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來，《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及其著者黃仁宇，在華人圈可謂紅得不可思議。
黃仁宇，1918-2000
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該書“三聯書店”版問世後，更是長期霸佔“當代最暢銷歷史書”之位。總印刷量，在同門類中據說僅次於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至今仍然以每年行銷6萬冊的成績讓人另眼相待。學者維舟說，這種受大眾熱捧之狀，“在前輩學者中，略可比擬的可能就僅有梁啟超了”。
是的，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這部書的暢銷程度，很奇怪地幾乎達到了“人手一本、家弦戶誦”的程度。以至於，三年前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熱播時，有好幾個相似鏡頭特意反覆插播：咱們的“高育良書記”，公務叢脞之餘，總不忘諄諄教導那美女小三，要多讀《萬曆十五年》。
網上戲論
《萬曆十五年》不過20萬字，200多頁，算“小冊子”，也不是很“學術”，但卻曾經給大陸史學界攜來顛覆性的影響力。而黃仁宇先生憑藉此書，及“大歷史觀”系列著作，風靡海內外數十年，不要說在讀書界，在普通群眾中可能都算得上最具知名度的華人史學家了。
他雖早就入了美籍，依然無妨是無數中國人心目中的“史學大師”。
按說，此等人物，此等聲望，理當被他所在的美國學界重視，奉為行業權威才對。
可蹊蹺的是，他在美不但不受禮敬，實際長期過著形同“盲流”一般的屈辱生活：早在1979年夏，61歲的黃先生，就被他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開除，失去了收入來源，長期得靠救濟金艱難度日，晚景淒涼不忍述說。倘若沒有《萬曆十五年》在大陸突然爆紅，可以有點版稅收入，只怕崎嶇異路之中，日子要更煎熬吧。
黃仁宇19歲時
至於他為何會被解僱，而且何以會找不到工作，其因這些年也有好多說法。比如，西方學術界向來對中國人有偏見；比如，黃仁宇因為政治見解，受到迫害；比如，黃仁宇先生太優秀，引起同行嫉妒，遭受排擠；諸如此等。
以我的閱讀認知，這些零零總總的看法，有些固入情入理，有些可能真的過度解讀了。實際上，倘若容我說句大實話，還得實事求是：1979年黃仁宇的被革職事件，其實委實沒那麼複雜，更上升不到什麼“受迫害”甚至“陰謀論”的程度。無非一個普通大學教師，因為不合對方要求，被辭退罷了。
只因為，在彼時的美國學術界，乃至漢學圈內，黃仁宇始終都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他有生之年，在異國他鄉的西方，一直都陷在有才不售,鬱郁不得志的處境之中，作品至今也沒引起“洋人”多大的重視，他當年的被免職，也不過就是學海微瀾而已。
《萬曆十五年》初版本
只能說，唯一且最終能理解他、欣賞他的，確實還是我們中國讀者。
黃仁宇的一生，非常坎坷。他的學術生涯，起步極其晚，開始於50歲知天命之年。他弄學術、搞史學，純粹屬於半路出家，甚至是誤打誤撞才走上這條路的。
青年時期的黃仁宇
黃仁宇原籍湖南，1918出生於長沙，楊開慧還是他遠親。他年輕時軍校畢業，本是軍人出身，且隸屬國民黨陣營。他親身參與過許多戰役，一度晉升到中層軍官職務，官銜為上尉。1940年代初期的赴緬遠征，他是親歷者。榮功過，並且受傷過，被日寇狙擊兵射中大腿。
在無人地帶的雨林中，他度過一生中最驚心動魄的時光。他人生中出的第一本書，其實是一部新聞紀實錄，是戰場中冒死寫出來的，題為《緬北之戰》。殘酷的戰爭，促使這位青年人，開始有了“歷史學家”的意識，“眼見人類如此大規模的相互爭鬥與殺戮，使我有心思考人類社會的運轉規則與走向”。
1949年10月，他接收到退伍令，軍旅生涯宣告結束。彼時的他，其實已無路可去，寶島沒有他的安排，我陸他又是敵屬營列不便留居，最優化選項只剩美國了。而在美國要能定居，對他而言，唯一方法，就是申請入學了。
於是，經過一番曲折，加上不懈努力，他終於得償所願，得到密歇根大學的接收，於1952年9月正式入學，從本科讀起。開始，34歲老大之齡的他，報讀的是新聞學。可是，很快，因為英語不夠流利，似乎不便從事新聞業，只好作罷。不得已，他只好改攻最擅長的“中國歷史”專業。
1979年，在紐普茲家中，與外籍妻子格爾共同校正書稿
就這樣，堅持半工半讀，在白天中餐館洗刷刷打工、晚上回窟學習的苦熬中，10多年後，他終於拿到了史學博士學位。而彼時的他，已經近50歲了，一般學術圈中人都快退休了，他才正式獲得“出道許可證”。這些歷程，他晚年自傳《黃河青山》一書，有很詳盡的回憶。可以說，圍繞他的一生，無論是祖國是家族，亦或是個人，都是多災多難，充滿苦不堪言之味的。他老來感慨，“整個人生的生命又何嘗不像一團夢”，語氣當是哀涼的。
1956年黃仁宇與其弟黃競存的合影
好些年前，我讀《黃河青山》，最感慨的，就是此書附錄照片所顯示的黃仁宇書桌——那真是名副其實“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硬功夫呀。可以說，為了迎頭趕上，黃仁宇是極端的刻苦。
1967年，經亦師亦友的餘潛山推介，黃仁宇得以入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擔任教職。此前一年，48歲的他，也終於結婚，並有了一個兒子，日子漸趨穩定。歲月，真有苦盡甘來跡象了。
可是，生活真正善待這位苦命人的時光，不過數年光景而已。僅僅10年後，在1979年3月27日的某天上午，一個電話響起，他拿起話筒，耳邊接到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他被無情告知，這次學校裁員，名單上有他，並且已是定局。
透過《黃河青山》，我們所知曉的是，關於這次解聘，校方給出的解釋，是“教員需要人事縮編”。這個理由，黃先生本人始終不認同。可作為旁觀者，參考一些材料，我們似乎反倒可以看的更加清楚：這應該是最直接的緣由，差不多也是唯一的理由，校方並沒欺騙他。
對當代美國“中國學”亦或“漢學”狀況有所瞭解的朋友，大概都不難明白，1949以後，美政商兩界會大慷其慨對大學漢學系等投入大量資金，網羅人才，致力於研究中國問題，最直接動因不過冷戰需要。而到了1970年代，伴隨中美關係緩和，這種意識形態色彩高強度的研究投入，必要性大大降低。投資逐漸全面縮減，裁員則勢在必行。
而黃仁宇所在的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說穿了就是個不怎麼入流的小學校，相當於我們國內二三本，自然首當其衝，科系縮編迫在眉睫。而黃仁宇又是業界無名小卒，他這樣的中國史教授，簡直就是待宰的羔羊，被解職是勢所必然的，根本毫無反手之力，也無需大驚小怪。更何況，他還並非“終身教授”，可以節省許多費用——本來，按慣例，任職滿10年是可以自動成為的。
這一點推測，從與他同時期的許多華人教授的自傳，諸如張光直的《番薯人的故事》、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李歐梵的《我的哈佛歲月》等書中，我們不難得到比較可靠的驗證。
黃仁宇老師餘潛山
至於有北大韓毓海教授者，在他那本“奇書”《五百年來誰著史》中，說黃仁宇遭落職是因他“說了毛先生的好話”，又沒啥材料佐證，委實是沒有根據的突發奇想吧。以黃的理念，怎麼可能呢！
可憐的是，在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解職之後，已漸入暮年的黃仁宇先生，從此流離在美國漢學界的邊緣，生活也更加困頓起來。
按理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不就是暫時失業麼！尚精力十足的他，完全可以改換門庭，再到其他大學繼續任教，何至於要落魄到領救濟金與低保過活呢？他沒辦法、沒能力做到如此，也從無大學拋出橄欖枝，的確還有一層最重要的隱情在於，他始終都是學界小人物，寫的書也得不到承認。
《黃河青山》內頁
黃仁宇先生一生，勤奮過人，著述等身，可是他的尷尬在於：委實沒有一部過硬的、有分量的學術著作，能夠在美國漢學界佔據一席之地，甚至學術能力、研究水準、作品價值一直飽受質疑，甚至是冷嘲熱諷。
他在專業化的漢學圈，頭銜是“明史專家”，主攻方向是明史，再具體而論，是中國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在這個研究領域，他雖有出過一本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可唯一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大體只有一份《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評價又太一般。其餘，往後令他在大陸名噪一時的《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書，彼時至今都沒被認為是“學術”。
就根而言，這是現代學術機制、及美國漢學圈規則決定的。他的同行史景遷，弄得東西是跟他差不多，可是大家當都清楚，史本身就是極偶然的例外，況且其名聲在美如此浩大，黃先生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一個現實問題還在於，黃先生畢竟是而立之年才上美國大學，40歲前後才開始進入歷史，半百年紀才初入漢學界之人，儘管極為勤奮，可論史學根基，畢竟還不免薄弱。
費正清
即便是後來，他出版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這類的“學術著作”，可黃先生的學術能力依然屢受質疑。儘管，他開創了敘事史學的手法，在學院派書寫主流之外，為國人鋪陳了另一條究察歷史的可能道路，而這一直以來都是中文歷史書寫裡最顯欠缺的。
老實說，無論是彼時的西方漢學家，亦或如今國內的明史研究界，其實均對黃仁宇的學術成功不大感冒，甚至是輕視。一般意見認為，黃的書，過於通俗，缺乏學術高度，問題也多多。比如概念表述不清、好亂用口號、喜宏觀立論、用詞缺乏精確，以及史料截取所需，搞“六經注我”等。認為他的東西，無論是立場、角度，亦或觀點、結論，都存在很大瑕疵，根本不足以效法。
王小波生前，對黃氏的書也有專門批評
的確，至始至終，黃先生都不曾拿出一部讓這些人信服的著作出來，能夠證明自身的學術水準，穩固行業地位。他的書，屢屢受阻不能出版；1975年9月，他攜帶書稿，興沖沖拜會耶魯大學教授亞瑟·萊特，冀望得到這位美國史學界首席專家的首肯時，儘管談了3個小時，人家也還是瞧不上他。
並非獨獨西方同行對他有偏見。實際上，國內同行對他的“鄙夷”是更為刻骨的。史學界一度很流傳這樣一則軼事：1990年代初，當《萬曆十五年》橫空出世、石破天驚時，有人諮詢北大某位頗具權威的史學家：“黃仁宇咋樣？”專家淡言一笑，“他不過是一個記者。” 連一向不臧否人物的金庸，在某次訪談中，還極為嚴厲地指責過黃。他認為，黃仁宇的書極為糟糕，“他的老師餘先生，不應該教出這樣的學生”。
可以說，因為學術能力得不到承認，加上作品公信力不足，也讓黃仁宇先生在被解僱之後，再也難找到其他門路了。
當然，還存在一個狀況，是他軍人出身，性格執拗，素乏變通，用現在話講就是“情商不足”。這種性情特質，使得他與彼時有美國漢學界“皇帝”之稱的費正清凶終隙末，讓他從此再難以鹹魚翻身。
可以說，儘管費正清與黃先生的被解僱並無直接關聯，可是他跟費正清的分道揚鑣，在最大程度上，是使得他失去了最後、也是最大的奧援。他徹底孤家寡人，再沒有任何“靠山”。所以，復旦大學名教授葛兆光先生，會認為這是黃後來找不到工作很大的因素。
葛兆光
本來，費正清也是很看重這位中國學研究的“外來戶”的。我們知道，1970年的夏天，當黃仁宇在余英時推介下，初次借調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就職時，那個奇熱的午後，費正清還曾親自到黃仁宇的研究室，表示歡迎。黃是受寵若驚的，說是“未行弟子禮，先作幕上賓”。
此後數月，費正清也很是熱心地幫助黃仁宇，甚至連英文寫作這等細微瑣事，都曾事無鉅細地不吝指導。黃仁宇有一篇文稿，英文錯拼10次，費不避繁難，全部用紅筆糾正，且詳細論述原委。當黃先生提出，準備要寫作一部有關明代財政的專書時，費也給予許多有價值的建議。這些都可說明，費最初對黃頗有好感，對他的學術能力也有所認可。
與李約瑟，協助其著書
可黃軍人出身，性格似乎並不好相處。我自己，許多年前，還偶然聽國內一位史學老教授，談及有關黃先生的一件八卦。說是1980年代，黃先生曾歸國參加過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他與黃有過接觸，印象很差。他認為，黃愛耍大牌，“說話行事還是不改軍痞之態”。
比如，動輒說粗話；比如，大家座談，他是直接“葛優躺”將腳伸到茶几的。大陸同行都對他側目，基本都對他沒啥好感。
歷史深處，暗角深深。這些說法，大概也不難印證，黃先生也許真是性情豪爽不拘小節，不大好相處吧。
所以，也很快，他與費的“蜜月”期，也只僅維持了幾個月而已。不管是學術分歧也好，亦或性格問題也罷，費正清都對他甚感失望。1970年冬，黃仁宇交任務稿，費很冷淡，給的唯一答覆是，“我已經用盡了所能‘給你的’勸告了”。後來，黃先生再寫信給費，從無隻字迴音。
可以說，與費正清的不歡而散，讓黃先生在美國漢學圈失去了落腳的最後機會。數十年之後，黃先生回憶這段不愉快的經歷時，還用“悲憤交加”四字，來形容自己彼時的心情，是至死不能釋懷的。在他的回憶錄裡，他說“只想著要一吐怨氣”。
黃仁宇之子黃培樂，現為美國一所大學副院長，圖為回到湖南時
好在生活多少還是仁慈的，在落職的不久，他的《萬曆十五年》就在大陸出版，一炮而紅，威名至今餘烈，在祖國封神了。“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他的一生，真是傳奇，亂世荒山中，可以牽出無數的話題來。
然後，一齊去佐證歷史與歲月的殘酷，以及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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