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7月3日清晨，陈寅恪出生于长沙。
其祖父乃湖南巡抚陈宝箴，其父乃晚清著名诗人、国学大家陈三立。
陈三立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并称“维新四公子”。
钱钟书评说：“唐以下大诗人，可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陵谷山原。”
“陵”是杜少陵，“谷”是黄山谷,“山”是李义山，“原”是陈散原。
这陈散原，便是陈三立之号。
右一陈寅恪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失权，陈宝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变法，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宝箴便带着全家迁往江西西山。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后开设学堂，读书育人。
年仅8岁的陈寅恪就目睹了一代朝廷名门的没落，如此的家庭背景和境遇，让他更加的上进好学，在家庭私塾的培养下，十来岁时便已能出口成章。
陈宝箴及孙辈
1902年，12岁的陈寅恪便随兄长东渡日本，求学于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患足疾，辍学归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在这里，陈寅恪学习了德语法语。
1909年，陈寅恪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再度远赴重洋游学，而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张文凭。
陈寅恪（中）留学日本
政治学家萧公权说：“很多留学生当时为拿到学位而投机，选择院系、课程、论文时往往避难就易，最后虽得了学位，但学问已大打折扣。然回国后却自称乃某某大学博士，在国内教育办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但陈寅恪却是一位怪人，他就读过柏林大学、苏黎士大学，也读过哈佛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这些著名学府，他皆以天才闻名，但从未获得过一个学位。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
“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陈寅恪说。不为文凭只求学问的他，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前往学习，学成又前往另一大学。
故游学16载虽未得一文凭，却掌握了梵文、巴利文等十几种语言，学问贯通中西、融汇古今，深不可测。
1919年，吴宓在哈佛认识陈寅恪后，惊为天人：“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1923年，求学欧洲的傅斯年结识陈寅恪后，佩服之至：“寅恪之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37年，抗战爆发时胡适前往美国之前，留下日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925年，清华大学筹建国学院，聘请了四位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都是声名赫赫的大家，而最后便是当时毫无名气的陈寅恪。
《义宁陈氏五杰》记载，陈寅恪出任研究院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吴宓说此人可了不得，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还曾与校长曹云祥有过一番舌战：
曹：“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他不是学士，更不是博士，他没有文凭。”
曹：“他有没有著作？”
梁：“也没有什么著作。”
曹摇了摇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事就难了。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
梁一听这话，很不高兴地问：“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那我写的书多么？”
曹说：“可谓著作等身。”
梁愤然：“可我这些书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
曹云祥最终是如何做的决定，已经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聘书时，年仅36岁。
《国学研究院》局部，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陈寅恪任教清华时，上课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底子薄的学生听得两眼茫然，素养高的学生却觉得“字字精金美玉”。
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这样描述他的讲课感受：“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
根据材料进行考证、分析、综合，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
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周一良，当时喜欢在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串课，听了陈寅恪的讲课后，他感叹：“别的先生学问固然很大，但我觉得自己将来或许也能达到，而寅恪先生的学问则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简直让人不可企及。”
因为治学讲课常有新解和宏论，陈寅恪之名声很快响彻北平城。他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
如朱自清、吴宓等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师生也成群结队，跑到郊外的清华园来“做客旁听”。
北大学生见自己老师也来当学生，遂称陈寅恪为“太老师”，意为“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一派留洋归来的学者。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觉得本土派迂腐狭隘，不懂得运用现代化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多年后，学者傅国涌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在那个转型时代，他有很深的旧学根基，又到西方长期留学，掌握了西方学术工具，运用到中国学问当中。在中西合璧上，他的建树今人不大可能达到。”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北大、清华、南开被迫西迁，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在前往西南联大途中，所携带的书籍和稿件多数被盗。
虽然书稿尽失，但第一堂课上，他这样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之学问，就是这么霸气。
有一次，苏联学者在外蒙古，发掘到三件突厥文碑，不懂不通。陈寅恪一解释，外国学者同声叹服。“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都无法解释，陈寅恪一解释，众人皆毫无异议。
1933年，日本史学家和田清，从中国东北拿回一张古地契，断定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
一天，一帮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日本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也在座。
大家传阅地契，赞不绝口，无甚异辞。当地契传到中国学者蓝文征手中时，蓝判定其非明物，而是清光绪时物。
白鸟听了很惊讶，请他再仔细看看，
蓝说：“不必看了，这纸又厚又粗，显然不是明纸，而是清末双抄纸。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鸟点头不止，问蓝识不识陈教授。
蓝文征故意问：“哪个陈教授？”
白鸟说：“陈寅恪先生。”
蓝文征答：“那是我恩师。”
白鸟举起拇指：“难怪，难怪。”
陈寅恪笔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此时，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已85岁。这位在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眼见无力无天，立马开始绝食。
五天后，他满含悲愤，撒手西去。
徐悲鸿油画《陈三立》
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理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其到宪兵司令部做客。
当时，日本人对外承诺：“留下来教学，保证丰厚年金。”
作为教授，像陈寅恪，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文书，生活既舒适又体面。但陈寅恪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在为父亲守孝的49天里，他常常斜卧在走廊藤椅上，双眼圆睁，一言不发。高度近视加悲恸过度，致使右眼视网膜剥离。
医生说：“必须尽快手术，否则将失明。”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休养。“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
于是陈寅恪放弃了治疗，守孝期刚满，他就偷潜出北平，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陈寅恪一家
到达联大后，陈寅恪右眼已失明。为了教好学生，振兴中华，他常常秉烛达旦，备课与写作。
灯光昏暗加上用眼过度，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陈寅恪，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这是300年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担当此任。
陈寅恪接受了应聘，“顺便到伦敦治眼睛”。
要去英国，需借道香港。但万万没想到，陈寅恪刚抵达香港，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伦敦之行遂成泡影。
1941年底，国民政府派飞机抵达香港，以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要员和学界名流。
但孔祥熙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为把洋狗、香料和床板等通通搬上飞机，竟率领几十名保镖阻止要员和名流登机，致使何香凝、陈寅恪等人被困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后，设卡设障，陈寅恪一家想返内地已无可能，一天深夜，他们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
第二天得知，邻楼五女生皆被日本兵强奸。
唐筼立即给两位女儿剪了短发，再让她俩穿上男装扮成男孩子。
然后含着眼泪，拿出一块浅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姓名、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万一失散，盼好心人将她送还。”
陈寅恪一家就这样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这样的恐怖生活其实可以立马结束，只要陈寅恪答应任何一个“小要求”。
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派人与一所大学校长前往陈家，要陈到上海等日佔区大学任教，
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过去在清华任教时的同事钱稻孙，对陈寅恪许以每月千元的高薪，妄图请他北上为伪北大服务，又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日本驻香港总督出资20万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协会，同样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威逼利诱不成，就抛糖衣炮弹。
香港占领军司令知道陈家三日不炊后，立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
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典当衣物过活，宁可没食物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陈寅恪的爱国事迹及危急处境，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内地。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课堂上大声疾呼：“陈先生若遭不幸，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傅斯年等人四处奔走，筹集经费，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陈寅恪一家才得以逃出香港，返回内地。
回到内地，陈寅恪立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
在灯光昏暗、警报不绝的情况下，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完成多篇名作。
学术没尽头，但他的眼睛却走到了尽头。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让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随后一检查——左眼视网膜脱落。
陈寅恪仰天悲叹：“天其废我是耶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寅恪再次奔赴伦敦治疗眼疾。但因耽搁太久，虽经英医开刀，也已回天回力，双目失明成定局。
1946年8月，陈寅恪重返清华时，已是盲人教授。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子，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梅贻琦不忍，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
每天上课，他便让人先把要点写在黑板上。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眼或睁眼开始讲课。他在课上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季羡林曾把爱国主义分为两个层次：
“一般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许别人侵略。”
“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
陈寅恪的爱国，则包含了这两个层次。
但爱国的他，始终坚守一个原则：只问学术、不问政治。
1927年，王国维沉湖自尽后，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时写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毕生之追求。
然而吊诡的是，他反对“全盘西化”，却比几乎所有热心倡导“西化”的五四精神领袖都要更加全面、深刻、细致地研究过西方文化；他不满单纯的“国粹派”，自己在中国古代典籍上的功力却更甚于后者。
1948年，东北华北炮声隆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邀陈寅恪南下广州，陈寅恪也想找一方安静书桌，遂然前往。
在岭南任教，是他一生难得的好时光。
1952年，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调整。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与中山大学合并，组成新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陈寅恪也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3年，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并决定在中科院设立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拟请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担任三所所长。众所周知，陈寅恪对政治干预学术深恶痛绝，而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提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
这与陈寅恪的治学追求显然“不是一路”。
如何让陈接受新职，成为中科院心结。
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站了出来：“我愿前往。”
此人，便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篯。
1953年12月1日上午，汪篯带着郭沫若亲笔信来到陈家，刚开始谈的很好，但后来就谈崩了，陈寅恪甚至勃然大怒，指着汪篯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汪篯见势不妙，只好灰溜溜离开。劝说未成，还把师生关系弄丢了，
清华后来有人批评汪篯，说不该带着“教育开导”的口吻，而事实上，汪篯也不过是“顺应时代”而已。
陈寅恪书法
再后来，念及当年师生之情分，陈寅恪答应与汪篯做一次长谈，也算是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长谈中，他提出担任所长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在1953年的中国，这样的答复无异于平地惊雷，其结果可想而知。
这一年，历史研究所三所正式成立，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陈寅恪的教书生涯在1958年戛然而止。
这一年，反对“厚古薄今”运动全面展开。
陈寅恪被指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愤怒的陈寅恪立即致函校领导：
“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从此，双目失明的他便潜心于家中，在助手帮助下，撰写《柳如是别传》。
为柳如是立转，不过是借传修史，倡导做人治学的气节与风骨。
柳如是乃明末清初的烟花女子，后来嫁给了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
率先投降的是两位文化名人——一位是大文豪钱谦益，一位是大书家王铎。
钱谦益“循例北迁”，柳如是没有跟去。
她独留南京，从事反清复明活动。
很多人觉得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意在反对现有政权、反对共产主义。
其实并非如此，汪篯先生笔录的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有记载：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寥寥几句，惊世骇俗。
他写柳如是，不过是想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做学问也好，做人也罢，若失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见到烟花女子柳如是恐怕也会羞愧吧！
1962年，好友吴宓赴广州看望陈寅恪，陈寅恪对其说：“我写书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正因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陈寅恪立下了“九不”原则：
“不理苏联专家，不愿北上做官；
坚卧中大不动；不见贵客；不见外国人；不谈政治；不谈时事；不议论人物；不从时俗。”
1962年，中央大员康生（康生，发动“文革”的主要成员之一）南下广州，向中山大学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可无论校领导怎么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但不见，还赋诗一首自娱：
“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吃了闭门羹的康生，脸上极为不爽。
1962年7月，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洗漱时不慎跌倒，右腿股骨颈折断。
最佳医疗方案是动手术接驳或镶铜钉，但陈老有心脏病，难经麻醉，只好放弃。
只能吃中药与外敷，等伤口慢慢愈合。
但后果是，从此不能正常行走。
1966年，“文革”波及中山大学，红卫兵涌向西南区52号，赶走了陈寅恪的助手和护士，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
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由大楼外一直糊到家房门，又从房门、墙上糊到衣柜、床头。
听妻子念完大字报，陈寅恪一声长叹：“我搞了一辈子学问，想不到落了个‘不学无术’的评语。”
一群学生冲到楼下，要把陈老抬出去批斗。
所幸系主任刘节及时赶到：“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
学生粗暴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
刘节回答：“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然而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并没有让造反派们感动。
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造反派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摧残手段。
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吊在陈宅屋前屋后，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这个办法果然收到奇效，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本来就得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眠。
如今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便再也难以安睡，再也无法做学问。
梁宗岱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陈寅恪受摧残的描述：
“一听见喇叭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
1938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就住在“大炮”傅斯年楼上。
傅斯年很狂，与蒋介石谈话也高跷二郎腿。
不仅如此，他还数次大骂蒋介石。
如此狂人，却对陈寅恪毕恭毕敬。
每当日机轰炸的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冲下楼时，傅斯年却拖着肥胖身躯逆流而上，小心翼翼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
比傅斯年更狂的刘文典，很是珍惜生命。每逢日机轰炸，便让一群学生搀扶躲避，并美曰：“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但在一次搀扶逃奔中，他看见了陈寅恪，立马甩开搀扶他的学生，指着陈寅恪大呼：“快，保存国粹要紧！”
彼时，大家都视陈寅恪为“国之至宝”。而如今，陈寅恪却被折磨得惶惶不可终日。
1969年初，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
此时的他，身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
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中国。
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
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
留赠来者。
陈寅恪墓
傅国涌曾感叹：“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界有两个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市场化，一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
而在如今知识分子日益市场化和犬儒化的今天，希望我们都能记住，
曾有一个孤单背影，逆风矗立于高山之巅，
目光如炬，器宇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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