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陳三立(1853——1937)的一生，初生時遇到太平天國之亂，臨終前又遭逢日本侵華，其間幾經沉浮起落，可謂生於憂患，死於憂患。
青年時代的陳三立，是個“善感易怨”的性情中人，平日頗以才學自負，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1889年，中進士，任吏部考功司主事。陳三立有名士風範，多書生意氣，不耐官場傾軋，到任僅兩個月，即以侍親為由，辭官而去。
1890年，陳寶箴任湖北按察使，陳三立隨父前往武昌。湖廣總督張之洞聞其才名，延覽其為兩湖書院文學教習。餘暇與楊銳、汪康年、譚嗣同等人講評時政。1895年，陳寶箴改任湖南巡撫，陳三立隨侍左右，多有助力。1896年，朝廷準陳寶箴之請，於長沙設立礦務局。礦局成立之初，大小事務，皆由其子陳三立主持。以致王闓運有“江西人（陳寶箴是江西人）好聽兒子話”之謔。
陳氏父子痛感人才奇缺，以為欲興中國，非興新學不可。決心以兩湖書院為藍本，於長沙創立時務學堂。1897年春夏間，陳三立前往上海，為籌辦學堂購置儀器，物色教學人才。逗留滬上期間，與梁啟超等人往來密切，最終將他請到湖南。因為這些支持維新事業的舉動，他得以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等人並稱為“維新四公子”。
陳三立與譚嗣同結識於兩湖書院，因為志趣相投，關係一直融洽和諧。1898年春，譚嗣同來到長沙，因為讚美康有為，鼓吹激進變革，使得主張穩健變革，起用有經驗重臣變法的陳三立大為不滿，兩人從此交惡。同年秋，變法失敗，譚嗣同喋血菜市口，陳氏父子亦被罷黜。“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戊戌之後，清廷四次徵召，陳三立皆推辭不就。
回到家鄉的陳三立，將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對後代的教育中。1903年，他在南京辦了“思益學堂”， 這不但是南京第一所新式小學堂，而且也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小學堂之一。
湖北的革命黨人佔領武昌一個月後，南京城外也發生了武裝起義。此時，陳三立一家剛剛搬進新營造的宅院居住。經過一番觀望，陳三立帶著全家老小避居上海。
據說，辛亥革命後，在海外留學的且早就剪掉辮子的陳寅恪曾在信中勸父親剪去腦後的辮髮，結果被他申斥了一通。1912年3月5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頒佈《剪辮令》，要求凡未剪去辮髮者，限時剪除淨盡。最終，在親人的勸說下，陳三立依依不捨地剪去了象徵前朝的辮子。
對於亂糟糟的民國，陳三立沒有一點好感，但他對帝制復辟也不抱期望，認為這是“置宣統於積薪上也”。所以老人晚年，一心投入到詩文創作。1923年，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當時陳三立正在杭州養病，泰戈爾專程登門拜會，兩位白髮詩翁的相會，一時間傳為佳話。
只是當年的人和事怎麼可能忘懷呢。1922年冬，故友梁啟超和他在南京重逢，陳三立特別“開五十年陳酒”，盛情款待。兩人一邊痛飲，一邊追懷往事，禁不住“欷歔長嘆”，傷心不已。幾乎同聲嘆息“今不可復得矣”。七年後，梁啟超溘然長逝。陳三立在上海發起公祭。他的心裡，一定有很多話對這位昔日朋友說吧。
對晚清文人來說，日本是一個讓他們感受複雜的國家，有震驚、有仰慕、亦有憤怒、屈辱、無奈、仇恨。陳三立雖然沒有踏足過日本，但他的詩文中時不時會提及這個狼子野心之國。九一八事變後，陳三立“曾徹夜繞室不眠”。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更是“每日望報至，讀竟則若有深憂。”，於夢中狂呼“殺日本人”，全家驚醒。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老人憂心忡忡，隨即臥床不起，但依舊在苦苦支撐，盼望著中國軍隊獲得勝利。有人說中國不是日本人的對手，老人痛斥:“中國人豈狗彘不若，終將帖然任人宰割耶？”
8月8日正午，日寇大舉開進北平城。當時，老人的好友鄭孝胥已投靠日本，輔佐溥儀建立了偽滿政權，陳三立知之，痛罵鄭“背叛中華，圖功利”，與之斷交。北平淪陷後，日寇欲招陳三立，百般遊說，陳三立始終嚴詞拒絕。最終絕食五日，憂憤而亡！
其膝下五子，皆為人傑：長子陳衡恪，著名畫家、藝術教育家。 次子陳隆恪為著名詩人。三子陳寅恪乃中國近代最負盛名之歷史學家。四子陳方恪為著名編輯、詩人。幼子陳登恪為著名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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