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義寧（今修水縣）人。清朝著名詩人陳三立的第三個兒子。夫人唐筲，是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一位女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結婚。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薰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光緒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１９１４年回國。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陳丹青在《國學研究院》描繪的五位大師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１９２５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為導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歎服！名教授如吳宓、朱自清等也常來聽課。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蒐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繫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繫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１９３８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終於得到準確破譯。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１９３９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寅恪立即辭職閒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後被先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志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１９５７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１９６２年，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唐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人物軼事
四不講
陳寅恪治學面廣，宗教、歷史、語言、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因此，陳寅恪的課上學生雲集，甚至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都來聽他的課。
考試怪題
1932年，清華大學舉行新生入學考試，國文系主任劉文典約請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著名史學家陳寅恪為國文考試代擬試題。當時陳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養，就匆匆草就普通國文試題——作文《夢遊清華園記》。另一題為“對對子”，上聯為“孫行者”。
這次考試，結果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對出“胡適之”而獲滿分的考生，僅周祖謨（著名語言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一人。答“祖沖之”者，也視為符合要求，因“祖”“孫”尚可成對。還有一考生對以“王引之”，對得也不錯。考卷中凡答“唐三藏”“豬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當時正是白話文運動蓬勃發展之時，因此有人在報上批評清華大學食古不化，不應出怪題“對對子”考學生。陳寅恪對於用“對對子”形式為考題，提出四條理由：一、測試考生能否區分虛字和實字及其應用；二、測試考生能否區分平仄聲；三、測試考生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四、考察考生思想條理。陳寅恪的解釋文章一經發表，這場“風波”即告平息，可見陳公名望頗能服眾。
夫妻情深
陳寅恪摔斷股骨之後，長年臥床，唐篔又竭盡全力護理丈夫。在頻繁的政治運動中，陳寅恪所有的“聲明”、“抗議書”，乃至“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篔的手筆，陳寅恪內心的痛苦、憂憤，應該說唐篔感受得最深切，也最剜心透骨，儘管如此，她卻總是努力用女性的全部柔情為丈夫帶去心靈的慰藉。1955年，在兩人的結婚紀念日，陳寅恪題詩曰：“同夢蔥蔥廿八秋，也同歡樂也同愁。”唐篔步原韻和道：“甘苦年年慶此秋，也無惆悵更無愁。”同年為陳寅恪祝壽，唐篔賦詩道：“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羨離支佐舊醅。郊外餚蔬無異味，齋中脂墨助高才。考評陳範文新就，箋釋錢楊體別裁。回首燕都初見日，恰排小酌待君來。”尾聯滿懷深情地回首27年前二人在京華初識的情形，也表明自己雖然歷盡磨難，依然無悔當初的選擇。陳寅恪經常對女兒說：“我們家裡頭，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們的母親。”“媽媽是主心骨，沒有她就沒有這個家，沒有她就沒有我們，所以我們大家要好好保護媽媽。”
繁體豎排
陳寅恪對文字改革的鮮明態度，向為學界所知，他曾明示自己的著作一定要繁體豎排，否則寧可不出。從1956年1月1日起，中國報刊實行了橫排橫寫。1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漢字簡化方案》。1956年，陳寅恪有詩《丙申春日，偶讀杜詩“唯見林花落”之句，戲成一律》。陳寅恪歷來持有中國文化本位主義的觀念，此詩恰是借詠花之事，發出他對觸動中國文化根基的文字改革的反感。
此後，關於陳寅恪所著文集出版物無不遵其遺願，繁體豎排。如吳學昭所著的《吳宓與陳寅恪》一書，本書是通行的橫排簡體字，然而至陳寅恪的詩句或文章全部是用繁體字印刷的。
二無導師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國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迥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相比，陳寅恪既沒有顯赫的聲望，又沒有鎮服人心的學位。無著作、無文憑的陳寅恪受梁啟超（一說吳宓）舉薦為導師時，一度為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所拒絕。但事實是，遠在德國遊學的陳寅恪接到國學院導師的聘書時，年僅36歲。1925年，陳寅恪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裡。令師生們驚歎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吳宓曾不無感慨地說道：“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
名字讀音
按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陳寅恪“恪”應讀作“克”（拼音：Kè）。但有資料表明，由於陳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話中有“quó”的，因普通話（時稱“國語”）中無此音，於是到中國北方後，便被當然地稱為“yínquè”了。因襲相承，併成為習慣。所以，有學者認為，“陳寅恪”應讀作ChénYínquè。
不過，在使用漢語的人中間，知道這一點的人顯然為少數，包括陳寅恪本人也並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話時，仍不妨將陳寅恪的“恪”讀作“克”（Kè）。況且，陳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國牛津大學的英文親筆信的署名是“TschenYinKoh”。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
陳寅恪墓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離開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篔辭世。陳寅恪與唐篔相繼逝世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後寄存銀河公墓，因“文革”問題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願接受寅恪先生的遺骨。直到2003年才與夫人合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是為陳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畫家黃永玉鐫刻陳寅恪終生恪守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此，一代國學大師在去世34年後終於入土為安。
閱讀更多 扭奇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