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氣燈”社會學：親密關係中的情感操縱

Dec.

15

保護受害者免受“煤氣燈操縱法”虐待的政策，需要增加女性在機構和制度中的可信度，增強她們的文化與經濟資本。

作者 | Paige L. Sweet

摘要

“煤氣燈”操縱法（gaslighting）已然受到了大眾的關注。這是一種通過創造“超現實的”人際關係，從而讓受害者感覺自己“瘋”了的精神虐待。

雖然該詞早已流行開來，但社會學家卻忽略了這個現象，並將其留給心理學家進行理論說明。而本文認為，“煤氣燈”操縱法是一種社會學而非心理學現象。對“煤氣燈”操縱法的理解必須根植於社會不平等問題（包括性別不平等）。這種精神虐待是在充滿權力的親密關係中進行的。

本文所構築的理論說明，“煤氣燈”操縱法是犯罪者運用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受害者所面對的結構和制度不平等來操縱現實的結果。

在本文中，我將家庭暴力作為一個重要的案例進行研究，以識別“煤氣燈”操縱法的運行機制。我在文中揭示了施虐者是如何運用各種“不平等”結構侵蝕受害者對現實的認知。這些結構包括：

“煤氣燈”操縱法為社會學家提供了一個對一種未被認識到的、性別化的權力形式進行理論說明的機會，並可從理論的角度說明這種形式是如何在人際關係中運作的。

1944年的電影《煤氣燈下》（Gaslighting）講述了Paula的新婚丈夫Gregory是如何孤立她，並讓她相信自己瘋了的故事。

Gregory採取的方法就是將煤氣燈調得忽明忽暗，然後堅持告訴Paula那是她的幻覺。Gregory的目的是摧毀Paula對自我和每日生活的認知，混淆、扭曲她對現實的認識，從而接受他強加給她的現實。

電影《煤氣燈下》劇照 [圖源：豆瓣]

如今，“煤氣燈“操縱法（gaslighting）已經成為了一個常用的詞彙，用來形容施虐者在政治和人際關係中所運用的心理操縱策略。但社會學家一直忽視了這一現象，將其留給心理學家進行理論說明。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煤氣燈”操縱法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現象。

有別於對“煤氣燈”操縱法的心理學分析，社會學理論需要說明宏觀的社會不平等是如何轉化為微觀的虐待的。多年來的研究揭示，任何虐待都源自不平等的社會環境。

01 “煤氣燈”操縱法的社會學理論

心理學理論說明，“煤氣燈”操縱法發生在孤立的二元關係中。相反，我認為這種精神虐待發生在以權力為基礎的結構不平等中。這種不平等存在於親密關係間，和更大的社會環境裡。我將在以下兩方面拓展有關“煤氣燈”操縱法的理論說明：

1. “煤氣燈”操縱法是在不平等的親密關係中製造出“超現實”的環境的結果。

社會學理論必須說明“超現實”是如何在充滿權力的親密關係中被創造和維持的。通過說明“煤氣燈”操縱法是如何系統性地將受害者建構為“不可理喻的”和非理性的人（尤其是依賴於有關女性氣質的刻板印象進行建構），將“煤氣燈”操縱法和其他心理虐待形式區別開來。

2. “煤氣燈”操縱法是施虐者運用以性別為基礎的刻板印象、交叉性不平等和受虐者所面臨的制度脆弱性的結果。

“煤氣燈”操縱法的存在必須依賴於社會、政治和經濟權力分配的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問題和文化刻板印象為精神操縱策略提供了基礎。更進一步來說，“煤氣燈操縱法”是性別化的，因為它將“女性氣質”和“非理性”聯繫起來，從而讓女性在面對這種虐待時更為無力。

本研究發現，“煤氣燈”操縱法對邊緣女性的影響更為顯著。這些處於社會邊緣的女性可能經歷了更多的制度性監視，並且缺乏制度性信任。

02 數據和方法

通過18個月的田野調查，我對“煤氣燈”操縱法進行了研究。調查內容包括對女性主義行動主義（feminist activism）的檔案研究，對家庭暴力研究專家的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55例），以及對家庭暴力倖存者的生命故事訪談（life story interviews）（43例）。

我的研究方法非常適合於這項研究：深度訪談可以揭示埋藏於複雜社會情景下的機制。而生命故事訪談法（Life story interviews），對於將“煤氣燈操縱法”置於女性生命的宏觀背景中進行敘述，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因為生命故事中的細節說明了宏觀的力量是如何形塑和影響我們的實踐。

此外，“生命故事訪談法”允許受訪者用自己的詞彙呈現這段經歷，而非強加一個框架，從而能幫助我們發現那些連受害者本人可能都無法言說的虐待。

為了對家庭暴力的倖存者進行生命故事訪談，我在芝加哥和其附近地區的四個家庭暴力支持小組中招募訪談對象。這些支持小組都隸屬於以女權主義為基礎的反家庭暴力非盈利組織。我通過成為小組的長期志願者進入田野。小組的領導者們要麼與我分享有關信息，要麼讓我加入小組並介紹我的項目。項目針對曾經經歷過家庭暴力並年滿18歲的女性。一位翻譯幫助我在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支持團體中進行研究，其他的訪談則由我獨立進行。

12個月裡，我訪談了43位女性。其中12位接受了我二到四次的訪談。受訪者中，33位說英語，10位說西班牙語。每次訪談都持續二到四小時。訪談時間和地點都由受訪者自己敲定，地點多是在她們的家中或反家暴機構內。

我將訪談分為了兩個部分。

首先，我以“說說你自己”之類的問題開場。之後，在第二部分的訪談中，我提出一系列事先準備的問題。問題有關她們在機構中的經歷，對暴力的理解，以及那些把她們逼瘋了的過去。

有關“煤氣燈操縱法”的問題則通過如下方式提出：“一些受訪者告訴我，她們的伴侶把她們逼瘋了，或者做了一些讓她們覺得自己瘋了的事情。你是否也有過這樣的經歷？”43位受訪者都經歷了一定程度上的“煤氣燈”操縱法。她們都對此進行了敘述，尤其是那些把她們逼瘋了的糟糕透頂的事件。表1提供了43位受訪者的描述性概述。

我用編碼（coding）和製圖（mapping）技術對這些數據進行了分析。

編碼是指在數據和概念體系（conceptual scheme）間建立聯繫，包括兩個步驟：初始編碼（通過精讀發現概念）和聚焦編碼（跨主題綜合）。通過對1825頁訪談轉錄稿的閱讀，我撰寫了每位受訪者生命故事的備忘錄。

之後，我開發了一套跨接所有備忘錄的編碼。我將這些編碼放置在一起，並使用Clarke（2005）的“情境分析”方法“繪製”出其間的關聯。Clarke的方法要求將所有情境的數據放置在一起，開發“情境圖”，從而將分析推進至對宏觀結構和微觀要素關係的分析。

依照這一方法，我繪製了“煤氣燈操縱法”微觀策略的“情境圖”。通過勾畫要素之間的聯繫，我將所有要素連結在一張情境圖內，並組織整理進一個分析性範疇中。圖1即為“煤氣燈”操縱法的情境圖。

圖1有效地說明了“煤氣燈”操縱法的實施如何依賴於（性別、種族或與性相關的）刻板印象與制度性背景。該情境圖是一張層級圖，其中可看出，“煤氣燈”操縱法的各類技巧和策略都源於各種刻板印象，以及會對受害者產生極大影響的制度性背景。“刻板印象”和“制度性背景”是“煤氣燈”操縱法成功操縱受害者現實的背景環境。

03 “瘋婊子”：性別和“煤氣燈”操縱法

“煤氣燈”操縱法將心理虐待和口頭辱罵結合在一起，讓受害者倍感混亂，形成一種喪失了現實感的整體感受。當作為以性別為基礎的權力和控制模式的一部分時，這些操縱策略會變得非常有效。

受訪者們談及她們親密關係中產生的凌駕於其上的超現實感時，都描述了施虐者是如何扭曲現實、顛倒黑白，從而在受害者的思維中製造出一塊“模糊地帶”，以操縱、搞混並控制受害者的心智，最終實現改變受害者對現實認知的目的。

Adriana在接受訪談時，將她和施虐者的關係形容為一環緊扣著一環的模樣，而她身處其中卻並不知該如何進退。無論處於何種種族和社會經濟環境中的女性，都能識別出一種混亂且扭曲的敵對氛圍。這種氛圍是性別化的，因為“瘋狂”、“不理智”（crazy）等形容詞都是和“婊子”、“母親”或者一些女性身體器官聯繫在一起。

當我問到受訪者有關施虐者所採用的虐待技巧時，她們經常提到會被稱作“瘋女人”。這一詞彙如此頻繁地出現，以至於讓我將其視為“煤氣燈”操縱法的書面隱喻。

在“煤氣燈”操縱法中，一種認為女性是情緒化的、無法理性思考的想法被髮展為一套羞辱的言論，從而逐步削弱女性對現實的看法。這種不間斷地將女性建構為“瘋女人”的做法涉及女性的私人言論和公共行動。

受訪者常常描述施虐者是如何將她們的行為和“愚蠢的”、“粗心的”和情緒化的形象聯繫在一起。所有案例中，男性都使用了“瘋女人”或“瘋婊子”的標籤。運用男性氣質所賦予他們的“理性”，施虐者將受虐者和缺乏理性的女性氣質聯繫起來。

“具身化”（embodiment）也是一個關鍵概念，能幫助我們理解施虐者如何運用性別刻板印象將女性塑造為“不理智”的形象。比如Carla懷孕的時候，她的男友總是說她是“瘋了”、“不可理喻”，因為她總有孕吐。男友堅持說她的症狀都不是真的，只是她編造出來的。而且說她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好母親。Carla的男友認為她的身體失去了控制，有一種過分的、不光彩的女性氣質。Lusia的前任也曾視她為病態的，並強迫她吃抗抑鬱藥物。他堅稱，因為各種女性問題，Lusia需要這些藥物。

我所訪談的女性都曾採取極端措施，以避免“煤氣燈”操縱法的影響。這說明，這種精神虐待也許更可能讓女性處於身體暴力的風險中。一些受訪者說，相比於心理虐待，她們寧願遭受身體虐待，甚至有時用一些自殘的方式來避免發瘋。Maria S.就相信，身體暴力起碼能證實虐待是真實發生了的。

許多證據說明，“煤氣燈”操縱法和潛藏著的控制模式相關。在這種控制模式中，女性無法逃離，無法和自己的社會網絡與其他的救援機構取得聯繫。比如，Susan講述了她的前任運用顛倒黑白的方法，讓她看起來才是所有事件的始作俑者。當和其他策略結合起來時，這種顛倒黑白的方法非常有效：Susan的前任告訴孩子們Susan瘋了，還跟蹤Susan，監控她的短信和電話。然後堅稱Susan有妒忌之心。當前任切斷她和親近朋友的聯繫之時，Susan漸漸意識到他在操縱她的思維。Susan的前任甚至剪斷電話線，讓Susan無法報警。

通過建立並強化“女性氣質”和“情緒化”、“非理性”之間的聯繫，施暴者讓女性陷入失去現實感的混亂境地。受虐者在兩性關係中感受到一塊“模糊地帶”。該區域的形成依賴於不平等的親密關係中對性別刻板印象的操縱。

04 性和“煤氣燈”操縱法

進一步而言，“煤氣燈”操縱法根植於性別化的（和種族化的）有關“性”的社會結構（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中。在我所訪談的女性中，施虐者對她們“性尊嚴”的攻擊時常可見。

這些攻擊來自於一種認識：女性的“性”和“欺騙”、“危險”和“威脅”有關。對此的侮辱成為“煤氣燈”操縱法的一部分，以建立起一個惡劣的超現實環境。比如，一位41歲的拉丁婦女——Rosa——講述了她的前夫是如何編造出一段她出軌的故事，並說服她相信這是真的。他用這些故事合法化自己跟蹤Rosa的行徑，以及Rosa回家後毆打Rosa的行為。Rosa經常不得不為自己辯護，這也是在為她的“性尊嚴”辯護。

我的受訪者們在面對施虐者粗暴的指責時，經常得維護自己的性尊嚴。有關女性在性方面是不安分的、容易不守規矩的潛在文化認識，尤其是那些有關非裔或拉丁裔女性是“壞女孩”的觀點，為毀滅女性對現實的正確認知提供了基礎。

女性在性別、民族和性方面的結構脆弱性，為“煤氣燈“操縱法的順利實施提供了環境。這一虐待形式的不可見性放大了它的效果。施虐者經常說女性在性方面是輕率的、不誠實的，並且需要男性的控制。

Margaret的丈夫則迫使她認為，她的穿著、髮型和妝容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她開始相信丈夫告訴她的說法：其他男人都在不懷好意地看著她。所以，Margaret開始穿運動衫，開始過度進食。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放棄打扮自己。

Carla的丈夫也喜歡在下班回家時，看到Carla是一副凌亂的模樣。否則，“他就開始不停告訴我……我肯定是賣淫了”。Carla的丈夫總是不斷說服她，讓她相信自己和鄰居家的男人睡在一起了。他指指點點著路上往來的男人，讓Carla來辨認哪個是等她的“情夫”。他因為Carla帶著“子宮環”而叫她“賣淫的”，並且強迫她摘掉子宮環。Carla丈夫的“煤氣燈”操縱法影響了Carla的行為：Carla開始一直呆在家中，拒絕外出。因為她害怕丈夫又要編出什麼故事。

“煤氣燈”操縱法強迫女性壓抑自己的性表達，把自己藏在家中，不再表現出自己的女性氣質。編造出軌故事的做法，通過對女性“性身份”的攻擊，侵蝕著女性對現實的認識。這種做法是理解“與性別有關的一套屬性”是如何成為“煤氣燈”操縱法的基礎，又如何成為其結果的關鍵：在有關性的刻板印象中，女性的“性”已經是一塊極其脆弱的領地，極易成為“煤氣燈”操縱法所利用的對象。“煤氣燈”操縱法通過操縱有關女性“性”的刻板印象，對女性進行攻擊，製造了一個限制女性自主性和行動力的超現實環境。

05 制度脆弱性和“煤氣燈”操縱法

利用女性的制度脆弱性實施的“煤氣燈”操縱法，在孤立、隔離和誘騙女性方面非常有效：施虐者利用女性在一些機構中缺乏可信度的現象，運用女性對此的恐懼，讓女性看起來是愚蠢的、失去理智的樣子，從而實現進一步控制受虐者的目的。

制度脆弱取決於性別、性和種族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構建了女性在制度環境中是如何被看待和對待的。因此，那些通常被認為對受害者有幫助的制度，反倒成了“煤氣燈”操縱法的幫兇。本文中，我關注移民制度、警察部門/法院和精神衛生系統。

移民制度

施虐者對移民制度的運用和性別息息相關，因為那些未登記的非法移民婦女經常需要依靠性關係來維護自己的法律地位。這種會被替代的感覺以及無助的感受，增強了施虐者營造的超現實感。

Fabiola的前任告訴她，沒有其他人會要她，因為她“只是一個墨西哥人”。

Liz的丈夫則堅稱沒有人會要她，因為她是一個非法移民。並且，為了讓Liz相信自己患了癌症，Liz的丈夫虛構了醫生會診和化療，從而讓Liz不得不和他在一起。因為Liz害怕通過醫療系統的記錄被追蹤，所以無法識破丈夫的謊言。

對於Fabiola和Fiz來說，施虐者不僅是在侮辱她們，更是讓她們感到自己處於流離失所的境地。

移民系統成為“煤氣燈”操縱法利用的對象。施虐者運用女性在法律上的不穩定地位，放大超現實感，讓女性覺得自己是不安全的、被監視的。對於非法移民女性而言，對她們是“瘋狂”的指控是更為危險的。因為她們非常害怕移民局，而施虐者正是應用這一點，讓她們相信自己正被監控著。被監控和被驅逐出境的可能性帶來的恐懼感，讓施虐者對她們是“瘋女人”的指責看起來更為真實。

警察部門和法庭

Susan在男友毆打她後報了警。當Susan努力告訴警察發生了什麼時，她的男友卻周旋在警察與她之間，讓一切看起來就像是Susan編造的故事，就像是Susan產生的幻覺。Susan在警察面前的可信度已岌岌可危，因為她給警察打過太多次電話。

Susan的男友正利用這一點。他捏造事實，指責Susan是一個“瘋婊子”，讓警察不再相信她。我發現，施虐者經常將“瘋婊子”和對制度權威的操縱結合在一起，宣稱女性所訴說的自己的經歷是不可信的。這種對女性不能提供可信證詞的強調，也是“煤氣燈”操縱法的性別內核的一部分。

受訪者們常感覺，法院官員和警察更可能相信男性的話，因為他們更擅長講故事。性別和種族、階級的交叉，放大了受虐者缺乏可靠性的印象。Susan的男友正是運用體制對Susan的不信任，剝奪了她訴說自己遭受暴力的權利。

Susan等人的經歷說明，警察和法院等制度對“煤氣燈”操縱法的實施而言十分關鍵，尤其當操縱對象是黑人女性時。當施虐者獲得對敘述的壟斷，開始顛倒黑白，將女性塑造為非理智的形象時，法律系統成為“煤氣燈”操縱法的關鍵部分。因此，制度權威經常成為“煤氣燈”操縱法不知情的合謀者，將女性置於遭受暴力和失去可信度的境地中。

精神衛生系統

女性在精神衛生系統中也很容易受到傷害，因為施虐者經常干預有關的決策（McCloskey et al. 2007）。我所採訪的女性經常談及精神衛生系統在“煤氣燈”操縱法中扮演的角色。一些女性被隔離於精神衛生系統之外，一些人則被迫接受精神衛生系統的服務。無論何者，都運用了女性有關精神衛生的汙名，將她們塑造為“瘋子”的形象。

女性十分害怕施虐者將她們建構為“瘋女人”，尤其是可能因此喪失對孩子的撫養權，或者失去在社會網絡中的可信性。Margaret的第一任丈夫就曾威脅，在她看精神醫生後會帶走他們的孩子。他通過對精神健康治療的汙名化，阻礙Margret在產後抑鬱時尋求幫助。

Lusia則經歷了另一種“煤氣燈”操縱，她的前任強迫她去看心理醫生。他十分容易就實現了對Lusia的操縱。因為，作為新移民，Lusia被精神衛生系統嚇壞了，並且相信男友有能力把她送進精神病院。她的男友甚至讓她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強迫她進行有害的性行為。當Lusia想分手時，他又威脅會將Lusia的內褲帶給Lusia的老闆，揭露她有多淫蕩。Lusia覺得自己就是問題所在，因為作為移民，她不知道美國的戀愛關係是什麼樣。

這些案例說明，精神衛生系統也加重了“煤氣燈”操縱法帶來的傷害。施虐者利用精神衛生系統中的制度性歧視，以及與此有關的“汙名”。

當施虐者運用女性對一些制度的畏懼，或者在一些制度中不具可信性的現實之時，這些制度都被轉化成了對女性的傷害。藉由此，制度成為“煤氣燈”操縱法的常規部分，讓受害者孤立無援，加劇了她們對現實認知的失真感。

06 案例拓展

本文的目標是建立一套能在各種情境中分析“煤氣燈”操縱法的理論框架。該理論認為，“煤氣燈”操縱法根植於滿載權力的親密關係中，創造了一種超現實感，並運用了與受害者有關的性別刻板印象、交叉性不平等和制度脆弱性。這一理論詳細說明了抽象的社會不平等是如何被轉化為人際關係的武器。那麼，該理論框架該如何被運用到非家庭暴力的情境中呢？

我們可以設想以下兩者間的關係——一個50多歲的白人學術導師，和一個20多歲的非白人工薪階層研究生。

導師沒有使用身體暴力或性暴力，但經常讓學生當“學術勞工”，卻不在公開發表時承認學生的貢獻。他經常叫學生分享自己的學術觀點，然後說服學生相信這是他自己的觀點。堅稱如果沒有他的幫助，學生肯定想不出來。

當學生抱怨的時候，導師就說他是過分敏感的千禧一代，並不瞭解學術。導師還告訴同事，這個學生因為精神健康問題需要請假一段時間。學生對自己的觀點和知識分享的邊界感到困惑。但他又害怕自己精神健康的謠言傳播開來可能危害自己的學術生涯，所以不敢尋求幫助。

似乎並沒有什麼發生，但這位學生卻感到孤立無援、困惑和消沉——在和導師的關係中，他是無權且受控制的一方。在這個滿載權力的親密關係中，他已處於一個運用他的制度脆弱性所構築的非現實環境裡。和本研究中的許多施虐者一樣，這位導師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用“煤氣燈”操縱法控制著學生。

2018年3月，畢業在即的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因“長期遭受導師王攀壓迫，被迫叫導師爸爸、給導師買飯打掃衛生、被導師阻止深造”等原因，最終“實在受不了了”而跳樓自殺。引發了社會輿論對高校師生關係問題的討論。[圖源：“每日人物”公眾號]

運用本文所勾畫的理論框架，我們可以更好理解上述情境。

導師和學生間的關係是權力不平等的，而且發生在高度科層化的背景中。學生的職業地位脆弱不堪，被導師用來建立權威，駁回學生的抱怨。和家庭暴力案例不同的地方在於，導師-學生關係中的科層性可能更為顯著。

導師將自己賦予男性氣質帶來的權威感，並將學生和女性氣質的非理智性聯繫在一起：導師是理性（男性氣質）的持有者，學生則被建構成不可理喻的、無知的模樣。

導師指責學生缺乏理性和技巧，將他女性化，敗壞他的名聲。學生因為自己的年齡和對學術的無知，以及潛在的種族和階級身份，而被貼上“過度

通過運用本文提供的理論框架，我們可以避免將許多關係僅僅稱作“糟糕的”人際關係。相反，我們可以根據性別刻板印象、交叉性不平等和制度脆弱性，來分析“煤氣燈”操縱法是如何可能的。在科層制度的背景中，這一方法非常適用。而“性別”仍然和“理性”的建構有關，雖然它已不再是個體層面的變量。總而言之，“煤氣燈”操縱法運用並加劇了已經存在於關係中和制度背景裡的權力不平等。

07 結論

通過建立有關“煤氣燈”操縱法的社會學理論，我證明了微觀層次的施虐行為根植於宏觀的結構不平等。本文的主要結論是，施虐者通過對不平等的親密關係中社會脆弱性的利用，實施“煤氣燈”操縱法。

我識別出了“煤氣燈”操縱法制造了“超現實”感的方法，包括將受害者的思想、話語和行動和女性化的非理性建立聯繫，利用和種族、民族相關的交叉性不平等，以及利用受害者缺乏制度可信度的處境。

“煤氣燈”操縱法是性別化的，但仍可通過對受害者的女性化塑造，被運用到其他案例中。這在“導師-研究生”的案例中得到了證明。在權力關係中系統化地將對方和“非理性”形象聯繫起來，是一種“以性別為基礎”的策略，強化了權力機制。

本文說明了，與男性相關的文化和經濟資本，是如何讓他們和“理性”與“制度可信度”建立聯繫，從而為“煤氣燈”操縱法的實施創建了條件。對於處於交叉性不平等中的社會邊緣人員而言，他們的處境更為危險。

“煤氣燈”操縱法的案例揭露了“女性”和“不理智”的文化聯繫，以及這一聯繫對於性別不平等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尤其是在親密關係中的性別不平等）而言十分關鍵。

性別研究者應該思考，這一長期存在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在以性別為基礎的社會過程中變得更為普遍，乃至塑造了女性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影響了她們的社會交往過程。“種族”和“性”問題也十分重要，說明這種聯繫是交叉性的。否認女性的現實，剝奪女性的信譽，是性別系統長期存在的特徵。這一特徵又在親密關係中被強化了。

最後，本文還對有關家庭暴力的政策制定有所貢獻。當前常用的“親密關係虐待”的定義，應當拓展到身體、口頭和金融虐待。女性有關“煤氣燈”操縱法的故事說明，這種虐待的不可見性讓其具有極強的危害性，可能阻礙受害者獲得制度性保護。

更進一步來說，解決心理虐待問題需要確保精神衛生和法律系統對於受害者而言是安全的。而本研究恰好說明，這些機構在一些時候也成為了施虐者的幫兇。

最後，保護受害者免受“煤氣燈操縱法”虐待的政策，需要增加女性在機構和制度中的可信度，增強她們的文化與經濟資本。

— THE END —

☀本文由“社會學會社”摘譯自2019年發表於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The Sociology of Gaslighting一文。作者：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2018年畢業於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她的研究關注健康政治、專業知識、有關性別和性的不平等、女性所面對的暴力和社會理論。灼見經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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