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陳寅恪夫婦與三個女兒在香港合影。左起陳小彭、陳寅恪、唐篔、陳美延（前小童）、陳流求。圖片來源：《環球人物》雜誌）
摘要：晚年雙目完全失明的陳寅恪的封山之作，是為明末清初的煙花女子柳如是立傳。借傳修史，“貶斥勢利，尊崇氣節”；秉筆直書，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學術宗旨昇華到民族信念的高度。
陳寅恪治學極為嚴謹，不僅學術原創，授課也原創，有個極其自信的“四不講”規矩，即“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
朱自清、馮友蘭、吳宓等教授慕名前來聽課，甘為學生，北大史學系主任鄭天挺讚譽陳寅恪是“教授的教授”（季羨林《回憶陳寅恪先生》）。
清華西洋文學系1930級學生季羨林，曾旁聽陳寅恪《佛經翻譯文學》課程，回憶“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季在德國留學11年，又經陳寅恪向校長鬍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院長湯用彤推薦，聘為北大副教授，僅隔一週，就晉升為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年僅35歲。
陳寅恪是世家子弟，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與譚嗣同（湖北巡撫之子）、吳保初（浙江提督之子）、丁惠康（福建巡撫之子），並稱為“清末四公子”。
他從小耳濡目染，博覽群書，卻不盡信書，富有批判性思維，主張“不動筆墨不讀書”。習慣閱讀時眉批，在空白處記錄思想的火花，包括考證、註釋、心得等，字極細密、無標點。
可惜抗戰期間，他的很多手稿、筆記、著作、藏書毀於戰火之中。此時他右眼已失明，左眼勞累過度即將失明，病貧交加，嚴重缺乏參考資料，仍然在昏暗的燈光下，撰述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分別於1940年4月和1941年2月完稿。
他解釋自己如此執著的動機是“國可亡，而史不能滅”。1944年12月，陳寅恪“唐代三稿”的另一名著《元白詩箋證稿》基本完稿。
費正清、崔瑞德主編的《劍橋中國史》在全球漢學界聲名遠揚，各章節均由資深漢學專家撰寫，反映中國史研究的一流水準和最新動向。此書第3卷《隋唐史》給予陳寅恪異乎尋常的褒獎：
“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個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作出的”，肯定陳抗戰時出版的兩部名著和四五十年代發表的許多論文中，“提出的關於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個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扎實、嚴謹和令人信服”，“主要貢獻是對不同的對立集團和利益集團的分析”，坦承“此書的每一章節都很得益於陳的研究成果”。（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上卷）》，第一章導言，“制度變化”節）
晚年雙目完全失明的陳寅恪的封山之作，是為明末清初的煙花女子柳如是立傳。自1953年撰述，至1963年完稿，約85萬字，耗費寶貴的十年光陰。
不少人惋惜以陳寅恪的學問如此“小題大作”不值得。但對他而言，價值取向一以貫之，就是要借傳修史，“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陳寅恪《贈蔣秉南序》），為這個受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秉筆直書，“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別傳·緣起》），從而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學術宗旨昇華到民族信念的高度。
傅斯年、陳寅恪兩人都想寫部《中國通史》。1947年5月7日，傅斯年列出學術計劃，“編一本社會學的刊物，寫一部中國通史，並建立‘傅斯年講壇’”。俞大維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中說，陳寅恪“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
可惜一位在臺灣英年早逝，一位雙目失明、在大陸又遇上連續政治運動尤其“文革”，兩位史學大師都沒有寫出來。錢穆寫出來了，就是名著《國史大綱》。
陳寅恪擴展了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和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著作的形式很傳統，提出的問題很新穎，考證的思路很現代。常以考古與文獻互相釋證，以中文與外文互相補正，從原始史料中發掘義理內蘊，甚至以詩證史，開拓新史料、新研究、新觀點。
《柳如是別傳》就是以詩證史、詩史互證的典範，運用豐富的史料、精密的考據，凸顯陳寅恪史學理念、治史方法、學術精神，濃縮其一生的學養、志趣和感悟。劉夢溪在《陳寅恪的“自由”與“哀傷”》中認為，《柳如是別傳》“其價值絕不在一部通史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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