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報告 》把理論研究根置於經濟實際，為中國經濟問題的觀察與研究開創了一個新模式、研究方法及維度。報告以理論與實務為導向、以數據與計量為手段，為經濟實際規劃和管治，尤其是供給側改革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依據 。
作者簡介：李義奇，河南南陽人，金融學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資本運營中心副總經理。
重讀《萬曆十五年》，挑選幾個關鍵詞，試著解釋一下。今天說說所有制。
我用的是中華書局2006年出的增訂紀念本。
書中27頁，“萬曆皇帝”一章中，在談到沒收馮保財產時，作者談到：
從法律觀念上來說，皇帝擁有天下的一切，私人之所以得以擁有財產，這是出於皇帝的恩典和賞賜。皇家的恩典在馮保身上一經撤去，抄家即為就有的文章，無須多作解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一切都是吾皇的。
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生活著的人們，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他們所行走的道路，有形的財產，甚至無形的權利，比如說話的權力，都是吾皇皇恩浩蕩，借汝暫用。就連汝的小命，也是吾皇的，隨時可以拿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與吾皇言說所有權，有意思嗎？
關鍵是，人活著，就需要財產。
財產是應對人們慾望的手段，是能夠緩解人們焦慮和痛苦的東西。
先不說財產的功用，先說財產的擁有者，只能是人，活生生的生命。
因為我們說國家、企業、社團，這些物化的組織，本身是沒的慾望、焦慮和痛苦的，有感覺的只能是組織背後的人。
所謂國家、民族、企業、社團等，它們只是人們心中的觀念，都不會在生物的意義上活著。所以，這些組織都是一個人或一群人的面具，稱為藉口亦可。
皇帝也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不能稱之為一個人。
黃仁宇在書中寫道，皇帝的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理論上再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文官們不答應，皇帝連立太子的事情，都沒有自主權，遑論其他？
漢代皇帝曾說，吾與二千石（太守及以上官員）共天下。不是虛詞。
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裡的“王”，應該改正一下。拿現在的話說，“王”應該是統治階級：皇帝+文官。
中國的傳統，是以德治國。二千多年來的統治，都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來維持社會的秩序。這一做法，至明代而達到極致。
秘訣在於，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自覺服從尊上。為了維護德行的面子，以使萬民遵從，連皇帝和百官，都要做道德的模範，失德者，無論是廟堂還是江湖，都無立足之地。
但是，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
是人，生物意義上活著的人，都有慾望。而滿足慾望的、應對慾望的，只能是財產。
這樣，心中的物質慾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就很難統一了。由此造成文官們的雙重性格：
名稱公僕，實為主人；
表面一套，背後一套...
文官們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之間的距離不能太大。否則，要麼綱紀無法維繫，要麼文官們沒有為政的積極性。能臣如張居正者，他的失敗，最後被清算，就是沒有把文官們的雙重性格放在心上、關照好。庸人申行時終生無憂，就是因為他知道與文官們妥協，做好和事佬。
話說遠了。
回過頭來，再看看所有制的問題。
皇帝所有，實際上是皇帝與文官們共有，最終只能是統治階層私人所有。
你今天在位置上，你管的東西就歸你所有。不在位置上了，這些東西就歸別人所有了。所有權與治理權，高度統一了。
這些，皇帝也無可奈何。
中國的很多東西，二千多年來變化不大，都能從歷史上找到影子。這或許是我們讀歷史的意義所在。
如土地所有制。在中國，商鞅變法，推行“廢井田，開阡陌”，農民私人佔有（注意，是佔有）土地。秦統一中國後，這種土地制度便基本穩定下來，歷朝歷代，江山易主，基本制度沒有大的變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私田都是王田，同時王田也是私田（私人實際的佔有和使用）。大多數土地的使用權都是以“均田”的方式，分配給農民自耕，同時伴有抑制土地兼併的“限田”法規。小農從政府那裡取得授田，繳納什一稅，自主耕種，大約相當於現代的租賃或承包經營。幾千年一貫如此，長期凝固不變。改革以來的承包到戶，其實就是恢復了幾千年來的祖制。
現代的國有經濟，產權實質上也是不清晰的。
國有，到底是誰所有？
財產，在終極的意義上，只能是私人所有。
因為任何人類組織擁有的財產，最終都要落實到私人頭上。
只有活生生的人，才會對財產，有實質性的意義。
討論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沒有意義。
好多事，無法掰開了講，不能較真，否則，無法自圓其說。
遮羞布，只能用權力挑起，放在臉上。
黃仁宇在書中說到，萬曆皇帝對抄家所得十分惱怒：馮保這一個宦官居然擁有如許家財，可見天子的大權旁落到了什麼程度！接下來，我想萬曆皇帝肯定是要整肅一下官場風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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