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几乎人人都知道，且评价不俗。作者的写作方式比较独特，他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展现那段独特的历史，而是选取了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几个人，试图从他们的经历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另外，在叙述完一切后，他从不总结，从不归纳，好像有头无尾般，但仔细看就会发现，他的观点、他的结论都隐隐的含在娓娓道来的过程中，很“狡猾”，很精明，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但其实也增加了阅读的乐趣不是吗？况且，这让作者免于陷入不同历史流派的各种争论中，落个清静。
那么问题来了，洋洋洒洒一本书写下来，作者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他认为作为成百上千年来治国基本原则的儒家理论所构建起的道德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治理这个已经明显发展着的社会，而法律又明显的缺乏创造性，那么就算这一道德体系出发点和宗旨是善良的，那也难以弥补这一巨大的缺陷。以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高级将领（戚继光）、文官（海瑞）、思想家（李贽）为代表的各路势力，凭着内心的一股执念，以不同的方式左冲右突，却始终无法打破这一枷锁，突破这一桎梏，最终或身败，或名裂，甚至身败而名裂。而这历史的车轮却从未停下，它依然轰隆隆的向前滚动着，载着这个王朝走向覆灭。
我认为，把一切失败归结于道德体系的无力，好像不怎么全面。我更倾向于的原因是，治理能力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治理体系缺乏高屋建瓴的布局和高效的组织架构，导致制度的僵化死板，和执行的混乱无序。
治理体系的落后首先来源于僵化而不知变通。儒家理论自孔孟而起，历时千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能与时俱进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流派、一套理论能够永远适用于所有时代、解决所有问题。明帝国到了万历年间，所遵循的很多道德体系已经不适宜于当时的情形，但在庞大文官集团的操控下，却仍然不知变通，仍然在硬挺着，苟延残喘着，类似文艺复兴或者宗教改革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到了极小的限度之内。全国上下，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死气沉沉。
治理体系的落后还源于制度体系的过于笼统。儒家理论构建的道德体系只能提供宏观的方向性指导，永远没有细致具体的方法性举措。笼统的理论，每个人可以品出每个人不同的味道，每个人可以落实出每个人不同的举措，人治便大行其道，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的法治始终难以构建。
书中对几个代表性人物的描述，更加印证了这些内容。
万历皇帝从顺从的努力，最后走向了极端的对立面，消极的反抗。无论如何，这都是他的努力，为他自己，也为他引领着的这个庞大帝国。但他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却总是处处被束缚，被掣肘。他看似权倾天下，实则举步维艰。一开始，他可能以为是张居正太过强势，但后来他发现，倒下一个张居正，起来无数个张居正，整个文官集团压的他喘不过气。一个连皇帝的个性自由都能束缚的时代，还有什么不能束缚呢？
张居正一度是一个成功者，无论是对朝局的把控，还是一条鞭法的施行，都是他所做出的努力。但他死后迅速的被清算，身败名裂，当然有他性格和风格上的缺陷，比如强硬、高调、铺张，但最根本的是，他触碰了一大部分文官集团的利益，他试图改变了当前运行着的社会体系，虽然这套体系曾一度以他为最高统领者。所以当皇帝“变心”后，当一桩桩一件件曾经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挖掘出来后，他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一个悲剧。
申时行是一个谦谦君子，同为首辅，他与张居正的风格截然不同，他总是试图调和各类矛盾，试图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左右逢源，他所希望的是大家可以争吵，但要顾全大局，他想修补这套混乱的体系，而不是重构它，会成功吗？当然不会。
海瑞是一个被无限夸大“英雄”。他有优点，他有绝对忠诚的信仰和绝对无暇的个人品德，他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和魄力。但他的优点也仅止于此了。他是一个执拗的卫道士，他知道当前这套体系漏洞百出，他不是要改变它，而是觉得它已经没有当初洪武皇帝朱元璋构建它时那样完美无瑕了，有一些在执行上流于形式了，有一些甚至不再执行了，他觉得这样不对，他要恢复它。他是一个只会低头蛮干的官员，最终只能在与整个文官集团的对峙中撞的头破血流。难怪李贽说他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
戚继光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在其“职业生涯”的前段，他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他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以张居正为支撑，在文官集团中周旋（不是请求他们的帮助，只是希望他们不捣乱），把掣肘程度降到最低。他知度、知止，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想把自己份内的军事抓好，完成御敌卫国的使命，而并不是捞取政治资本。纵使如此，他打败过无数强大的敌人，却最终也打不过这体系，成为一个孤独的将领。
李贽是时代的叛逆者，他特立独行，历史书上说他是思想家，我认为他还不是，他只明确了自己反对虚伪的伦理道德，反对当前限制创造的牢笼，却从未说出自己的思想理念，从未构建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或许只为反对而反对。他最后死于自杀，他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他生活的时代。
最后，还是觉得作者的结尾是一个最好的结尾。“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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