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幾乎人人都知道，且評價不俗。作者的寫作方式比較獨特，他並不是按照時間順序重新展現那段獨特的歷史，而是選取了這一時期極具代表性的幾個人，試圖從他們的經歷中，找到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另外，在敘述完一切後，他從不總結，從不歸納，好像有頭無尾般，但仔細看就會發現，他的觀點、他的結論都隱隱的含在娓娓道來的過程中，很“狡猾”，很精明，增加了讀者閱讀的難度，但其實也增加了閱讀的樂趣不是嗎？況且，這讓作者免於陷入不同歷史流派的各種爭論中，落個清靜。
那麼問題來了，洋洋灑灑一本書寫下來，作者到底得出了什麼結論呢？他認為作為成百上千年來治國基本原則的儒家理論所構建起的道德體系，已經無法滿足治理這個已經明顯發展著的社會，而法律又明顯的缺乏創造性，那麼就算這一道德體系出發點和宗旨是善良的，那也難以彌補這一巨大的缺陷。以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申時行）、高級將領（戚繼光）、文官（海瑞）、思想家（李贄）為代表的各路勢力，憑著內心的一股執念，以不同的方式左衝右突，卻始終無法打破這一枷鎖，突破這一桎梏，最終或身敗，或名裂，甚至身敗而名裂。而這歷史的車輪卻從未停下，它依然轟隆隆的向前滾動著，載著這個王朝走向覆滅。
我認為，把一切失敗歸結於道德體系的無力，好像不怎麼全面。我更傾向於的原因是，治理能力不能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治理體系缺乏高屋建瓴的佈局和高效的組織架構，導致制度的僵化死板，和執行的混亂無序。
治理體系的落後首先來源於僵化而不知變通。儒家理論自孔孟而起，歷時千年，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不能與時俱進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流派、一套理論能夠永遠適用於所有時代、解決所有問題。明帝國到了萬曆年間，所遵循的很多道德體系已經不適宜於當時的情形，但在龐大文官集團的操控下，卻仍然不知變通，仍然在硬挺著，苟延殘喘著，類似文藝復興或者宗教改革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到了極小的限度之內。全國上下，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死氣沉沉。
治理體系的落後還源於制度體系的過於籠統。儒家理論構建的道德體系只能提供宏觀的方向性指導，永遠沒有細緻具體的方法性舉措。籠統的理論，每個人可以品出每個人不同的味道，每個人可以落實出每個人不同的舉措，人治便大行其道，而可以彌補這一缺陷的法治始終難以構建。
書中對幾個代表性人物的描述，更加印證了這些內容。
萬曆皇帝從順從的努力，最後走向了極端的對立面，消極的反抗。無論如何，這都是他的努力，為他自己，也為他引領著的這個龐大帝國。但他發現，無論他如何努力，卻總是處處被束縛，被掣肘。他看似權傾天下，實則舉步維艱。一開始，他可能以為是張居正太過強勢，但後來他發現，倒下一個張居正，起來無數個張居正，整個文官集團壓的他喘不過氣。一個連皇帝的個性自由都能束縛的時代，還有什麼不能束縛呢？
張居正一度是一個成功者，無論是對朝局的把控，還是一條鞭法的施行，都是他所做出的努力。但他死後迅速的被清算，身敗名裂，當然有他性格和風格上的缺陷，比如強硬、高調、鋪張，但最根本的是，他觸碰了一大部分文官集團的利益，他試圖改變了當前運行著的社會體系，雖然這套體系曾一度以他為最高統領者。所以當皇帝“變心”後，當一樁樁一件件曾經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挖掘出來後，他毫無疑問的成為了一個悲劇。
申時行是一個謙謙君子，同為首輔，他與張居正的風格截然不同，他總是試圖調和各類矛盾，試圖在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左右逢源，他所希望的是大家可以爭吵，但要顧全大局，他想修補這套混亂的體系，而不是重構它，會成功嗎？當然不會。
海瑞是一個被無限誇大“英雄”。他有優點，他有絕對忠誠的信仰和絕對無暇的個人品德，他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韌勁和魄力。但他的優點也僅止於此了。他是一個執拗的衛道士，他知道當前這套體系漏洞百出，他不是要改變它，而是覺得它已經沒有當初洪武皇帝朱元璋構建它時那樣完美無瑕了，有一些在執行上流於形式了，有一些甚至不再執行了，他覺得這樣不對，他要恢復它。他是一個只會低頭蠻幹的官員，最終只能在與整個文官集團的對峙中撞的頭破血流。難怪李贄說他只是“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樑”。
戚繼光是一個出色的軍事將領，在其“職業生涯”的前段，他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他懂軍事，也懂政治，他以張居正為支撐，在文官集團中周旋（不是請求他們的幫助，只是希望他們不搗亂），把掣肘程度降到最低。他知度、知止，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想把自己份內的軍事抓好，完成禦敵衛國的使命，而並不是撈取政治資本。縱使如此，他打敗過無數強大的敵人，卻最終也打不過這體系，成為一個孤獨的將領。
李贄是時代的叛逆者，他特立獨行，歷史書上說他是思想家，我認為他還不是，他只明確了自己反對虛偽的倫理道德，反對當前限制創造的牢籠，卻從未說出自己的思想理念，從未構建起自己的思想體系。他或許只為反對而反對。他最後死於自殺，他的悲觀不僅屬於個人，更屬於他生活的時代。
最後，還是覺得作者的結尾是一個最好的結尾。“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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