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亂世出英雄，並非僅僅因為亂世之人更聰明，而是應是“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民國算得上是近代的一個亂世，更是才子才女層出的井噴時代。
然而，凡大師都有自己的思想，當一群大師聚在一起之時，難免就會產生矛盾。畢竟，大師不僅有自己佩服之人，更是有與自己“性格不合”之人。
一、劉文典之狂
搞學術厲害到一定程度之人，往往都有一個特點，要麼非常狂妄，因為其本身就有資本狂妄，要麼非常謙和，學得太多，看得太多，與世界相處也早已經十分平和，何苦要為難其他人。而劉文典屬於前者，一個十分“狂”的學者。
劉文典是我國近現代的文史大師，其主要研究的內容便是古籍，又尤其以莊子方面的研究最為出名。除此之外，劉文典還精通多門外語，又多次在清華北大擔任教授。於名利和才學上而言，劉文典已經是當之無愧的大師。
或許正是劉文典的這些成就與資本，成就他性格之中的“狂”。劉文典曾經自稱，他不懂莊子，世上也無人懂莊子。其言下之意無非是，自己是世上最懂莊子之人。或許，於言語上，劉文典是有些過傲的，但大抵事實也是如此。
不過，有時候劉文典的這種“狂”，也是帶有幾分偏見的，比如在新文學上。由於劉文典本人是研究古典文學的，因此對於現代文學方面，他是存在些許偏見的，比如劉文典就挺看不起搞新文學之人。
當有人在他面前提起巴金這一人物之時，劉文典當即十分不給面子地說了一句“他是誰，我不認識。”放在現代社會，如此狂傲之人免不了是要受些苦的，但由於劉文典的成就已經到達一定程度，能夠俯視他的人基本上也就沒幾個了。
二、劉文典與陳寅恪
其實，要說出生，劉文典算不上好，至少不是一個書香門第，而是商人之家。但幸好，父母自小就讓他學習西方文化，於市井之氣上並未沾染多少。再加上，劉文典有一個厲害的老師——章太炎，與陳獨秀、劉師培關係也不錯，自然文學功底也不會差。
有了這樣好的基礎，劉文典等於是自小翱翔在知識的海洋之中。也正是因為如此，劉文典自小就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古典文學。不過至於其為何在眾多的中國古典文學中，選擇了莊子，這就不得而知了。
雖然說劉文典的性格中，有“狂”的一面，但這並不代表他是目中無人之人。對於劉文典來說，他也有自己真心佩服之人，其中陳寅恪就是一個。
曾經劉文典用了一個十分形象比喻，如果說沈從文的工資是4毛錢，那麼自己就是40塊，而陳寅恪應當值得400塊，三人等級之差，從十倍到了百倍。
這個比喻從某種程度上對沈從文自然是一種貶低，但畢竟換一個角度來看，剛好體現出了劉文典的“狂”與“尊重”。不過，從沈從文與劉文典的相處來看，他的確是有些看不起沈從文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大概是源於沈從文從事的是新文學吧。
抗日戰爭之時，清華北大等著名高校搬到西南地區，成立了西南聯大。劉文典曾經說過，西南聯大中只有三個教授，陳寅恪、馮友蘭，他和唐蘭算半個，可見這劉文典也是一個尊重文化之人，並非毫無底線之“狂”。
三、當代人缺失的“靜”
劉文典、陳寅恪等人都是出自民國時代的大師，更有人被稱為近代中國最後的大師。雖然如此的稱謂存在一定的恭維，但是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一個問題，那便是民國時期多大師，而現如今已經基本沒有了。
若要仔細探究其中原因，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當代人缺失了民國人所擁有的一種“靜”。現代社會物慾橫流，人們的心也是越來越浮躁，即便是求學之人。從小學到大學，乃至研究生的各個課堂之中，學子們早已經被現代社會浮躁化。
真正能夠靜下心來認真求學之人，寥寥無幾。另一方面，縱使有願意潛心學習之人，但世界的誘惑太多，電子產品的誘惑、所謂創業的誘惑、燈紅酒綠的誘惑......如此之下，學習精力就會不可避免地被分散。
而民國時期的大師級別人物，他們都是懷著一顆赤誠之心，在求學道路上幾乎是不含功利心的，自然也不會想著要與某某一爭高下，更是沒有各類考試與證書壓身，他們所做的不過因自己的喜好罷了。
劉文典在給大學生上課時，有時候課剛剛上到一半，他便因為興起另擇日期了。雖然這一定程度上略顯任性，但是在劉文典看來，這是因為他講課需要配合天時地利，既然要上《月賦》，那就應該要在月亮之下講課方為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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