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报告 》把理论研究根置于经济实际，为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与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模式、研究方法及维度。报告以理论与实务为导向、以数据与计量为手段，为经济实际规划和管治，尤其是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依据 。
作者简介：李义奇，河南南阳人，金融学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重读《万历十五年》，挑选几个关键词，试着解释一下。今天说说所有制。
我用的是中华书局2006年出的增订纪念本。
书中27页，“万历皇帝”一章中，在谈到没收冯保财产时，作者谈到：
从法律观念上来说，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私人之所以得以拥有财产，这是出于皇帝的恩典和赏赐。皇家的恩典在冯保身上一经撤去，抄家即为就有的文章，无须多作解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一切都是吾皇的。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他们所行走的道路，有形的财产，甚至无形的权利，比如说话的权力，都是吾皇皇恩浩荡，借汝暂用。就连汝的小命，也是吾皇的，随时可以拿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与吾皇言说所有权，有意思吗？
关键是，人活着，就需要财产。
财产是应对人们欲望的手段，是能够缓解人们焦虑和痛苦的东西。
先不说财产的功用，先说财产的拥有者，只能是人，活生生的生命。
因为我们说国家、企业、社团，这些物化的组织，本身是没的欲望、焦虑和痛苦的，有感觉的只能是组织背后的人。
所谓国家、民族、企业、社团等，它们只是人们心中的观念，都不会在生物的意义上活着。所以，这些组织都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面具，称为借口亦可。
皇帝也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不能称之为一个人。
黄仁宇在书中写道，皇帝的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再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文官们不答应，皇帝连立太子的事情，都没有自主权，遑论其他？
汉代皇帝曾说，吾与二千石（太守及以上官员）共天下。不是虚词。
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王”，应该改正一下。拿现在的话说，“王”应该是统治阶级：皇帝+文官。
中国的传统，是以德治国。二千多年来的统治，都是以道德代替法制，来维持社会的秩序。这一做法，至明代而达到极致。
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自觉服从尊上。为了维护德行的面子，以使万民遵从，连皇帝和百官，都要做道德的模范，失德者，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都无立足之地。
但是，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
是人，生物意义上活着的人，都有欲望。而满足欲望的、应对欲望的，只能是财产。
这样，心中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就很难统一了。由此造成文官们的双重性格：
名称公仆，实为主人；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文官们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大。否则，要么纲纪无法维系，要么文官们没有为政的积极性。能臣如张居正者，他的失败，最后被清算，就是没有把文官们的双重性格放在心上、关照好。庸人申行时终生无忧，就是因为他知道与文官们妥协，做好和事佬。
话说远了。
回过头来，再看看所有制的问题。
皇帝所有，实际上是皇帝与文官们共有，最终只能是统治阶层私人所有。
你今天在位置上，你管的东西就归你所有。不在位置上了，这些东西就归别人所有了。所有权与治理权，高度统一了。
这些，皇帝也无可奈何。
中国的很多东西，二千多年来变化不大，都能从历史上找到影子。这或许是我们读历史的意义所在。
如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商鞅变法，推行“废井田，开阡陌”，农民私人占有（注意，是占有）土地。秦统一中国后，这种土地制度便基本稳定下来，历朝历代，江山易主，基本制度没有大的变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私田都是王田，同时王田也是私田（私人实际的占有和使用）。大多数土地的使用权都是以“均田”的方式，分配给农民自耕，同时伴有抑制土地兼并的“限田”法规。小农从政府那里取得授田，缴纳什一税，自主耕种，大约相当于现代的租赁或承包经营。几千年一贯如此，长期凝固不变。改革以来的承包到户，其实就是恢复了几千年来的祖制。
现代的国有经济，产权实质上也是不清晰的。
国有，到底是谁所有？
财产，在终极的意义上，只能是私人所有。
因为任何人类组织拥有的财产，最终都要落实到私人头上。
只有活生生的人，才会对财产，有实质性的意义。
讨论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没有意义。
好多事，无法掰开了讲，不能较真，否则，无法自圆其说。
遮羞布，只能用权力挑起，放在脸上。
黄仁宇在书中说到，万历皇帝对抄家所得十分恼怒：冯保这一个宦官居然拥有如许家财，可见天子的大权旁落到了什么程度！接下来，我想万历皇帝肯定是要整肃一下官场风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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