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從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後時刻》，東方出版社
現在頗有論者認為辛亥革命過激，打斷了晚清的“立憲”。其實，是清廷自己斷送了“立憲”，許多歷史的“節點”被浪費後，它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最後時刻或有一線希望，但立憲派的要求被斷然拒絕，錫良、趙爾豐這一干封疆大吏的懇求被否決，連載洵、載濤兩位皇叔的意見都不被採納時，清廷確是自己選擇了一條不歸路。
一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義20天后，清廷一天之內連下四道上諭，做出大幅度讓步、妥協，企望漸成燎原之勢的“亂事”能因此迅速平息。
這四道上諭是：
——《俟簡賢得人組織完全內閣不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諭》（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彙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97-598頁）。此諭終於承認，半年前惹眾怒的“皇族內閣與立憲政體不能相容”，而“本年設立內閣，仍令王公等充國務大臣，原屬一時權宜之計，朝廷本無所容心”。宣佈解散皇族內閣，許諾“一俟事機稍定，簡賢得人，即令組織完全內閣，不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並將內閣辦事暫行章程撤銷，以符憲政而立國本”。
——《準開黨禁頒佈特赦諭》（同上，第95－96頁）。此諭先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黨禁”：“黨禁之禍，自古垂為炯戒，不獨戕賊人材，抑且消沮士氣”，但是“況時事日有變遷，政治隨之遞嬗，往往所持政見，在昔日為罪言，而在今日則為讜論者。雖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論，不無微瑕，究因熱心政治，以致逾越範圍，其情不無可原。茲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綸，與民更始，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齒齊民。嗣後大清帝國臣民，苟不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當深自祓濯，抒發忠愛，同觀憲政之成，以示朝廷鹹與維新之意。”不僅戊戌以來的政治犯全部赦免，而且準其組黨。
——《實行憲政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第96-97頁）。朝廷再次承認自己“用人無方，施治寡術”，“皇族內閣”多用親貴，破壞了立憲原則；鐵路收回國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騙，“動違輿論”。雖行新政多年，但“官紳或借為網利之圖”，“權豪或只為自便之計”，結果是“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而且，“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結果導致“川亂首發，鄂亂繼之。今則陝、湘警報迭聞，廣、贛變端又見，區夏騰沸”，生靈塗炭。但是，“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對這次“鄂、湘亂事”，此諭認為雖由新軍發動，但強調應由湖廣總督、奉旨會辦川漢、粵漢鐵路事宜，積極推行“幹路國有”的政策，揚言對倡議爭路者“格殺勿論”，並於10月初在武漢大肆搜捕殺害革命黨人的瑞澂負全責。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採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制舊法有不合於憲法者，悉皆除罷。
——《著溥倫等迅擬憲法條文交資政院審議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第97頁）。愛新覺羅·溥倫是道光帝嗣曾孫，襲封“貝子”爵位，任資政院總裁、農工商大臣，是宣統年間皇族內閣重要成員之一。此諭承認“憲法為君民共守之信條”，諭令資政院總裁溥倫等“敬遵欽定憲法大綱，迅將憲法條文擬齊，交資政院詳慎審議，候朕欽定頒佈，用示朝廷開誠佈公，與民更始之至意”。
一天之內，連發如此四諭，且讓步妥協之大，出人意外，足見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當然是出於無奈。這20天中，湖南於22日宣佈獨立；陝西於23日宣佈獨立；江西九江的革命黨人和新軍於23日起義，佔領九江後繼而乘勝攻佔了馬當、湖口兩個要塞，成立九江軍政分府。
給清政府打擊、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這一天之內發生兩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黨和新軍發動起義，擊斃山西巡撫陸鍾琦和四十三混成協統領譚振德，成立山西軍政府；一是駐河北灤州新軍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統領藍天尉等人發動“灤州兵諫”，電奏朝廷，提出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皇族永遠不得充任總理和國務大臣、特赦國犯等十二條要求。太原、灤州離北京都不算遠，滿朝震動，隆裕太后和攝政王載灃驚懼異常，準備攜溥儀逃往熱河。雖因袁世凱急電阻止而未“北狩”，但為解燃眉之急，載灃還是頒此四道上諭。
然而，革命的扳機一旦扣動，就很難停下來，這四道上諭未起任何作用。嚴復認為，如果一個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條，效果就會大不一樣。但是“歷史現象往往重演。這和十八世紀末路易十六所作所為如出一轍。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尼·莫理循書信集》上冊，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頁）
二
這“急於星火”的四道上諭，對大清王朝生死存亡來說，究竟是一個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頒佈效果才會大不一樣，很難精確“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錯失，或者說浪費了一些歷史的節點。不必從鴉片戰爭細往後數，僅盤點一下這四道上諭的內容，就知其最近浪費了哪些至關重要的歷史節點：
——此時清廷許諾“速行憲政”、“速定憲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從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儘管“開國會”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而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結果必然是立憲派的激進化、革命化。
如果說立憲派、紳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為意,那麼朝廷對一些親貴、多數封疆大吏的類似要求，竟也不以為意！
對是否組織內閣、開國會，清政府內一直有不同意見。載洵、載濤是攝政王載灃的兩位親弟弟，他們掌握海陸軍大權，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對開明，支持立憲。載濤曾以貝勒名義連上密奏，條陳軍政大計，主張“速設責任內閣”和“縮短國會年限”，宣稱：“如以臣言為是，則請迅速舉行；如以臣言為非，即負欺君之罪，請立予罷斥。”密摺雖然留中未公開，但載灃傳諭載濤到府邸會商。(《濤貝勒兩陳軍國大計》，《申報》1910年9月14日)載濤在接見國會請願代表時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國會，嘗細心考察各國國會利害，實無絲毫流弊。”(《國會問題之大警告》，《申報》1910年10月20日)在地方大員中，雲貴總督李經羲、東三省總督錫良等一大批高官明確支持立憲。
但權傾一時，掌控軍機處大權的親慶王奕劻卻表反對。對成立責任內閣，他消極抵制，當無法抵制時，就主張先成立內閣，後開國會，確保自己的權力。兩江總督張人駿、陝甘總督長庚、陝西巡撫恩壽、直隸總督陳夔龍也反對立憲。1910年秋，張人駿得知李經羲、錫良等人商議奏請設立內閣與開國會時，立即通電各省督撫表示反對。他以古今中外之民情風俗不同、中國民間“久無政治思想”為由，對李經羲等人開設內閣與國會的主張提出質疑，認為既不能開國會，也不能設責任內閣。如果“操切急進，僕蹶堪虞”，勢必激成“舉國騷然”的大動亂。所以籌備憲政應當避緩就急，不能開國會，也不能成立責任內閣。當前急務就是“飭吏治，興實業”，所謂“吏治修，則民志安；實業興，則民生厚。內訌不起，外患可弭。及時修明刑政，整飭戎務，未嘗不可為善國。”（“各省督撫聯會商要政電”，《東方雜誌》第7年第10期）他的主張，仍是在傳統政治框架內整頓綱紀。長庚也明確反對內閣與國會，曾電奏阻開國會內閣，強調“謂祖宗成法，萬不可廢。”（《專電·北京》，《申報》1910年11月2日）恩壽、陳夔龍則主張先設內閣後開國會，這種先設內閣而緩開國會的主張，雖與張人駿、長庚等觀點不完全一樣，但主要還是針對李經羲、錫良等責任閣國會同時並進的主張。
對張人駿等人的主張和觀點，錫良等一大批官員起來反駁。1910年10月25日，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勳、雲貴總督李經羲、伊黎將軍廣福、察哈爾都統溥良、吉林巡撫陳昭常、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江蘇巡撫程德全、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浙江巡撫增韞、江西巡撫馮汝騤、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族巡撫龐鴻書等，幾經商議，認為時機緊迫，聯名致電軍機處代奏，批駁那些反對設立內閣、開國會官員的觀點。針對中國民間“久無政治思想”，程度不足，立憲會導致動亂的觀點，他們反駁說：“程度不足，官與民共之，不相磨礪，雖百年亦無所進。法律難定，情與俗礙之，互為參考，歷數載可望實行”。他們特別強調，現在“時局危險”，“緩無可緩，待無可待”，此時內閣、國會同時並舉才能“上下合力”，而且已有過晚之嫌，不能再遲。要求立即組織內閣、翌年開國會。（《各督撫請設內閣國會之章奏》，《申報》1910年11月2日）
但幾天後，錫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決定三年後再開國會的消息，焦急萬分，於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強調速開國會、建立內閣的緊迫性。他們對即將發生大變感受深切，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無三年時間了：“若又遲以三年，則三年之內風潮萬狀”，官員“皆欲趁此三年夤緣援結，以據要津；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黷貨營私，以肥囊橐。失敗之政仍歸咎於君上，監督之力終難及於當權。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氣。”（“龐鴻書討論立憲電文”，《近代史資料》總59號）這次電奏，比上次少了張鳴岐、寶棻、廣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閩浙總督松壽和四川總督趙爾巽。此奏不長，但對形勢的分析非常透徹，尤其提出朝廷應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氣”，一針見血。
究竟是同時成立內閣開國會，還是先成立內閣後開國會，或者是乾脆根本不成立內閣也不開國會、完全承繼“祖宗成法”，朝廷內部各種政治力量一直在激烈博弈。不必細述具體過程，總之，載洵、載濤二位皇叔的意見，錫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摺，全都未發生作用，最終獲選的是先成立內閣、後開國會這種相當保守的主張，朝廷於1910年11月4日發諭公佈。此決定使積極參與立憲的地方督撫大員大有挫敗之感，連清政府一縱高官都備感挫敗，那些紳商、立憲派的挫敗感則更加強烈，其中許多人對清王朝大為失望，產生了強烈的離心力，以“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紳商、立憲派是清政權能否穩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礎，他們的這種心理叛離，寓示著清王朝其實已危在旦夕。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採納載洵、載濤和錫良等人的建議，結果或許不一樣。
——此時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來”的政治犯，從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孫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風聞梁啟超有可能回國領導立憲，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領導的政聞社：“近聞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設有政聞社名目，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託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害治安，若不嚴行查禁，恐將敗壞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訪，認真禁止，遇有此項社夥，即行嚴拿懲辦，勿稍疏縱，致釀巨患。”（《光緒朝東華錄》，第5967頁）由於清廷嚴禁，梁啟超不得不解散政聞社。
近十年來，梁啟超一直與革命黨論戰，堅決反對推翻清王朝、極力為清王朝辯護，一直主張合法、體制內變革，《政聞社宣言書》明確表示：“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此今世立憲國國民所常履之跡，匪有異也。”（《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8－29頁）然而，他此時仍被清王朝當作“悖逆要犯”而“嚴拿懲辦”。清廷如此嚴厲鎮壓政聞社、追拿梁啟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論的說服力大大減弱，信服“革命”的人越來越多。
清廷對一心護衛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權內最高統治者一直對十年前內部“權爭”之事耿耿於懷，不僅不想法設法撫平創傷，不安撫當年因主張體制維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讓影響巨大的梁啟超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寬容當年的政敵，仍把他們當作體制的敵人，終於失去了領導“預備立憲”的能力與機會。
清廷此舉無疑“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愚蠢之極，一些高官也大為擔憂、不滿。1909年，新授山東巡撫孫寶琦就上書朝廷，要求開放黨禁：“當此預備立憲之時代，貴上下相示以誠，破除猜嫌之見。伏原皇上明降諭旨，去堂廉之阻隔，除防禁之瑣屑，有以安億兆之心。固今日之急務矣，至戊戌之案已成往事，是以光緒三十年曾奉恩諭，分別開復原免，有司奉行未盡，用者寥寥，擬呼特予恩施，”同時主張赦免戊戌黨人：“戊戌黨人平日著書立說，似皆效忠本朝，倘獲昭雪，未始不可壯正氣而消邪氣也。”（“新授山東巡撫孫寶琦條陳新政折”，《東方雜誌》1909年第6卷第9期）對此，朝廷置之不理。
到1910年底，立憲派要求開放黨禁、赦免康、梁的呼聲越來越高。資政院議員羅傑提出開放黨禁議案，連御使趙熙、溫肅都奏請赦免戊戌黨人，甚至載洵、載濤兩位皇叔都多次向其兄載灃陳說，載濤為此專門上了一個密奏。對此，朝廷還是置之不理。
1911年1月初，羅傑的議案正式付資政院表決。議員在表決時頗有不同意見，因為此議要求赦免的不僅是“戊戌黨人”，還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一切“國事犯罪者”。有議員認為，應將戊戌黨人與革命黨人區別對待，現在應只赦免戊戌黨人，因為革命黨不承認立憲，是否赦免今後再說。但大多數議員進一步要求一併赦免革命黨人。羅傑發言為自己的議案辯護說革命黨人一日不赦，人心一日不能安，滿漢終不能融洽。如果赦免革命黨人，“就可以化除滿漢，安定人心”。他提此議“無非激起他們的忠愛之心，不使為外國人利用”。故“本員主張請求皇上天恩，一體特赦。對內就可以調和滿漢，對外就可以免受外人運動。”（“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第三十四號議場速記錄”，《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527－528頁）表決時，多數議員同意通過此案。對此，朝廷依然置之不理。
無論是資政院議員，還是封疆大吏，甚至兩位“皇叔”，他們的有關建議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個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採納他們的建議，結果或許不一樣。
——此時清廷取消皇族內閣，承認其“與立憲政體不能相容”，但就在五個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內閣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責，使真正決定王朝存亡的士紳階層憤怒異常，對其抱有一線希望者也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而且，立憲派最上層少數領導仍不放棄最後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協的改革之路。6月6日，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代表決定妥協讓步，認可皇族成員違反規定任內閣閣員，但反對皇族充當內閣總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讓一步，將此議呈請都察院代奏，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然而，當時朝廷卻置之不理，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諭中斥責聯合會議論漸進囂張，干預君上大權。如果三個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協，結果或許不一樣。
——此時清廷承認鐵路收回國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騙，“動違輿論”。但就在五個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內閣成立第二天頒諭宣佈“鐵路國有”時就知道會遇到激烈抨擊、反對，尤其是立憲派、紳商的激烈抨擊、反對，所以諭旨中強調“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制論”。此舉必然激起民眾強烈反對，清廷卻下嚴旨曉諭商民“如再不服約束，格殺勿論”。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順應民情，不僅代川民上奏，並且自上密摺請朝廷改變決定，將始作俑者、郵傳大臣盛宣懷治以欺君誤國之罪，同時請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謝盛宣懷。然而，清廷大怒，將盡職盡忠的王人文調離，並令其進京候訊，準備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到任，深感解決川民“保路”風潮只能府順輿情，也上奏朝廷請求改變決定，甚至在9月1日聯合成都將軍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懷與民爭路釀變，也要求將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卻傳旨命令趙爾豐嚴厲鎮壓保路民眾，如果養癰貽患，定將其治罪。同時，朝廷已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入川查辦。在這種情勢下，趙爾豐轉爾血腥鎮壓保路民眾，最終直接引發武昌起義。
結果，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於10月26日下令將一切責任完全推給盛宣懷：“鐵路國有本系朝廷體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懷不能仰承德意，辦理諸多不善，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郵傳大臣盛宣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此時在《實行憲政諭》中，不得不再次承認自己“路事蒙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不得不承認自己“用人無方，施治寡術”。其實，王人文、趙爾豐、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對朝廷忠心耿耿，對四川民怨沸騰有真切體會，然而連他們的建議朝廷不僅完全聽不進去，還要將其治罪，結果就不必多說了。如果清廷早幾個月聽從王人文的建議改變決策、將盛宣懷治罪；或者一個多月前，僅僅一個多月，聽從趙爾豐的建議改變決策，將盛宣懷治罪，結果或許不一樣。
三
正如嚴復所說，“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此四道諭旨頒下後，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當天，革命黨和新軍在昆明發動起義，成立軍政府。11月3日，貴州、浙江、上海的革命黨和立憲派發動起義；這一天，清廷急忙公佈《擇期頒佈君主立憲重要信條折》，即所謂“十九信條”，完全接受了當初立憲派提出的條件，體現了英國式“虛君共和”內閣制。但這種局面下，“十九信條”沒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繼續。11月5日，江蘇宣佈“反正”，四川革命黨起義；這一天，清廷急忙頒佈《準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104頁）許諾“所有此次黨人均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藉以養成人才，收作國家之用”。
其實，此諭完全多餘，此前頒佈的《準開黨禁頒佈特赦諭》已含此內容，此時頒佈此諭，只是向革命黨人做出最大妥協的一種姿態、甚至可說是一種體面投降，企盼能平息事態。但是，革命還在繼續。11月7日，廣西、安徽宣佈獨立。8日，福州革命黨與新軍起義。9日，廣州宣佈獨立；同一天，清廷萬般無奈答應袁世凱提出的種種條件，頒佈《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601頁）授命袁世凱組閣。此時，清王朝只能任人擺佈、由袁世凱與革命者來決定其命運了。
現在頗有論者認為辛亥革命過激，打斷了晚清的“立憲”。其實，是清廷自己斷送了“立憲”，許多歷史的“節點”被浪費後，它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最後時刻或有一線希望，但立憲派的要求被斷然拒絕，錫良、趙爾豐這一干封疆大吏的懇求被否決，連載洵、載濤兩位皇叔的意見都不被採納時，清廷確是自己選擇了一條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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