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沒有一張文憑，視文憑如廢紙，著名的國學大師鄭天挺先生稱他是“教授的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大師吳宓稱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等等。
他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恪”讀作“克”(Kè)，清華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綺。被學界尊為“中國最後一位鴻儒通才。”
光緒十六年（1890年）陳寅恪生於湖南長沙，祖籍江西省義寧州（今修水縣）客家人。更早的祖先原籍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縣客家人。陳寅恪是為其父陳三立繼室俞明詩所生的第二子，陳氏門堂三代世家，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號散原，是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其長兄是著名畫家陳衡恪（師曾）。陳寅恪夫人唐筲，也出於名門，是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宣告了祖父和父親政治生命的結束。陳寅恪十歲不到，就目睹了一代世家如夢般消失。他到晚年還有詩寫道：“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衰敗之痛和興亡之嘆，是陳寅恪心中的永遠的憂傷。
萬里獨步成絕學，世間再無陳寅恪。陳寅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聳入雲端的高峰，被譽為近現代最博學的人。
1919年，吳宓在哈佛剛剛認識陳寅恪時，就宣稱：“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亦稱陳寅恪為中國最博學的人。1938年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陳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前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後，終於得到準確破譯。摘節《劉繼興讀史》：
陳寅恪是一位怪才，他遊學西方二十三年，“奔走東西洋數萬裡”，足跡所至有日本、德國、美國、法國、瑞士等國，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但未曾獲得一個學位。因為文憑在他眼裡，不過是一張廢紙而已。
1939年，金嶽霖(右三)與周培源、梁思成、林徽因、陳岱孫等人在西南聯大。
在留學期間，陳寅恪學習並掌握了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陳寅恪國學基礎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學問深不可測，獨步成絕學，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空前絕後。
1925年起，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一道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當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級學術機構，不論後來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這樣的機構，實際上誰也沒有重建起來。在“四大導師”這樣的名師面前，培養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學人。趙萬里、徐中舒、姜亮夫、劉盼遂等後來的大學者，都是當時國學研究院的高才生。他們在這裡的學習生活非常愉快，師生之間，如沐春風。陳寅恪曾經寫過一副對聯給他的學生，說他們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說國學研究院的學生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是因為梁啟超的老師是康有為，而康有為有“南海聖人”之稱，既然是梁啟超的學生，不就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嗎?而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你們現在也是王先生的學生，豈不就跟溥儀是同學嗎?同學一聽高興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陳寅恪講課，從不拾別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因而，陳寅恪上課的教室，總是坐得滿滿的，一半是學生，一半是慕名而來的老師，就連朱自清、馮友蘭、吳宓那樣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聽他上課，人稱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晚年的陳寅恪雙目失明
陳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學術自由。和他同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盡後，陳寅恪親自為王國維撰寫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陳寅恪和王國維一樣，以生命捍衛了思想的奔放與學術的自由。他一生從未寫過一篇媚俗的文章，從未無感而發地去“遵命”寫作。這是中國文人學者最可寶貴的性格。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是一種極高的榮譽。因為二戰爆發交通斷絕，牛津大學虛位等待陳寅恪多年，才另請他人。
陳寅恪手跡
1949年前後，陳寅恪謝絕了一切關於移居海外的勸說，攜全家前往廣東嶺南大學，就是後來的中山大學，從此開始他最後二十年的嶺南生活。陳毅看望。陶鑄照顧。胡喬木、郭沫若、周揚過訪。許多重要人物到了廣州，總是以目睹陳氏風采為榮，一慣狂橫的康生竟然被陳寅恪堵在門外。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幾乎都在中山大學度過，失明與臏足的痛苦，並沒有消磨掉他噴薄欲出的創作才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篇著作，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1953年夏，陳寅恪病了一場。他讓歷史系的同學到中大圖書館為他借回了一堆彈詞小說，其中有清代陳端生所作的《再生緣》。助手黃萱便在陳寅恪病中休養的那些日子為他誦讀了這些彈詞小說。於是，他那積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終於找到了一個噴發口。他把生命情感體驗與感慨身世之浩嘆，全都傾瀉於陳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氣象萬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論再生緣》誕生了。有趣的是，這篇氣如長虹、勢若飛瀑的佳作之創作過程，被陳寅恪謙虛地幽默為“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屋前的小路即著名的“陳寅恪小道”
柳如是緊隨陳端生步入陳寅恪的歷史之夢中。陳端生長於“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動盪的時代；陳端生是深閨女子，柳如是則為風流放蕩之，“不類閨房兒女”。活在盛世的陳端生憂傷而死，不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與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陳、柳二人人生有異，但留給歷史的痛感卻相同。陳寅恪為陳、柳而傷，也為自己而傷。從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時間，陳寅恪在跡近湮沒的歷史廢墟之中艱難地發掘。《柳如是別傳》全書八十餘萬字，此書猶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燒的火，耗盡了這位還有很多願望尚要去實現的老人的心血……
陳寅恪與家人及朋友
陳寅恪一生學貫中西，倡導以詩文證史，能運用十幾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並能以外文資料與中土舊籍相參證，他在歷史學、宗教學、語言學、考據學、文化學及中國古典文學等領域取得了罕見的成就。但使人深為遺憾的是，這位文化巨匠留給後人的著作，與他淵博的知識系統相比實在是太少了。陳寅恪生前，中國學界便一直翹首以待陳寅恪能寫出通論性的中國通史或中國文化史，一時有“天命所歸”之切望，但陳寅恪沒有寫出這種體系性的著述。直到今天，依然有學人認為陳寅恪耗費十餘年時間撰寫《柳如是別傳》是不值得的。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他曾預作輓夫人唐筲聯：“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讀。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身為一文史名家，不僅在治史上有卓越貢獻，在相當早的時候就提出與乾嘉學派治學風氣不同意見，他認為若是要了解詩詞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齣處)之外，還要找出作者當時的今事，這樣才能古今融為一體，這種古典今典共鳴的新傳記批評，實際上已經超越中國曆來詩詞評論的窠臼，乃陳先生晚年著作與早期著作的會通處，也就是陳先生的心史所在。
陳寅恪的書法
陳寅恪曾自言：“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對於“不古不今”之義，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說法.
人物評價：
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名家吳宓說：“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梁啟超也很尊重他，曾經謙虛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著名教育家高陽在《錦瑟詳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證，師法陳寅恪先生，以窮極源流為尚。”
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
著名歷史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1947年陳寅恪與王力教授
陳先生真可謂“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傳》，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傳》，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學傳》，大師讓出一頭；先生如入《隱逸傳》，隱者奔走駭汗。先生究竟應歸入哪一類人物，且置不論。以上種種，又當以“少喜臨川”而“老同迂叟”、少遊歐美而老著痛史、學貫中外而屬命河汾（參拙文《寒柳詩之境界》），為此老一生大事因緣，方可得其犖犖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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