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
西南聯大，一所誕生於抗戰烽火中的大學，一個大師的搖籃。1938年5月4日上課，至1946年5月4日結束，在昆明的八年時間裡，一批批富有家園情懷的大師的命運與民國的政治走向緊密相連。在20世紀劇烈變革的中國，當學術遇到政治，當教授遇到政客，誕生了悲劇，也鑄就了大師的風骨。
在 這篇文章的評論中，很多人表示並不認識陳寅恪，不知道陳先生對於文化界的貢獻，不知道陳先生的為人風骨。我初感不可思議，但細想在這個被娛樂、花邊、八卦新聞充斥的時代，其實再正常不過，很多人對某明星出軌了的興趣遠大於對一個已故大師的生平，這是悲哀的，但被歷史銘記的，一定是這些大師的著述和貢獻。
為了喚起人們對民國時期各位大師的興趣，我會抽空逐一介紹，一起探討那個特殊時代的士人精神。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不常用），是一位籍貫江西省義寧州（今修水縣）、生於湖南長沙的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通曉二十餘種語言。其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學，著有《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錢穆、陳垣、呂思勉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
陳寅恪
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1900年（光緒26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並擴及東西洋，留學日本前便“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
1904年秋天，東渡日本，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作為大學預科學校的上海吳淞復旦公學。
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
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回到中國。
1918年冬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教授（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學梵文和巴利文。後因時局不穩，官費停寄，生活至為艱苦，每餐吃炒腰花，省下的錢買書。性情孤僻，很少社交。
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國，當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聘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堅辭不就，並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
1928年清華學校改製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
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親，與原臺灣巡撫唐景崧之孫女唐篔（yún）完婚。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
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他甚至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同時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陳寅恪本人是謙虛的，自稱：“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鋼和泰學習梵文。在清華任教期間，也有一件趣事為人所津津樂道。
1932年，清華大學舉行新生入學考試，國文系主任劉文典約請陳寅恪為國文考試代擬試題。當時陳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養，就匆匆草就普通國文試題——作文《夢遊清華園記》。另一題為“對對子”，上聯為“孫行者”。這次考試，結果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對出“胡適之”而獲滿分的考生，僅周祖謨（著名語言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一人。答“祖沖之”者，也視為符合要求，因“祖”“孫”尚可成對。還有一考生對以“王引之”，對得也不錯。考卷中凡答“唐三藏”“豬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其父陳三立憂憤死。寅恪悲慟過度，導致右眼失明。11月攜眷南逃，途中手稿遺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時，主要講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聯大，次年又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
1939年，陳寅恪全家避難香港 。女兒左起為陳小彭、陳美延、陳流求。“流求”“小彭”取自《馬關條約》
1940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間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
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寅恪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未果。
1942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
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國治眼疾，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癒，僅一眼能見微光。
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
1948年底，解放軍逼進北平，陳寅恪沒有前往臺灣的打算。傅斯年電話催請陳寅恪南下，陳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後留在嶺南大學，未能前去臺灣。
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
1954年，陳寅恪寫成《論〈再生緣〉》，油印稿由章士釗帶到香港，輾轉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一時轟動海外，議論紛紜，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關方面與郭沫若、周揚、齊燕銘等人交換意見後，決定在大陸出版陳端生著和郭沫若親自校訂的十七卷本《再生緣》，以回應海外議論。然而，由於這部乾隆年間的虛構作品語涉“徵東”，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特殊國際環境下，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了對《再生緣》的討論，陳著與郭氏校訂本也被擱置起來。胡喬木拜訪陳寅恪時，陳氏因言：“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即指此事。
1957年，陳寅恪在黃萱的協助下著書。
在頻繁的政治運動中，陳老不堪重負。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陳寅恪逝世11天后，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報》刊登了一條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本月七日在廣州逝世，終年七十九歲。”
陳寅恪和夫人唐篔之墓
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在《對科學院的答覆》重提早年所作《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表達的思想：“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頗具意味的是，陳寅恪四處求學，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沒有一張文憑。
附： 《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海甯王靜安先生自沈後二年， 清華研究院同仁鹹懷思不能自已。 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 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 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 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 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 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 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 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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