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在歷史領域有著重大的影響，最早的英文版譯名《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得到眾多讀者的廣泛認可，後來更名為《萬曆十五年》。此書開創性的用全新的歷史描寫手法，擯棄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編年體手法，以“大歷史觀”和“從技術角度看歷史的主張”；二是採用的似乎是一種角色研究方法。把一個組織中的主要角色研究完了，一個組織也就完完整整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書中一直在尋找關鍵問題的答案：萬曆十五年作為大明王朝衰敗進程中的一個轉折點，從上至帝王到下到臣民，誰該對這段具有轉折性的歷史負責？
萬曆皇帝
一、萬曆皇帝：強權意志與封建禮制博弈下的失敗承擔者
萬曆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慈聖太后和張居正大學士對萬曆幼時的學習要求極度嚴格，在經書、書法、歷史方面尤甚，目的在於教導小皇帝“敬天法祖”。萬曆十歲時曾書寫“責難陳善”賜予老師申時行，鼓勵督促老師向他“規勸過失，提出益言”。即使張居正去世以後，他仍主動研讀祖宗實錄和新出版的各類書籍，足以說明好學、自律、自省的覺悟在幼時已根植帝王心底。
當時萬曆的外祖父、武清伯李偉分管軍服採購，以劣充好中飽私囊，萬曆皇帝和慈聖皇后接到舉報後當即表示無論親疏均要按國法處置，李偉被在宮門外當眾斥責，張居正以此為契機撤換相關官員，整治納賄行為，這件史事可以證明萬曆對整肅官僚風紀的決心。
萬曆皇帝十七歲夜宴醉酒，難為宮女現場歌唱新曲並剪髮調戲，責打求情隨從，上演鬧劇，太后和首輔嚴懲相關人員，責戒萬曆整改。此外，鄒元標敢於進諫“欲人勿聞，莫若勿為”指出皇帝的不足，雖然未必出於大公之心，但至少說明這種直達聖聽的渠道是暢通的。由此可見，當時已有一套機制在監管帝王的越軌行為。
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帝王雖然是權力象徵，但不表示他可以將個人意志絕對凌駕於封建禮制之上。當萬曆想要首先冊封皇三子的母親淑妃鄭氏為皇貴妃時，給事中上奏疏認為此舉有違禮制，並激烈爭論，最終不了了之。而鄭氏雖深得萬曆垂愛，至死也未能與皇帝同葬。萬曆試圖廢長立幼，立皇三子、廢皇長子為太子時，文官集團同樣認為其有違禮制予以堅決反對。帝王與臣僚之間的這種爭議，實際上可以看作封建制度與強權意志之間的博弈。
物有兩極，萬曆後來的“無為而治”不應被看作是純粹的懶政，他是用自己的選擇性消極怠工向文臣集團和固化禮制進行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貴為天子，習字、練兵、立儲、出巡均受到制肘，自然憤懣，無法貫徹只是因為它不合禮儀法制。
事實上，萬曆年間內外形勢已經日趨複雜，楊應龍西南叛變，哱拜寧夏造反，日本侵佔朝鮮，努爾哈赤起兵。此外，文官集團走向分裂，皇帝舉步維艱被迫消極怠工，東林黨爭隨即出現。再者，財政制度和官員俸祿機制的缺陷，導致秉公辦事成為一席空談。如果將大明王朝的衰落歸咎於萬曆一身，當然有失公允。
二、大學士張居正：強勢干預行政的文官集團代表
明朝是典型的文人治國的農業國家，萬曆執政第一個十年能夠鞏固統治並且改善政局頹勢，得益於張居正大學士的傾力攘助。大學士相當於供職於文淵閣中的文書，後來演變成了秘書兼顧問。對於張居正有一個評價，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是高級臣僚的一種可貴品質，言辭精煉，直抵要害。
首輔張居正對皇權威嚴的維護堅定不移，當皇帝威信受到元老高拱的挑釁時，曾鐵腕出手果斷將其褫官囿居，顯然與鞏固的封建禮制站在同一條陣線。不可否認，這可能也與他肅清異己的政治考慮有關。此外，張居正曾對早朝儀式進行更改，一旬之中僅逢三六九早朝，精簡過場儀式，騰出的時間皇帝可以讀聖賢，臣僚可以理政務，應該是最早的關於精簡會議的雛形，甚至在當今都極具現實意義和參考意義。
張居正試圖推行“一條鞭法”和“考成法”，改革賦稅，整理財政，加強行政效率，本意在於富國強兵，這是他的公心。但是，整飭稅制引起官僚牴觸並轉嫁為農民負擔，當無法有效在大範圍考評遴選優秀人才時任命親信，這些都為日後悲慘結局埋下隱患。他曾自稱“如入火聚，得清涼門”，顯然已料到改革之阻力。可惜的是，這種制度痼疾已經病入膏肓，留給大明帝國改良崛起的時間已經餘日不多。
身為內閣首輔位高權重，張居正權傾一時顯得有些恃才自傲不合群，個人意志和影響力明顯體現在政務處理中，提拔親信的同時排擠打壓異己，比如高拱、汪道昆等，在他眼裡看來只因“芝蘭當路，不得不鋤”就可以解釋，由於壓制和得罪不少臣僚，所以死後不足半年危機爆發，反張派形成有力陣線。張居正對其它文官要求節儉苛刻，自身卻無法以身作則，在京城置辦豪宅、縱容親屬斂財濟私；四子有三人高中進士，其中兩人供職於翰林院，難免讓反張派落下口實。這種律人不律己的行為自然無法使人信服，包括萬曆皇帝。
個人意志凌駕於制度之上、對立於大部分文官集團，朝局必然引起震動。張居正死後，高拱撰寫的《病榻遺言》揭露了他的用心，宦官集團中以馮保為典型的司禮太監在政務處理過程中對皇帝決策影響明顯，這也為破壞皇權埋下了隱患，王大臣事件更是觸犯了皇帝威嚴，成為張居正案件的導火索。萬曆覺得昔日恩師不過是一個假借維護皇權的幌子來玩弄權術的高級政客，最終下令對張居正褫銜抄家清算，定罪“汙衊親藩，專權亂政”。張居正事件使年輕的萬曆似乎陷入了糾結與困惑，他無法理解為何自己的勵精圖治換來的是官僚的腐化墮落和綱紀鬆弛。
三、首輔申時行：面臨“陰陽調和”兩難困境的高級官僚
申時行與張居正的行政風格迥異，源於他深刻認識到“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這可能也是他在張居正風波後之所以愈加淡定的原因。王世貞評價他“蘊藉不立崖異”，更有甚者稱其“首鼠兩端”。
於我看來，申時行是一個政治上的中庸主義者，他既承認妥協於現實，又不放棄對理想的追求。但是從他堅決辭謝太師職銜和伯爵俸祿可以看出，至少他對功名沒有那麼貪婪。彼時的文官制度看似因循守舊，實際上已經由於利益捆綁難以撼動，前續財稅制度的改革難以推進，就是因為它試圖打破這種固化的病態平衡。申時行對文官集團採用了“恕道”的理念，“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既穩定了動盪政局，也使自己站穩了腳跟。
這一時期文官集團站隊抱團的風氣日漸囂張，通過鄉誼、年誼、姻誼和其它關係捆綁起來的直接利益衝突趨於明顯，皇帝對重大案件和人事任命的決策，很大程度上是文官集團間權力博弈甚至互相抨擊的結果。這種溫和恕道待人的思路，與張居正強勢整飭紀律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這兩種理政思路和以個人性格好惡為前提的執政理念奏效均難以持久，其癥結可能在於：制度能否連續、能否因時而變。至於申時行的歷史評價，具體到事務則是有爭議的，比如萬曆年間的立儲問題、後來努爾哈赤部落的崛起。
整個明朝歷史，萬曆年間這一系列事一系列人，縱橫交織，推波助瀾直至明王朝的敗象初現。傳家君今天先分享至此，請關注 傳家 後續帶來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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