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陳寅恪將其著作整理出版之事託付給蔣天樞。其實，從1949年後，十餘年間兩人只見過兩次面。陳寅恪緣何獨獨“託付”蔣天樞呢？下面這幾個事情能證明陳老是對的。
從1958年蔣天樞的一份履歷表中可以看出端倪。這份履歷表的“主要社會關係”一欄中寫著：“陳寅恪，69歲，師生關係，無黨派。生平最敬重之師長，常通信問業。此外，無重大社會關係，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蔣天樞在這種只會帶來麻煩而不會有任何好處的“社會關係”中，絲毫不掩飾對陳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見其為人之篤忠執著。
在陳寅恪託付畢生著作的那幾日中，一天，如約上門，恰好陳夫人不在，沒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陳寅恪也不在意，徑直開始談話，結果蔣天樞就一直畢恭畢敬地站在老師床邊聽著，幾個鐘頭始終沒有坐下。那年，他已年過花甲。
1953年秋與1964年初夏，蔣天樞兩度到廣州探望恩師陳寅恪。 “文革”時期，陳寅恪怕自己的文稿被抄走，著作從此失傳，便把文稿做了備份寄給蔣天樞，要蔣天樞先生幫忙保存。“文革”之後，蔣天樞便一肩擔起幫陳寅恪重編文稿的責任。“蔣先生自己的許多著作在‘文革’時也被抄走，‘文革’後也該先編自己的書，可是他將自己的書拋在一邊，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整理陳先生的稿件上。他晚年放棄了自己學術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訂編輯陳寅恪遺稿，終於在1981年出版了300餘萬言的《陳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陳寅恪生前所編定的著作原貌，作為附錄還出版了他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當時出版社給他3000元整理費，他一分錢也沒有收，全部退還。因為“學生給老師整理遺稿，怎麼可以拿錢呢”。當時蔣天樞先生在學校的工資是200元一個月。3000多元相當於一年多的收入。但是蔣先生嚴辭拒絕了這一筆當時的鉅額稿費，理由只有一個：學生替老師編書，怎能收錢?
蔣天樞先生同陳寅恪先生之間的師生之深厚情誼，傳為學界佳話，也為我輩樹立典範，且更顯蔣先生為人之高尚忠厚。
蔣天樞當年考進清華研究院，是衝著王國維先生去的。可是蔣天樞還未入學，王國維已自沉昆明湖，但是蔣天樞一直把王國維先生當做自己的導師，十分尊敬他。每次在課堂上提到王國維先生時從不直呼其名，只稱其字“靜安先生”，以表示尊崇之意。也不許我們直呼“王國維”之名，有誰這樣叫了，他就雙眼圓睜怒目斥之。
當時同系的朱東潤教授算來是個高調人物，好發警言奇語，一次假工會禮堂開會，說到得意處他老人家神采飛揚起來，大概隨意說了陳寅恪什麼什麼，未見得有不敬之意。還沒等在座老少反應過來，蔣天樞先生從人群中拔起，指著朱先生哼哼了幾句，便拂袖而去。在平常的日子裡，據說難得看到朱東潤先生難堪，這回給他的倒是十足的難堪。朱先生唯有嘖嘖幾聲，並哭笑不得地攤攤手。
如今復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恆是蔣天樞的弟子，除了做學問，他顯然還受了先生關於“尊師”的教誨。一天，章先生隨蔣先生外出辦事，晚間完事後，他照例陪送老師歸家。途中來了一場大雨，車到宿舍大門，遍地清溼，而蔣先生腳上套的卻是家常的布鞋。學生背老師，是章先生的最初提議，自然被蔣先生堅拒。那年章先生的年歲好像也已直逼花甲，安全第一嘛，弄不好兩個老頭，一老一小跌成一團，終究不是好玩的。於是，老師蔣天樞跨出車門，直奔寓所，學生章培恆脫下皮鞋，一手拎著，在黑夜裡穿著一雙白襪跟在老師的身後。
蔣天樞在1979年為《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所寫的“題識”中說：“餘欲纂‘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已數年，悠忽蹉跎，今乃得從事輯錄，距先生之逝世已將10週年，餘亦老矣。”1997年，此書增訂再版，章培恆在“後記”中引用了這段文字，隨後心有慼慼然：“現在，距離蔣先生的逝世也已將近10週年，而我也已經老了。”
何鎮邦《嚴師駕鶴去師恩無盡期——憶蔣天樞先生》
徐百柯《民國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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