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巨变之秋，故事纷纭，人物众多，文化兴盛，向为史家关注，引文人驻足。而谈此间学术，大概没有人会去否认，王国维与陈寅恪堪称其中“双子星座”吧。
他们之间，论年龄悬隔了整整一轮多，论出身、家世、阅历也迥然不同，大体上是两类人，不是同一“朋友圈”的类型。但事实是，他们确实在生命的某段时间，是彼此最紧密的同道中人，并曾在现实中风雨同舟：1925年9月，王国维与陈寅恪，这两位低学历者，同时被刚成立的清华国学院破格礼聘为导师，成为同事，从而开始了近两年依依相惜的美好时光。
那年，他们在北京清华园相遇的时候，一个48岁，另一位35岁，实是两代人。前者国故学土鳖，后者留洋新派学者，道理上本该凿枘不和，彼此间却出乎意料地相见恨晚。他们聊学问，唠家常、论世情、说抱负、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现在还存留的《吴宓日记》中也有点滴透露。后来陈寅格追忆说，“风义平生师友间”,认为二人既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又是朋友式的忘年交。而实际上，正如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在往来不久之后，陈寅恪就已被王国维认定为最可受信任之人——这一点王陈后人的追忆文章都明白说过。两位学术大师之间，互相砥砺、亲密无间的感情当时就传为美谈。
王国维生前不仅对儿子暗示过陈可负其“后事”，就是1927年6月2日自杀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时，所留下的遗书虽语焉不详，也专门、唯独嘱咐说，“书籍等项,请陈吴料理”。此陈，即陈寅恪，而吴所指的吴宓是他的“顶头上司”，于情理而言主要是需预为通报罢了。这一点，就传统伦理而言，王国维实视陈为性命之交，是“真堪托死生”的“托孤”之友。而陈寅恪也真不负死友，不仅全程料理后事，为之奔走呼高，更是奋笔接连写下《挽词》序、《纪念碑铭》、《遗书序》等名文，竭力阐述其文化理想、学术精神、学术方法等，为其学问与人格一举盖棺论定。可以说，王国维当时能走的“体面”，身后声名会如此高大，最离不开陈寅恪这位“推手”。
王陈这两位常理上当殊途异趣的现代学术大师，当年何以会独独关系最密迩莫逆，尤其是王国维这样的人，又何以会将陈寅恪这位其实认识并不久的后辈，看作最可信任之人，多少是有点蹊跷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值得我们花点心思去思量的东西，也许也会交杂着一些我们容易忽视的历史文化信息呢！
往大了说，王陈都是沉重之人，絮叨他们的交谊，不大会像谈个文人八卦那么轻松，虽然是闲谈，但多少可以借机窥见那个时代在残阙毁禁之余，某一类群人的某些畴昔心绪，乃至孤怀遗恨吧。
王国维论性格，虽然诚笃君子，但并不好相处。这一点很像鲁迅，人品绝佳，但孤高清冷，眼空四海，一生没什么朋友，看似热闹实则寂寞，踽踽独行于世，孤家寡人一个。
我看他的东西，翻来覆去这么多年，也就见他诚心推许过三个人：沈曾植、罗振玉，还有就是我们要讲的陈寅恪。沈是他的师辈，他是满心敬服于他浩瀚的学问；罗振玉是他的伯乐兼亲家，他没办法隔断这份恩与情，后来还是闹掰了；陈寅恪呢，说起来，与王国维并无什么瓜葛，王国维如此信任他，如此欣赏他，即所谓“清华四导师”他也就和陈亲，可说是例外，也是他生命中一个“反常”。
王国维和陈寅恪名门贵宦的世家子弟出身不同，半生都很孤苦，也多少养成了他性格上的这种异常的迂执和孤僻。他生在穷书生的家庭，4岁母亲就去世了，托祖姑母抚养，这种自小失去母爱的孩子,又长期寄人篱下，况且与生父关系还那么疏离，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见。不久他父亲又续弦，后母又是厉害之人,他的处境愈加凄凉。他的弟弟在回忆录中说，王国维十几岁时，有时与一些少年友人欢聚,可到吃中饭的点时一定要回,不敢在外耽搁丝毫,理由是怕后母不高兴。这样一些行为，与其说他是敬奉孝道，不如说是备受压抑吧。王国维自小,身体就弱,精神上始终抑郁，家庭环境的影响想是分不开的。
胡适说，“光读他（王国维）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实际恰好相反。他真真是老实人，在日本时，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去拜访他，得到的印象是：“垂着辫子、相貌丑陋的乡下人”，呆板木讷，问一句答一句，犹如“活死人” 。他一生的心情，可能都没有好过吧。生逢乱世，国仇家恨就不说了，个人处境其实也非常困顿，可谓身世家国两飘零。他的婚姻,是媒妁之言，没有什么语言可通，在我看来未必温馨；家境贫寒，年轻时想深造于学问,没有机会，也渴望出国留学，自学多门外语，又乏经济支持，只能在乡下自己窗前苦读。直到22岁那年,他才得到一个难逢的际遇,可以离开家门到上海滩去漂。而这份让他欣喜若狂的“机遇”，不过就是在当时的《时务报》打一份临时工，需要做的就是一些抄抄写写的机械活。
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罗振玉偶然发现到他，不遗余力栽培他、提携他，他很可能像无数穷书生一样老死于历史的荒山野陌之中的。而他一生，几乎永远地忧伤又自制，情绪紧张又特立独行，偏执且每拒人于千里之外，都有这些身世因素在起主导吧。
他晚年，独可以这么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接纳陈寅恪这位小辈后生，非器重这么简单就可以解释通的。
现在推想，1925年的那个深秋，在清华园，成名老宿王国维，一晤会陈寅恪这位尚籍籍无名的年轻后生，就反常地倾盖如故、叨在知己，除了陈寅恪家世足以让他认同之外，陈的为人因素当是首位的吧。
王国维与陈寅恪之间，性格有些出入，一迟疑怯懦，一傲然果敢；于政治态度、生死选择上也殊多差异，但立身准则其实并不太相异，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都同样非常严肃。所以认真推敲起来，王国维会对陈寅恪同怀视之，虽然意外，但并不突兀吧。陈寅恪论为人和品性，其实和他是一路人，这位晚清湖南维新派领袖陈宝箴的冢孙、民国遗老陈三立的哲嗣、留洋近20年却毫无新派名士作风乃至恶习的青年学子，盛名之下，朴素而厚实、谦和而诚恳、好学而不伪饰，是真学者本色，也是大儒风范，又能如此礼重王国维，我们不难想见，当年王氏内心的那种欣慰。
强者虽有强者之刚烈，弱者亦自有弱者之尊严。他们都是现代中国学术的两杆旗帜人物，常一起被并称为“文化保守主者”，褒贬不一。但在我看来，就人品和而言操守，说他们新也好，旧也好，其实都是些削足适履的标签硬加，想不如说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儒者”更来得贴切吧。他们两人，不管有怎么的差异，但始终都是粹然儒者仪范，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学问诚，连男女私德上都是那个时代文化人中罕见的择一而终零绯闻，又同时出入新旧两派，视野广阔，思维开明，所谓风虎云龙，在乱浩浩兵憧憧的非常时期，能一见如故同声相应，也算是意外中的必然吧。
尤其是陈寅恪，论为人操守，无论中外,无论在老一辈亦或年轻一代里面,迄今为止,对他的为人，似乎也没人会提出否定意见，几乎是众星拱月式的好评。也可以说,晚清以来的中国学人中,也未有第二个人,可以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抱持到他这种强度与纯度的。所以，王国维见到陈寅恪，迅疾引为知己，一定首先是有敬重和心心相惜作为核心因素融在里面的。
他们都以学术大师名世,理念上多有扞格，但在立身出处和精神血脉上实息息相通。说家世投合，说论学相契，倒在其次，因为这两方面比陈更对王心脾的，当时京师遗老圈中人并不在少数，王国维都夷然处之而已，未见多热情和信任。
王国维会这么看重青年陈寅恪，自然还有学问理念及治学态度上的默契感在推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现代中国诸多学术门路的开山祖师。
王国维在他那个时代，不仅生活寂寞，为学理念上也是非常孤单。他的学思路径是超前的，也是深沉的，震于他盛名的人如蚊蝇聚，但真的能理解他的人可说无几——清华国学院开办4年毕业学生近70名，但在学术上真继承他衣钵的难找出一两个来。他出入新旧，学兼文史哲，思接古今中外，在当时他可以接触到的人中，也差不多真只有陈寅恪能和他畅谈，可以懂他，可以共游思想三昧之境，理解不徒在文章之末。
陈寅恪名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表面上是自我表白，实际也可看作他与王国维共同体认的学问理念、治学态度乃至文化立场、政治取向、精神归依的宣示。这是他们那群人共有的“不合时宜”,是“吾徒”“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说“不”的风骨显现,更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化生存选择。这种最起码是学术本位的思想，王国维自己年轻时就在《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教育之宗旨》等文中早有吁告，可惜曲高和寡，无人响应。他在近20年后，像空谷足音一般终于聆听到陈寅恪这位后生的回音时，欣慰也不难想见吧。
20世纪中国，学术发达，但委实又是一个救亡压倒学术的时代。在当时的乱世中，怀抱家国，但不苟且、不媚俗、不妥协，真能全身心潜心于学问，甘心过着一种典型学者生活的，并不多见。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其中异类，也是两大典型。“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看似是书生迂阔，从大的层面讲实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文化及报国选择。
1927年，王国维就去世了。他的学术知己陈寅恪要晚死他42年。王国维看不到的这数十载春秋，陈寅恪的所作所为，都可以验证，他虽然也常糊涂，但是对陈寅恪的那种托孤负死的信任，从来没有一刻落空过，没有一点失败过。
人以群分。王国维视陈寅恪为忘年至友，理应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缘由，就是在现实政治情怀乃至中国社会伦理价值的认定上，他们都有“复古”或“遗民”式的精神取向。余英时说他们都是“文化遗民”，理所当然地会抱团取暖。
他们共通的这种文化遗民心态和处境，始终是个异类，也最让人感慨。20世纪中国，德激进、英美自由、本土保守三种指南鼎足而三，王国维与陈寅恪表面上都靠一点又实质都不靠：中西贯通，但本质上依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信奉儒家学说与孔孟之道，可对古代圣人的思想主张又多主张超越；立足中国文明本身，又倡导充分接纳西学；对京城的维新运动与南方的救国立场，他们有同情又多有反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中，他们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精神主导都是非常孤独的。没有乡愿，没有妥协，没有庸俗的市侩；在基本价值理念上，他们都不愿屈节，更不愿意同流，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自始至终都有高洁人格和一以贯之的“新型文化遗民”的理念在其中贯穿，不打折扣。
他们坚守学术本位立场，但同时都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他们对天下事的责任感，是自少及老都热切的，是“冷眼看穿，热肠挂住”。他们都有着共履的心理历程：年轻时代就不是为了个人的名闻利养读书作学问，而是一开始就在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三个方面上苦苦思索，为此自学博览西洋学问、印度哲学与宗教、中国古代典籍等等，和当时所有进步读书人一样，努力地为中国独立富强寻找出路。唯一和同时代人有异的是，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在探寻过程中都对中国传统宝贵价值的沦丧生发忧患之心，并渐渐地有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也所以，后来王国维自沉以后，陈寅恪写文哀悼，会说他们都是 “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这是夫子自道，更是为知己王国维申诉不平。从这一层隐微的心境看，王国维独欣赏陈寅恪，也是相当于揽镜自怜，或跌荡自喜，或端然有忧色吧。
而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人格境界，何以会像苍天巨树一样，在历史，在人心中，永不动摇，由这面镜子看上去，应该也分外真切自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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