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在過去的一年裡，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是獲得各種長篇小說獎項最多的作品。
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被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的評委們評為年度長篇小說大獎作品。這個獎項以中青年作家為評選對象，只評當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創圖書。在文學的大海里，發現隱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島嶼和燈塔，標記點亮這些文學地標，是閱文·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的宗旨。
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是我發起，由探照燈書評人協會主辦，閱文集團大力支持，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閱文集團高級執行副總裁張蓉擔任評委會主任。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是專業的華文“評論人和媒體書評人”獎，由張莉、邵燕君、邱華棟、姚海軍、徐晨亮、姚海軍、黃驚濤、劉蒙之、張維特、陳斌等一批全國活躍的高校學者、作家、媒體人擔任評委。每月評出十本月度文學好書，年度評出十本年度文學好書，每年12月，在北京頒獎。
2019年12月26日下午，閱文·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2019年度十大好書頒獎盛典在北京千禧大酒店圓滿舉行。從全國各地遠道而來的嘉賓包括：獲獎作家阿來、鄧一光、李修文、袁凌、李潔非、周愷，評委、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徐晨亮，《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總編助理張維特，《高見之書》出品人張弘，以及獲獎圖書的出版機構責任編輯章武、韓曉徵、趙萍、孫建兵、任柳、劉稚、王淑紅、張春曉。
“我們致敬那些有‘文學的美，思想的真，歷史的重，關注當下，典雅敘事，優美表達’，關注中國現實和社會變革，書寫‘沉默的大多數’為對象，有創造力、想象力、探索性的文學作品。”
在頒獎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國貿大酒店，專訪了阿來。
張英：昨天，你在《收穫》的長篇小說排行榜頒獎禮上的發言，主題都是文學的語言，你為什麼把小說的語言強調到如此高的地步？
阿來：這是我一個長期的思考，可能慢慢就領悟到一件基本的事實，作家讓文學生存唯一理由，我們的工具就是語言。只不過在等《雲中記》的十年時間裡，越來越清晰了，越來越堅定了。很多時候，人們對小說創作有著錯誤的理解，認為只要有一個好題材、好故事，作者就能把小說寫好。
我覺得必須從語言開始，我是藏族，六歲上學，當時少數民族地區的小學，第一年不學課文，先上預備班，學漢話，跟老師學日常生活基本會話，比如你吃了沒有？你要到哪裡去之類的。這樣學一年，第二年才學正式的課文，課堂上的語言，跟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不同，語言在擴展，經驗在擴展，身體的經驗很少，主要是抽象的經驗，依此建立知識系統。
比如思想是什麼？沒看見過。主義呢？偉大、勝利是什麼？你沒見過，就進入一個抽象的世界。這些抽象的東西，日常生活提供不了認知經驗，完全靠我們去學習去感受去體悟。從日常生活這種語言到抽象語言能力的提升，代表的是你能否從具體經驗世界過度到抽象思維的世界。只有完成了這種過度的人，才能進入一個真正的知識系統當中，才具備真正的思維能力。
前面只是一個感受，但你要思維必須把那個抽象的東西組織起來，明白它內在的邏輯。所以，開始腦子難免一片混沌，但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這一切問題就不存在了。從此，除了字面的意思我還懂得背後的意思。
如何完成一部小說，有很多討論，但更多話題還是集中在內容方面。而我向來以為，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最最重要的還是語言。有人寫作所需的材料與構想，最終要等待的還是特定語言方式的出現。在寫作進程中，語詞間時時有靈光跳躍閃爍，一個寫作者就是一個靈光捕手，老舊的漢字，站在那裡搖撼它，它會發出新的聲音，新的聲調，帶著新的質感。一個有著新鮮感的文本漸漸生成。語詞是它的地基，語詞是它的門戶，語詞是它的穹頂。
阿來在西藏，張英攝影
張英：在現在的作家裡，對語言的重視，特別講究語言的，把語言提到這麼高的地位的作家，一個是你，一個是格非。格非在寫作的時候，非常強調漢語的準確，音樂感、畫面感和美感。
阿來：對，昨天我在收穫雜誌的頒獎典禮上，我就說如果再談《雲中記》我不想談內容，就談談語言。我在寫作上有充分的語言自信，我覺得老子就是中國人寫小說語言最好的，我的小說當中，語言能夠成立，被我的讀者喜歡，他一定是文化程度程度比較高的。第二就是經常很多人講故事生硬，不自然；我講的故事，不過於雕琢，自然又真實。很多人的寫作，一開始講究語言，很多在雕琢，媚俗，不自然，矯揉造作。
漢語是一個聲音系統。今天我們讀小說，不讀出聲來，腦子裡也會發聲。它是身體的，和情感有關，呼吸的節奏、情緒的起伏，跟你當時的書寫吻合，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常說語言流暢也好、迴旋也好，就是節奏問題。
好的文學作品讀起來舒服，第一是很順，讀者一旦進入你的文字，就和你的情感節奏，和你的呼吸節奏、文字節奏保持一致，所以很舒服。第二個，雖然不讀出聲來，但聲音似乎還是在，你的腦子裡彷彿能聽見。語言的聲音是好聽的，除了表面之外，進入意義系統，挖掘出這個詞的隱喻，然後詩意就誕生了。
漢語為什麼延續了三千年，還生生不息？一個詞一個字，在《詩經》裡是這個意義，再寫到《漢賦》裡，增加了第二個意義；到唐宋詩詞裡，又增加了第三個意義。這個詞的意義越來越豐富，出現了多重含義。而且可以疊加，都可以呈現。這個積累造成了漢語的豐富性、表現力。
這是我學習中國古典文學體悟到的。很多作家認為古典文學和我們沒有關係，這是個錯誤的認識。我們現代的語言經驗，寫詩從郭沫若、徐志摩開始，寫小說從魯迅開始，我們可能關注他們，但真正的語言經驗，得從古代文學的源頭開始關注。
具體到《雲中記》的寫作時，我把藏族嘉絨語裡那種泛神泛靈的感知方式轉移到中文中來，把這種語言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作為我的出發點，使我隨著場景的展開，隨著人物的行動，時時捕捉著那些超越實際生活層面，超過基本事實的超驗性的、形而上的東西，並時時加以呈現。
在這樣的情境中，語言自向便能產生意義，而不被一般性的經驗所拘泥。不會由於對現實主義過於狹窄的理解，因為執著於現實的重現而被現象所淹沒。
這種語言調性的建立，古典中文給我提供了很好的幫助。中國文學在詩歌中達到的巔峰時刻，手段並不複雜：賦、比、興，加上有形狀，有聲音，有隱而不顯的多重意味的語詞。更重要支撐，是對美的信仰。至美至善，至善至美。
《雲中記》這本書，在表現人與靈魂，人與大地關係時，必須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現象，必須把眼光投向於人對自身情感與靈魂的自省。只有中國詩歌中那些偉大的啟示性召喚性的經驗，正是我所需要的。在敘事狀物的同時，還能很好進行情感抒發和自我控制。
哈羅德·布魯姆列出三條好小說的標準，第一條就是“審美的光芒”。我想，這個光芒必然是來自語言。嘉絨語是我的第一母語。這種語言，是我最初進入這個世界，感知這個世界的路徑。當我開始寫作，作為一箇中國人，我用中文寫作。
我更喜歡把許多人稱為漢語這種語言叫做中文，因為它也是全中華共同使用的語言。在這個意義上，我把中文叫做我的第二母語。我的幸運在於，這兩種語言都在不同方面給了我偉大的滋養。
張英：你怎麼保持這種語言敘述能力？從哪裡吸取養分？
阿來：從傳統古典文化裡找啊，古典詩詞，從《詩經》到唐詩宋詞，從《史記》到二十四史，中國的古典散文，還有各種宗教的經文經典，我都是非常系統，一路讀下來的。二十四史我還沒有讀完，今年才讀到宋史。
中國的詩歌，代表性的作品，我基本上都讀完了，而且我每年都會反覆讀一些重點的作家，比如古代當然是《詩經》、十九首白文、曹操。唐代詩歌，如果要讀杜甫、岑參。宋詞一定是蘇東坡，我從他們的詩歌學了什麼？他們一點都不先進，也不是觀念，還是語感。
我今天下午從蚌埠過來，就在高鐵上讀《閱微草堂筆記》，我不知道讀了多少遍了，就在手機上就讀。我為什麼會說中國散文？漢語對音韻很重視，而不只關注其意義。過去古典散文和詩歌，都是可以朗讀的，甚至吟唱，它講究節奏，講究音韻之美，所以產生了聽覺效果。它不是意義，但它可以加強意義，還加上了節奏。外在看，它是語言的間隔，內在看，它又是和人的情感在應和起伏，甚至跟呼吸的節律也合拍。
我現在經常的功課，是每天起來讀佛經，我不是信佛教，但是對佛教的道理感興趣。我研究它體會它。更重要的是，佛經的翻譯中包含了重要的語言經驗。佛經原來是梵語，漢語裡沒有那麼多詞語來表達。譯者怎麼創造了這些表達的？而且是用漢語的文字。
我最喜歡鳩摩羅什。他翻譯的佛經，自然生動而契合妙義。他翻譯了佛經以後，漢語增加了多少個字、多少新詞?即便是原有的字詞，又增加了多少新的意義? 我也讀聖經、古蘭經，這些翻譯真好，不知比現在的文學翻譯好多少。
美文不可譯，這是一句廢話。佛經的量那麼大，是怎麼翻譯的？古蘭經也有不同的版本，它是怎麼翻譯的？它也能把穆斯林的意思帶到漢語中來。
我上面講，我們中國古典詩歌，除了一個字一個詞那種多音，背後都是充滿音符和節奏的。而我們今天，我們對這件事情忘記了很久，我們只求寫出那種表面的意思來。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應該追求文字中更深刻的詩意，更深刻的象徵，這是我們從詩經時代開始一路傳承，應該一路發揚的文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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