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俄蘇文學對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成為幾代中國作家的精神資源，甚至還演化為某種焦慮，一批中國當代作家會不自覺地帶著莫名的虔誠和惶恐面對已成歷史的俄蘇經典作家。
這不難理解：在過去的一百年間，兩國文學的發展規律極為相似，只不過不同步。這種相似的形成既有影響的因素，亦有歷史發展邏輯的因素。總結俄蘇文學對中國的影響，一直是中國學界思考的話題。今天，中國作家已經走出焦慮，俄蘇文學已淡出當代中國人的視野，此時反倒有可能更客觀地反思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命運。
原文 ：《審視俄蘇文學在中國的接受和影響》
作者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董曉
圖片 |網絡
俄蘇文學在中國的“降溫”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俄蘇作家漸漸淡出中國讀者的視野。這與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強勢影響形成了鮮明對照。部分老輩讀者對此唏噓不已。但懷舊心態於事無補，我們應該思考的是：俄蘇文學在中國遭冷遇是否有必然的歷史邏輯？
從某種角度來說，今天俄蘇文學在中國受到的冷遇是對半個世紀前它在中國受到的非正常熱捧的反撥。隨著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廣大讀者面前出現了五彩斑斕的當代西方文學世界。當代中國文學汲取了此前無法獲得的藝術養分，並由此得到了提升。因此，俄蘇文學在中國的“降溫”是與中國當代文學發生深刻的轉型聯繫在一起的，這未必沒有積極的意義。
但換個角度看，這種“冷遇”也使當代中國文學失卻了一種寶貴的精神遺產。這又不啻為一種損失。畢竟，兩國文學在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中國當代作家本可以從俄蘇文學中汲取更多的東西。因此，今天我們更應該思考過去非理性崇拜與今天審美趣味的轉向有何關係。
俄蘇文學在今日中國的境遇與當年它受到的熱捧有一定關係。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幾乎所有中國作家自覺地以蘇聯作家為榜樣。據統計，當時在國內每年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中，俄蘇文學的數量佔了四分之三強。
其中，許多俄羅斯文學經典往往被簡單化、概念化地理解，遠離了真實的藝術世界。同時，像阿赫瑪託娃、茨維塔耶娃、布爾加科夫等一大批文學家卻與當時的國內讀者擦肩而過，事實上，正是他們的創作才使俄蘇文學魅力猶存。當時國內對俄蘇文學的這種接受影響了下一代中國人的審美傾向。面對風格多樣的西方文學，新一代中國讀者自然不會青睞給人留下“教條”印象的俄蘇文學。於是，一種現象就出現了：很多年輕的中國讀者會拒絕俄蘇文學，可是他們對俄蘇文學又知之甚少。
俄蘇文學推動中國現代文學走向成熟
俄蘇文學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這取決於中國作家的接受理念。但不可忽視的是，俄蘇文學是推動中國現代文學走向成熟的重要動力。那麼，這種有益的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呢？
中國現代作家對俄蘇文學的接受整體上呈現出文學自覺意識。 這種自覺意識在宏觀上體現了中國現代作家建構新文學的渴望，在微觀上則體現了接受者個體藝術探尋的自覺意識。“為人生”之取向的確立，無疑鮮明地受到俄蘇文學的影響。這種取向的確立，雖然已突破了文學自身的範疇而指向更廣闊的社會問題，但卻是中國新文學自身精神訴求的體現。現代作家在汲取俄蘇文學的精神資源時，顯示出個性化的自覺意識。
譬如，魯迅對俄蘇作家的關注是與他致力於國民性反思和文化批判聯繫在一起的。由此，魯迅在借鑑包括俄蘇文學在內的外國文學時，能夠超越對藝術手法的借鑑而達致獨特的文化探尋。
執著於藝術探尋之自覺意識，體現在諸多中國現代作家身上。他們以各自的藝術氣質在俄蘇作家那裡尋找著藝術資源，並形成了他們各自獨特的眼光，從而使俄蘇文學在他們藝術特質的形成過程中打下了烙印。
比如，巴金、郁達夫都將屠格涅夫的抒情糅進了他們各自的創作中，巴金因此漸漸懂得了何謂“抒情的節制”，將早期創作中那近乎煽情的文字凝練成像《憩園》那樣的抒情文字；曹禺將契訶夫戲劇那淡淡的抒情帶入自己的創作中，完成了從《雷雨》到《北京人》在藝術風格上的演變；路翎在《飢餓的郭素娥》《財主的女兒》中通過借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形成了自己探究人物心理的獨特風格；胡風作為現代最著名的批評家之一，其批評理念的形成當然離不開19世紀俄國批評家別林斯基的薰陶。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這種接受方式也部分地延續到當代文學中。比如，1956年末至1957年初，文壇上短暫的活躍顯然是受到蘇聯“解凍”文學的影響。一批年輕作家，如王蒙、從維熙、陸文夫等均是從自覺的文學意識出發來接受蘇聯“解凍”文學的，真正吸引他們的是蘇聯作家真誠的現實主義精神。於是，在當代文壇上，我們可以發現直接受益於某一蘇聯作家的中國作家。例如，秦牧於1962年創作出了風格清新的散文集《藝海拾貝》，他自稱這是蘇聯作家巴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的姊妹篇，是中國版的《金薔薇》，他對《金薔薇》藝術風格的傾心催生了《藝海拾貝》。
不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作家對俄蘇文學的接受方式與理念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俄蘇文學成為中國作家最主要的精神資源。這種影響的產生更多來自社會歷史背景。因此，這種影響其實並不是取決於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性，而是取決於該作品與時代之聲的親近度。
譬如，肖洛霍夫的影響就屬於此情形：不是《靜靜的頓河》，而是《被開墾的處女地》成為他當時在中國影響最大的作品。雖然《靜靜的頓河》傾倒了無數讀者，其經典性無可置疑，但它獨特的文學價值無法進入當代中國作家的視野；而《被開墾的處女地》因其對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標準化”的表現，很容易為寫當代農村題材的作家所借鑑。因此，《靜靜的頓河》作為經典，只能被欣賞，但無法被模仿，這因為經典根本上是無法被模仿的，它關乎到以獨特的民族文學審美品格實現對民族精神的文化書寫；而《被開墾的處女地》則有明晰的模式，“模板”當然可被搬用，故而《被開墾的處女地》成了當時中國農村題材的“教科書”。中國“十七年”間主流文學對蘇聯文學的接受，大多屬於這種情形。
今日兩國文學面臨共同困惑
近二十多年，隨著中國作家視野的開拓，俄蘇文學昔日的影響已不復存在，兩國文學之間的關係已不是簡單的接受與被接受的關係。但是，兩國文學發展的相似性以及密切的文學關係背後所包含的相近的文化心態，使今日的兩國文學面臨共同的困惑。
近二十多年，西方文化思潮對兩國文學產生了不少震盪。其中，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尤為顯著。對後現代主義的質疑是兩國文壇繞不開的話題。如何在後現代主義文化語境下維繫文學傳統、延續現實主義的生命力，如何將後現代主義理念真正地實現本土化，是兩國作家共同的研究課題。
與之相關，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兩國文學也面臨同樣的挑戰。如何擺脫商品化的侵擾，尋求在市場經濟和多媒體及網絡的衝擊下純文學的出路，尋求信息化時代、大眾娛樂時代文學的位置，彰顯民族文化的魅力，亦是兩國作家共同思考的問題。
中俄兩國都有各自獨特的文化傳統，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尋根”自然成為不少作家共同的思維方式。審視這種文化心態，不啻為對兩國新型文學關係的觀照。作為對全球化趨勢的反思，民族主義心態獲得了產生的土壤。兩國關係近年來不斷獲得提升，固然有國際戰略關係的考慮，但不可否認，全球化背景下顯現出來的民族主義文化心態，是兩國文化間相互認同的深層原因之一。
近年來在被譯介到中國的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中，很多都有民族主義傾向。兩國文化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都面臨外來強勢文化的衝擊，在這種文化土壤裡更容易產生民族主義文化心態。因此，兩國作家今天所面臨的共同困惑，是在新的歷史階段審視兩國文學關係所必須考察的。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1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五四以來，我們為何對俄羅斯文學特別青睞？| 社會科學報
訪談 | 史天甲：“進博效應”在俄羅斯日益顯現
閱讀更多 社會科學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