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我斷斷續續地看了兩週。
這部作品被公認為是歷史學界公共史學的典型作品。
實際上，撰寫這本書，黃仁宇先生的初衷是面向美國學術市場，但是1982年中文版面世之後，卻在中國圖書市場引起震撼轟動。
2017年熱播的《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書記＂多次提到《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並作為自己的案牘之書，對它評價頗高。
黃仁宇先生(1918年-2000年)湖南長沙人，早年曾是參與緬北戰役的國軍軍官。
1950年（那一年他32歲）結束軍旅生涯後，在美國接受了完整的歷史學術教育。
在密歇根大學的十餘年裡，他先後獲得了學士（1954）、碩士（1957）和博士（1964）學位。
雖然他此後獲聘為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在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茨分校任教十二年之久（1968-1979），並已取得終身教授資格，但最終卻仍被該校辭退。
此後再未能在美國大學謀得教席，只能靠寫作和救濟金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這是他人生中最感酸楚與羞辱的事，在其身後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對此耿耿於懷。
近二三十年來的中國，大概很少有哪位歷史學家像黃仁宇先生一樣，其著作能如此盛行不衰。
他所提出的一些概念諸如“中國大歷史”、“數目字管理”，甚至進入到了公共討論之中。
作為一名很長時間裡被學界冷落的學者，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戲劇化的遭遇了，對於他的評價也因此呈現出巨大的反差。
說到底這是由於他特殊的人生經歷、問題意識和中國社會的關注點所致，可以說不僅是他個人的命運，也折射出中國社會的側面。
他在學界和大眾（尤其中國讀者）中所得到的遭遇幾乎是冷熱兩個極端，在學界遭受冷遇、在大眾中受到熱捧。
這種待遇在嚴肅學者中頗為罕見。
通常而言，撰寫學術著作的歷史學者，要麼是在兩界均受好評（如大師陳寅恪先生和錢穆先生），要麼是在學界很受認可，但卻被大眾敬而遠之。
像黃仁宇這樣的情況，倒更多是發生在那些“歷史愛好者”身上。
比如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雖然一紙風行，但學術界認為它除了普及之外，在學術上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貢獻。
在前輩學者中，略可比擬的可能就只有梁啟超了，他既身為清華四大導師之一，所寫白話文又深入人心。
不過，儘管如此，梁啟超的作品真正風行的也是他的那些社論文章，而不是《清代學術概論》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黃仁宇的著作在中國一版再版，甚至連早年著作《緬北之戰》及歷史小說《汴京殘夢》也都無遺漏，很少有歷史學者能有這樣的殊遇。
然而，學術界很多人對他的研究不以為然。
余英時作為其博士導師，雖然說“他比我年長，後來是朋友關係，我不便寫他”，但接下去又說“他中年才讀大學，發憤治中國史，用功之勤極為少見，晚年寫了不少通論性的書，表現出他的史識，成一家之言”，這些多是泛泛的客套話，僅承認他用功、“有自己看法”而已，對他有何學術貢獻不著一字。
歷史學家江政寬認為他在《萬曆十五年》是“以文學手法撰成的歷史著作”，儘管生動，但歷史想像發揮過了頭；
王汎森則批評他的“中國大歷史”寫法“有時未免作了太過印象化的概括，讀來竟像是一個外國人在描寫中國”；
而龔鵬程的評價則不客氣得多：“我讀黃先生書，輒為其缺乏中國思想、文學、藝術等之常識所驚”，“黃先生的史學和史識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關於哲學與文學領域中的”，“技僅止此，便欲縱論上下古今，可乎？”
當然，馮象曾說過，“越是專家，往往意見越是偏頗，標新立異，脫離大眾趣味（否則他的專業知識就有與人雷同而平庸之嫌），同一部作品，專家之間的分歧要比常人大得多。”
但問題不僅是專家之間評價的分歧，黃仁宇在美國的學術經歷也不順。
首要的原因是他大器晚成，少有著作出版：1979年遭解聘時，他已經61歲，但出版過的學術著作僅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1974），也是他的博士論文；除此之外唯一重要的便是他在1970年代參與了《劍橋中國史》第7卷的撰寫，他負責其中的第9章“隆慶和萬曆時期，1567-1620年”，不過此書英文版直至1988年才問世。
這些反映出他早年被學界認可的研究集中在一個相對狹小的領域：晚明財稅史和政治史（尤其是萬曆時期），這也是他本人的興趣重點。
他激於抗戰時所見所聞，孜孜探求的便是龐大、傳統而落後的中國如何應對現代挑戰，而財政稅收是他認為最關鍵的著眼點之一。
《萬曆十五年》的手稿在1976年夏即已完成，很長時間裡沒有出版商願意接手這本書。
因為它作為學術著作不夠嚴肅，作為非虛構作品又對大眾顯得太過嚴肅；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就學術範式而言不倫不類，格格不入。
就這樣足足延宕了五年之久，才最終得以問世。
儘管此書1982、1983年連續兩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American Book Awards）歷史類好書提名，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並未幫助他在遭紐約州立大學解聘之後重獲教席，這也意味著美國學界對他的研究始終持保留態度。
1979年遭大學解聘和1981年《萬曆十五年》的出版，對黃仁宇而言可以說是冰火兩重天：一方面是學界對他的冷遇達到頂點，另一面卻在普通讀者中大受歡迎。
雖然他在回憶錄中仍流露出對學界認可的期待，但他此後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事實上大體都以面向大眾為主，尤其是中文讀者。
如《放寬歷史的視界》（1988）、《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989）、《地北天南敘古今》（1991）、《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1991）、《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1993）、《現代中國的歷程》（1994）、《近代中國的出路》（1995）、《關係千萬重》（1998）、《黃河青山》（2001）都是先出中文版，甚至迄今沒有英文版。
《中國大歷史》一書可能是唯一的例外：1988年先出英文版，1993年再出中文版。
如果再算上《明代的漕運》、《大歷史不會萎縮》、《汴京殘夢》、《長沙白茉莉》、《黃仁宇書信集》等零碎文章的結集和非學術性著作，他在人生最後十餘年（以及身後數年）裡，差不多每年出版一本書，這與他63歲之前所受的冷遇形成極為鮮明的反差。
國內的“黃仁宇接受史”同樣曲折。
《萬曆十五年》在1981年出版英文版，立刻受到國內關注，第二年5月便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可謂神速。
1990年後，傅斯年、胡適、錢穆等的著作開始密集出版，在這樣的時勢之下，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似乎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野，非傳統寫作手法的通俗向歷史作品，同期市面上幾乎沒有與之生態位相近的文化產品。
對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與大學生群體來說，黃仁宇及其著作是最早呼吸到的“新鮮空氣”之一。
一時之間許多人贊同他所說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挫敗是因為不能“在數目字上進行管理”。
但是直至1997年，三聯書店推出包括《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四本書的“黃仁宇作品系列”，他的著作在國內才真正風行起來，此時他已是79歲高齡，三年後就去世了。
這不僅是黃仁宇個人的遭遇，也反映出一個學者的研究被人認可往往取決於很多因素，而不僅僅是其水平如何。
黃仁宇一生歷史研究的主題無一例外都圍繞著中國歷史展開，並且集中關注傳統中國社會為何無法動員自身的資源與力量應對近現代挑戰這一點上，這實際上是他早年人生經歷所思所想的延伸。
這種特殊的心結帶來的問題意識在學術界（尤其美國學界）沒有容身之地，但在中國讀者中卻能激起普遍的共鳴。
他固執地徘徊在學術範式與家國情懷之間，這一情懷極為強烈，而最終能理解他這種特殊情懷的也的確還是中國讀者。
本質上，他的著作都是在對自己一生的核心問題作出回應：為什麼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在日本入侵時無法動員起自己的全部潛力來應對內外部挑戰，並最終走向崩潰失敗？
他的答案是：中國社會在組織管理上太落後，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力量，要達成這一點就必須進行全盤的現代化改組。
在他之前，也有人（如傅斯年先生）看出中國傳統社會的底層因無組織性（所謂“一盤散沙”）而難以動員，政府力量既難觸及又無法掌控其動向。
但黃仁宇則從財政稅收入手，察覺到了組織管理上的漏洞和弊端，進而提煉出他的“潛水艇夾肉麵包”（社會組織構造）和“數目字管理”的概念。
他發現，財稅制度是無法實現動員的根本原因，而如果不完成國家建構，就無法在財稅制度上現代化。
他所理解的現代國家，就是以財政的現代化為主的視角。
我個人覺得，黃仁宇的經歷更像是是華人版的湯因比：
①湯因比是古典文學專業出身，當過新聞記者之後轉行去唸歷史；黃仁宇是工科出身，一度參軍，後來轉行去唸歷史。
②黃仁宇宣稱要搞“大歷史”；湯因比的文明論也是一種“大寫的歷史”。
③黃仁宇的書被當做通俗讀物販賣，很受大眾歡迎；湯因比的名氣在中國不一定有黃仁宇大，但是也很有名，他的書也比較受大眾歡迎。
④黃仁宇的同行評價很「數據刪除」，湯因比的同行評價也比較「數據刪除」。
黃仁宇一生的跌宕坎坷，是他的特殊人生經歷與中國時代背景的結合。
在此意義上，仿照其名著《萬曆十五年》中“世間已無張居正”一章，我們可以說“世間再無黃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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