但第一堂課上，他這樣對學生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日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之學問，就是這麼霸氣。
有一次，蘇聯學者在外蒙古，發掘到三件突厥文碑，不懂不通。陳寅恪一解釋，外國學者同聲歎服。“唐蕃會盟碑”，許多著名學者，如法國之沙畹、伯希和等都無法解釋，陳寅恪一解釋，眾人皆毫無異議。
1933年，日本史學家和田清，從中國東北拿回一張古地契，斷定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遺物。
一天，一幫歷史學者在東洋文庫吃飯，日本史學界泰斗白鳥庫吉也在座。
大家傳閱地契，讚不絕口，無甚異辭。當地契傳到中國學者藍文徵手中時，藍判定其非明物，而是清光緒時物。
白鳥聽了很驚訝，請他再仔細看看，
藍說：“不必看了，這紙又厚又粗，顯然不是明紙，而是清末雙抄紙。錢的單位，用‘吊’而不用‘貫’；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鳥點頭不止，問藍識不識陳教授。
藍文徵故意問：“哪個陳教授？”
白鳥說：“陳寅恪先生。”
藍文徵答：“那是我恩師。”
白鳥舉起拇指：“難怪，難怪。”
陳寅恪筆記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22天，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即將不保。此時，陳寅恪父親陳三立已85歲。這位在夢裡狂呼“殺日本人”的老人，眼見無力無天，立馬開始絕食。
五天後，他滿含悲憤，撒手西去。
徐悲鴻油畫《陳三立》
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理喪事，日本憲兵隊卻送來了請柬，邀請其到憲兵司令部做客。
當時，日本人對外承諾：“留下來教學，保證豐厚年金。”
作為教授，像陳寅恪，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伕，還可配兩文書，生活既舒適又體面。但陳寅恪冷哼一聲，拂袖而去。
在為父親守孝的49天裡，他常常斜臥在走廊藤椅上，雙眼圓睜，一言不發。高度近視加悲慟過度，致使右眼視網膜剝離。
醫生說：“必須儘快手術，否則將失明。”但做了手術，就需要相當時間休養。“一修養，就恐難逃出日本人之手。”
於是陳寅恪放棄了治療，守孝期剛滿，他就偷潛出北平，直奔昆明西南聯大。
陳寅恪一家
到達聯大後，陳寅恪右眼已失明。為了教好學生，振興中華，他常常秉燭達旦，備課與寫作。
燈光昏暗加上用眼過度，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視物。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致函陳寅恪，特聘他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
這是300年來第一次由中國人擔當此任。
陳寅恪接受了應聘，“順便到倫敦治眼睛”。
要去英國，需借道香港。但萬萬沒想到，陳寅恪剛抵達香港，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倫敦之行遂成泡影。
1941年底，國民政府派飛機抵達香港，以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要員和學界名流。
但孔祥熙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為把洋狗、香料和床板等通通搬上飛機，竟率領幾十名保鏢阻止要員和名流登機，致使何香凝、陳寅恪等人被困香港。
日軍佔領香港後，設卡設障，陳寅恪一家想返內地已無可能，一天深夜，他們聽到撕心裂肺的哭聲。
第二天得知，鄰樓五女生皆被日本兵強姦。
唐篔立即給兩位女兒剪了短髮，再讓她倆穿上男裝扮成男孩子。
然後含著眼淚，拿出一塊淺色布，用毛筆寫上家長姓名、親友地址，縫在四歲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萬一失散，盼好心人將她送還。”
陳寅恪一家就這樣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
這樣的恐怖生活其實可以立馬結束，只要陳寅恪答應任何一個“小要求”。
大漢奸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派人與一所大學校長前往陳家，要陳到上海等日佔區大學任教，
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過去在清華任教時的同事錢稻孫，對陳寅恪許以每月千元的高薪，妄圖請他北上為偽北大服務，又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日本駐香港總督出資20萬軍票，讓陳寅恪在香港籌辦東亞文化協會，同樣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威逼利誘不成，就拋糖衣炮彈。
香港佔領軍司令知道陳家三日不炊後，立派憲兵隊給陳家送去多袋麵粉。
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寅恪就往外拖，寧可典當衣物過活，寧可沒食物餓死，也不吃嗟來之食，也不為五斗米折腰。
陳寅恪的愛國事蹟及危急處境，不脛而走，很快傳到內地。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課堂上大聲疾呼：“陳先生若遭不幸，五十年內，不可能再有這種人才。”
傅斯年等人四處奔走，籌集經費，後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打通各環節，陳寅恪一家才得以逃出香港，返回內地。
回到內地，陳寅恪立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
在燈光昏暗、警報不絕的情況下，他一邊教書一邊著書，完成多篇名作。
學術沒盡頭，但他的眼睛卻走到了盡頭。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霧濃陰冷，陳寅恪睜開眼睛，卻發現什麼也看不見了。
這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讓女兒去通知學生今天不能上課了。
隨後一檢查——左眼視網膜脫落。
陳寅恪仰天悲嘆：“天其廢我是耶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陳寅恪再次奔赴倫敦治療眼疾。但因耽擱太久，雖經英醫開刀，也已迴天回力，雙目失明成定局。
1946年8月，陳寅恪重返清華時，已是盲人教授。校長梅貽琦勸他休養一陣子，陳寅恪不從：“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
梅貽琦不忍，便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讓學生到陳宅上課，陳寅恪應允。
每天上課，他便讓人先把要點寫在黑板上。然後坐到椅子上，閉眼或睜眼開始講課。他在課上叫學生朗讀課文，哪怕讀錯一個字，都必須重讀。再小的脫漏也逃不過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長在他心裡一樣。
季羨林曾把愛國主義分為兩個層次：
“一般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許別人侵略。”
“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
陳寅恪的愛國，則包含了這兩個層次。
但愛國的他，始終堅守一個原則：只問學術、不問政治。
1927年，王國維沉湖自盡後，陳寅恪為其撰寫碑文時寫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而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陳寅恪畢生之追求。
然而弔詭的是，他反對“全盤西化”，卻比幾乎所有熱心倡導“西化”的五四精神領袖都要更加全面、深刻、細緻地研究過西方文化；他不滿單純的“國粹派”，自己在中國古代典籍上的功力卻更甚於後者。
1948年，東北華北炮聲隆隆，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邀陳寅恪南下廣州，陳寅恪也想找一方安靜書桌，遂然前往。
在嶺南任教，是他一生難得的好時光。
1952年，全國高校開始大規模調整。嶺南大學、廣東法商學院與中山大學合併，組成新的綜合性大學中山大學。陳寅恪也轉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1953年，中央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並決定在中科院設立上古、中古、近代三個研究所。擬請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擔任三所所長。眾所周知，陳寅恪對政治干預學術深惡痛絕，而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提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歷史。
這與陳寅恪的治學追求顯然“不是一路”。
如何讓陳接受新職，成為中科院心結。
眾人一籌莫展之際，一個人站了出來：“我願前往。”
此人，便是陳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籛。
1953年12月1日上午，汪籛帶著郭沫若親筆信來到陳家，剛開始談的很好，但後來就談崩了，陳寅恪甚至勃然大怒，指著汪籛說：“你不是我的學生，給我滾出去！”汪籛見勢不妙，只好灰溜溜離開。勸說未成，還把師生關係弄丟了，
清華後來有人批評汪籛，說不該帶著“教育開導”的口吻，而事實上，汪籛也不過是“順應時代”而已。
陳寅恪書法
再後來，念及當年師生之情分，陳寅恪答應與汪籛做一次長談，也算是對北京方面的正式答覆。長談中，他提出擔任所長的兩個條件：
“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在1953年的中國，這樣的答覆無異於平地驚雷，其結果可想而知。
這一年，歷史研究所三所正式成立，所長分別是郭沫若、陳垣、范文瀾。
陳寅恪的教書生涯在1958年戛然而止。
這一年，反對“厚古薄今”運動全面展開。
陳寅恪被指為封建主義立場之種族文化論者，是一面資產階級的“大白旗”，應當拔掉。
憤怒的陳寅恪立即致函校領導：
“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
從此，雙目失明的他便潛心於家中，在助手幫助下，撰寫《柳如是別傳》。
為柳如是立轉，不過是借傳修史，倡導做人治學的氣節與風骨。
柳如是乃明末清初的煙花女子，後來嫁給了晚明文壇領袖錢謙益，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
率先投降的是兩位文化名人——一位是大文豪錢謙益，一位是大書家王鐸。
錢謙益“循例北遷”，柳如是沒有跟去。
她獨留南京，從事反清復明活動。
很多人覺得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意在反對現有政權、反對共產主義。
其實並非如此，汪籛先生筆錄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中有記載：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我絕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
寥寥幾句，驚世駭俗。
他寫柳如是，不過是想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做學問也好，做人也罷，若失去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見到煙花女子柳如是恐怕也會羞愧吧！
1962年，好友吳宓赴廣州看望陳寅恪，陳寅恪對其說：“我寫書是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正因秉持獨立、自由之精神，陳寅恪立下了“九不”原則：
“不理蘇聯專家，不願北上做官；
堅臥中大不動；不見貴客；不見外國人；不談政治；不談時事；不議論人物；不從時俗。”
1962年，中央大員康生（康生，發動“文革”的主要成員之一）南下廣州，向中山大學校領導提出要見陳寅恪，可無論校領導怎麼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但不見，還賦詩一首自娛：
“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吃了閉門羹的康生，臉上極為不爽。
1962年7月，雙目失明的陳寅恪，洗漱時不慎跌倒，右腿股骨頸折斷。
最佳醫療方案是動手術接駁或鑲銅釘，但陳老有心臟病，難經麻醉，只好放棄。
只能吃中藥與外敷，等傷口慢慢癒合。
但後果是，從此不能正常行走。
1966年，“文革”波及中山大學，紅衛兵湧向西南區52號，趕走了陳寅恪的助手和護士，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
批判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由大樓外一直糊到家房門，又從房門、牆上糊到衣櫃、床頭。
聽妻子唸完大字報，陳寅恪一聲長嘆：“我搞了一輩子學問，想不到落了個‘不學無術’的評語。”
一群學生衝到樓下，要把陳老抬出去批鬥。
所幸系主任劉節及時趕到：“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鬥我就行了！千萬別鬥他！”
學生粗暴毆打劉節，還問他有何感受。
劉節回答：“能夠代替老師來批鬥，我感到很光榮！”
然而這樣的師生之誼、朋友之道並沒有讓造反派們感動。
知道陳寅恪不能看，但可以聽，造反派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摧殘手段。
每當召開大型批鬥會，便將幾隻高音喇叭吊在陳宅屋前屋後，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這個辦法果然收到奇效，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本來就得依靠安眠藥才能入眠。
如今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叫，便再也難以安睡，再也無法做學問。
梁宗岱夫人在《宗岱和我》一書中，有這樣一段關於陳寅恪受摧殘的描述：
“一聽見喇叭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
1938年，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就住在“大炮”傅斯年樓上。
傅斯年很狂，與蔣介石談話也高蹺二郎腿。
不僅如此，他還數次大罵蔣介石。
如此狂人，卻對陳寅恪畢恭畢敬。
每當日機轟炸的警報響起，眾人大呼小叫地衝下樓時，傅斯年卻拖著肥胖身軀逆流而上，小心翼翼把陳寅恪攙扶下來，送進防空洞。
比傅斯年更狂的劉文典，很是珍惜生命。每逢日機轟炸，便讓一群學生攙扶躲避，並美曰：“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
但在一次攙扶逃奔中，他看見了陳寅恪，立馬甩開攙扶他的學生，指著陳寅恪大呼：“快，保存國粹要緊！”
彼時，大家都視陳寅恪為“國之至寶”。而如今，陳寅恪卻被折磨得惶惶不可終日。
1969年初，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
此時的他，身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走完了79年的生命歷程。
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不斷地流淚。
陳寅恪沒有遺囑，但他取得的學術成就，卻垂範著後世中國。
他留下的著作，以繁體字豎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樣。
這些文字，烙刻著以學術為生命的獨特印記，
留贈來者。
陳寅恪墓
傅國湧曾感嘆：“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知識界有兩個趨勢，一是知識分子的市場化，一是知識分子的犬儒化。”
而在如今知識分子日益市場化和犬儒化的今天，希望我們都能記住，
曾有一個孤單背影，逆風矗立於高山之巔，
目光如炬，器宇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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