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文史大師，尤其是在莊子研究領域造詣頗深，由於其在公德上存在瑕疵，因而其後半生飽受詬病和質疑，如今他也是一位被歲月湮沒和忽略的文史大師，其學術成就長期不被學界重視和研究，倒是有關劉文典的一些逸聞趣事流傳甚廣。
劉文典
劉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其父劉南田，經商為業，劉文典幼年就被父親送進教會學校學習英語，希望兒子能夠學會“洋文”，以便於今後可與外國人做“大買賣”。
1906年，劉文典進入位於蕪湖的“安徽公學”讀書，“安徽公學”的前身為晚清教育家李光炯在湖南長沙創辦的“旅湘公學堂”，因聘請革命黨人黃興、張繼、趙聲等人任教，被清政府以“結黨謀逆”之罪通緝，“旅湘公學堂”在長沙難以為繼，1904年被李光炯遷到家鄉蕪湖繼續辦學並改為“安徽公學”。
李光炯誠聘了陳獨秀、劉師培、蘇曼殊等一批革命志士和著名學者到“安徽公學”任教，宣傳進步思想，培養進步青年，很快就使“安徽公學”聲譽鵲起，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使蕪湖乃至安徽成為響應“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劉文典因聰明好學且國學功底深厚而頗受陳獨秀、劉師培等老師的賞識，而劉文典也在思想上、治學上深受恩師們的薰陶和影響。
1907年，“安徽公學”也逐漸被清廷注意，隨著劉文典所崇拜的劉師培、陳獨秀和蘇曼殊先後去日本留學或從事革命活動，劉文典因受他們思想和行為的影響，在這一年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1909年劉文典又踏著老師們的足跡前往日本留學，就讀於日本東京高等學校。在東京留學期間，劉文典經常去聽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國學講座，深悟其治學之道，也與一些革命黨人相識。
1913年3月20日晚22:45分，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候車欲前往北京之時，遭刺客槍擊身亡，當時劉文典就在站宋教仁身邊，手臂也中彈受傷，所幸沒有大礙。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中華民國的創立者之一，素有中國“憲政之父”之美譽，其不幸遇害身亡，導致中國歷史走向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宋教仁案”也成為民國時期的一樁公案，其幕後指使者至今尚無歷史定論。
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失敗之後，《民立報》遭到查禁，劉文典被迫流亡日本，在東京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並開始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參與處理繁雜事務，多方聯繫革命黨人，積極奔走呼號，鼓吹再造共和，一干就是三年。
“二次革命”失敗是中華民國不幸的開端，軍隊國家化、民選議會、依法治國等建立民主國家的舉措，都失去了健康發展的契機，代之而起的是軍人干政，引致兵禍連連，軍閥混戰不斷，國家面臨四分五裂之危險境地，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被葬送。
面對複雜的社會現實和渺茫的中國前途，劉文典感到苦悶、彷徨和失望，由此開始逐漸遠離政治活動，而是立志從事學術研究，潛心研究學。
1916年,劉文典從日本回國，正直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遂介紹劉文典到北京大學任教，由此開始了他大學教學和著書立說之生涯。
劉文典
劉文典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一面認真教學，一面進行學術研究，教一門精一門，精一門再鑽一門。在蔡元培校長“兼容幷包，思想自由”辦學方針指導之下，北大學術氛圍濃厚，各種學術流派紛呈，學術思想極其活躍，各種創新和守舊之間的矛盾鬥爭尖銳。
劉文典深知自己資歷尚淺，又無洋博士學位，要想在北京大學講壇上站住腳，沒有真才實學和深厚的學術功力以及形成自己獨到的學識是不大可能的。
因此他在浩繁的中國古代典籍中，選定古籍校勘和註疏學進行研究，並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子部，在諸子著作中，他又首選《淮南子》進行深入研究。
《淮南子》亦稱《淮南鴻烈》，為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蘇非、李尚、伍被等著，是一部以道家思想為主，糅合了儒、法和陰陽五行等思想的重要雜家著作，具有較強的學術性和文學性，其中提出的“道”和“氣”之學說，反映了樸素唯物主義觀點，書中也包含不少自然科學史料和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由於深奧難懂，除東漢高誘有《淮南鴻烈解》之外，歷朝歷代很少有人對其進行專門的研究，注本更是鮮見。劉文典開始潛心研究《淮南子》，從音韻、文字、訓詁、版本等諸多方面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矢志不移，幾易其稿。
1923年，劉文典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淮南鴻烈集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受到學術界極大重視，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研究《淮南子》的代表作，胡適為劉文典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撰寫了序言：“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總賬式整理，一曰專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強記之士，記憶力終有所窮。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賬式國故整理也。淮南五書，折衷周秦諸子？其自身亦可謂結古思想之總賬也。”
《淮南鴻烈集解》出版之後，劉文典又繼續從事《莊子》、《說苑》等書的校勘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莊子補正》、《說苑校補》和《三餘札記》等著作也陸續出版，其中《三餘札記》為筆記體，以三國時期董遇的“三餘”讀書之“凍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寓意，記錄自己平素積累的一些治學心得和體會。
《莊子補正》是劉文典的另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共10卷，耗時10年完成，於1939年出版，國學大師陳寅恪欣然為之作序：“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慎矣，此書之刊佈，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所必讀而已哉？”陳寅恪給予劉文典“莊子專家”之美譽的稱讚。
《莊子補正》
《莊子》乃先秦諸子文章的典範之作，蘊含絕妙高深的哲學思想且具極高的文學價值，行文汪洋恣肆、瑰麗詭謫、意出塵外，是中國古代典籍之中的瑰寶。
莊子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其想象力極為豐富，語言運用自如，靈活多變，能把一些微妙難言的哲理說得引人入勝，《莊子》被稱之為“文學中的哲學，哲學中的文學”，對中國曆代思想家和文學家以深刻的影響。
劉文典長期研究《莊子》，尤其是《莊子補正》出版之後，使其名聲大噪，原本就恃才傲物的他，更是狂妄到了極點，以致口出狂言：“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就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那半個是馮友蘭。”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但在近代名士之中，劉文典當屬比較特殊的一個，其老師劉師培就以“怪”聞名，劉文典比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當時人們常以“狂傲”來形容或評價他，劉文典自己也並不否認，他也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學術上驕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但劉文典也並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驕傲自大，陳寅恪和胡適就不在此列。
有這樣一則軼聞，可以窺見劉文典的狂傲到了何種程度，西南聯大擬提沈從文為教授，唯劉文典憤憤不平曰：“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4角錢！”“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要是教授，我豈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嗎？”劉文典如此對待自己的學生，其為人可見一斑。
劉文典還狂妄的宣稱西南聯大隻有三個教授：陳寅恪、馮友蘭，他和唐蘭只能算半個，劉文典以這樣的言論示人，把西南聯大所有的教授都得罪了，以致劉文典後來因吸食鴉片被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解聘時，竟無一人為之說情。
劉文典學識淵博，學貫中西，頗具語言天賦，通曉英、日、德等多國文字，視野開闊且涉獵廣泛，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還不斷地進行翻譯工作，將叔本華、布哈林等人的哲學著作、史學著作和社會學著作介紹給中國的讀者。
他所開設的課程，從先秦到兩漢，從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從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古今中外，五所不包。先後講授過“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大唐西遊記研究”、“莊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龍”“史通”、“文賦”、“今古文研究”、“玄奘傳校注”、“溫庭筠李商隱詩”“陶淵明”、“中國化的外國語”等課程，其中很多課程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劉文典在學術上最有成就的黃金時期。劉文典的一個學生回憶，他曾經向老師借閱過一本有關唐三藏取經的書，發現書的天頭地腳及兩側空白處都佈滿了批註，註文中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可知“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歎為觀止。”
劉文典在課堂上也常常有驚人之語，有學生向其討教作文之訣竅，劉文典隨口說道：“只需注意觀世音菩薩即可。”學生迷惑不解，劉文典解釋，“觀”是要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懂得人情世故；“音”是要講究音韻；而“菩薩”就是救苦救難，有為百姓伸張正義，服務百姓的菩薩心腸。劉文典的這一寫作秘訣，在今天看來，仍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劉文典在講課
1927年夏，劉文典應安徽省政府之邀抵達安慶，與其他十幾人組成了安徽大學籌備委員會，籌備安徽大學的建校工作，劉文典被推舉為文學院的籌備主任。
1928年2月安徽大學開始招生，標誌著安徽大學正式成立，劉文典是以文科主任之身份行使校長職權，主持學校事務，根據安徽大學校史記載，劉文典的校長任期是從1928年4月至1929年1月，任期尚不足一年，就因“安大學潮事件”與蔣介石發生爭執怒懟而遭解職，並被關了7天監獄。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28年11月23日，因安徽大學有學生欲進入隔壁安慶女中觀看文藝演出受阻，進而演變成學潮，時值新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蒞臨安徽省政府視事，聞安徽大學發生學潮，立即召見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訓話，指責劉文典治校不力，劉文典也自視甚高，兩人一見面就展開了唇槍舌戰，關於這場衝突，有各種版本場景描述在坊間流傳，但多數為名人軼聞趣事之類，不足為信。
劉文典以文人之狂頂撞和怒懟蔣介石卻是不爭的事實，以致蔣介石下不來臺，蔣介石在盛怒之下，劉文典被送入監獄關押，幸虧蔡元培、陳立夫等人從中斡旋，劉文典在被關押7天之後釋放。
劉文典乃一純粹的學者，並不擅長學校行政管理，在安徽大學期間並無多少建樹，實際主持學校事務不到一年，而校長的身份也只是以文科主任代行校長職權，並沒有安徽省政府的正式任命書，劉文典之所以能引起國人矚目，全賴於他與蔣介石之間的“爭鬥”，一個大學校長與國家領袖之間的“全武行”，不能不吸引國人的眼球，劉文典之所以未被歲月完全湮沒，就是因為這段歷史“軼聞”的緣故。
這次事件之後，劉文典又回到北京大學任教，不久應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之邀，出任清華大學國文系代理主任，同時他還留在北京大學兼課。
1932年夏，清華大學組織入學考試，身為國文系主任的劉文典商請陳寅恪擬國文試題，陳寅恪不僅出了《夢遊清華園》的作文題，還出了對聯題——“孫行者”，要求學生應對下聯，此對聯題看似簡單，實則不容易答對，這道對聯題竟考糊了不少考生，以致怨聲載道之聲不絕，成為民國時期的一段趣聞。
抗日戰爭爆發後，劉文典因故滯留北平，日本人曾多次派人請他出來教學或在日偽政府裡為官，他都以各種理由搪塞拒絕，甚至拒說日語，以示對日本侵略者的不滿和抗議，表現了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
但劉文典一家的生活卻也陷入困頓之中，1938年下半年，在朋友的幫助下，劉文典一家逃離北平，取道天津、香港等地輾轉南下，幾乎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歷經各種磨難才抵達昆明，隨身攜帶的家庭財產和圖書資料盡失，只剩一身破爛衣裳了。
劉文典被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聘為教授，又繼續開始了他的教書生涯。戰時的昆明，物資極度匱乏，日軍空襲不斷，劉文典的母親和兩個兄弟也相繼去世，由於積蓄在南下途中盡失，此時他的生活陷入窮困潦倒之中，導致劉文典精神上極度苦悶和消極，竟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以此來麻醉自己。
尤為讓人惋惜的是，劉文典於1942年4月的普洱之行，讓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劉文典應大鹽商之邀，前往普洱為鹽商之母撰寫墓誌銘，可獲一筆潤筆費，並提供一定數量的鴉片。
劉文典棄西南聯大的教職於不顧，長期離校在外，導致中文系教學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引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聞一多的不滿，進而又影響到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當時西南聯大是教授治校，尤其是系主任擁有一定的話語權，聞一多和馮友蘭分別解聘了劉文典在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的教職，劉文典回到昆明後找聞一多大鬧一通，卻也於事無補，最終也未能回到西南聯大。
1943年，劉文典被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聘請到雲南大學執教，一直擔任文史系教授，再也沒有變動教職，直至終老於昆明。
劉文典在雲南大學
1948年4月，國立中央研究院首批81名院士產生，這些院士都是中國學術界最傑出的翹楚，但劉文典的名字卻沒有出現在其中，以劉文典的學術成就，當選首批院士當沒有什麼懸念，但他為什麼落選了呢？不但落選而且還差一點沒有進入候選者名單之中，這其中與王叔眠的力阻也有一定的關係。
時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的王叔眠，儘管當時剛過而立之年，卻對《莊子》頗有研究，其所著《莊子校釋》一書，1947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王叔眠對劉文典的《莊子補正》一書頗有微詞，在自己的著作中批評《莊子補正》中的種種錯訛，“引書之疏漏，尤不可勝舉。”
儘管王叔眠學術風頭正盛，但畢竟缺少一定的話語權，倒是王叔眠的老師傅斯年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儘管當時傅斯年尚在美國治病，但卻忿然指出：“彼曾為土司贈以大量煙土，歸來後，既吸之，又賣之，於是清華及聯大將其解聘，此為當時在昆明人人所知者。”在此關鍵時刻，劉文典的“糗事”又被重提，王叔眠攻其學術軟肋，傅斯年攻其道德缺憾，以致其他人無話可說，落選中華民國首任院士，亦在情理之中。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劉文典的好友胡適動員他去美國，已經替他找妥具體去所，併為他一家辦好了入境簽證，但都被劉文典婉言謝絕了，繼續留在雲南大學教書並進行學術研究。
新中國誕生後，儘管百廢待興，但卻彰顯勃勃生機，劉文典也深受鼓舞，他開始振作起來，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和學術研究之中。
時任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對他關心備至，為他提供了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專門為他配備了助手和工作室，讓他集中精力從事學術研究，1956年國家評定教授級別時，劉文典還被評為雲南省唯一的國家一級教授。
劉文典在雲南大學先後開設了“溫李詩”、“杜詩研究”、“文選學”、“校勘學”、“文賦研究”等新課程，重講和編印了“淮南子研究”、“莊子研究”、“先秦諸子研究”、“文心雕龍研究”、“大唐西域記研究”、“論衡研究”等課程，在助手的配合之下，撰寫了《杜甫年譜》、《群書校補》、《王子安集校注》等學術著作，可惜這些工作，劉文典生前並未能全部完成。
1958年7月15日，劉文典病逝於昆明，死因有兩種說法，一說死於腦溢血，另一說死於肺癌，享年69歲，他在臨終遺言中囑託，家中典籍珍藏悉數捐獻給安徽大學，骨灰送回家鄉安葬。
家人遵其遺囑，將其骨灰葬於安慶城郊，劉文典之墓地，近幾年已被安徽省政府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作為安徽歷史名人予以保護。
劉文典之墓
劉文典的墓碑兩側，豎立著劉文典老師章太炎當年為其題寫的一副對聯：“養生未及嵇中散，疾惡真如彌正平。”上聯是勸弟子改掉缺點，下聯是贊弟子人格氣節。
這幅對聯正是劉文典怒懟蔣介石之後，劉文典看望老師章太炎時，國學大師章太炎為弟子親自題寫的，師生二人性格頗有幾分相似，當年章太炎不畏權勢，怒斥袁世凱稱帝，即使被袁世凱囚禁也絕不屈服，劉文典也頗襲乃師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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