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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學的誕生——從中國移花接木結出的奇異果
諸玄識
導 言
直到15世紀左右，西方依靠四大發明（印刷與紙）鎖定、規定其發音符號（字母）才產生文字，卻因語音和語義的狹隘與散亂，造成普遍誤解，加劇宗教戰爭。相比之下，漢字乃富含審美與哲理，具有“表述的合法性”“表述的合法性”；不僅如此，馬若瑟（Joseph Prémare, 1666—1736年）說：“漢語對其他所有語言都具有唯一的合法性。”它尤其是現代西方諸文字具有“合法性”的基礎（西方表音文字寄生於“漢字表意”）。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指出：“在17、18世紀之交，西方人發現漢語結構這件事，對所有其他世界語言都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古代智慧主張萬物眾生乃一體共通、和諧感應，其與漢字的關係是：
1.抽象思維：“道”→表意→哲理；
2.形象思維：“雅”→寫意→審美。
這就為什麼畢加索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古代中國才有真正的藝術（應該指“原藝術”）！……，而白種人則根本無藝術，不懂藝術。”
因而，漢語（漢字）是文學與哲學的唯一媒介。亦即，費諾羅薩和埃茲拉·龐德共識“漢字是詩的媒介”，萊布尼茨提出，漢語是“哲學語言的模式”。美國波士頓學院教授羅伯特·克恩說：“漢語是西方話語的模式，無論是詩歌，還是其他。”亦即，大衛·波特說：“中國書面文字的特性已經注入了現代歐洲的語言話語之中。”
在漢語（漢字）及其影響之外，不存在知識。白晉告訴萊布尼茨：書面漢語是“所有知識的真正的鑰匙”。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安戈指出：在現代早期的西方，“任何人能夠發現解碼漢字這種表意文字的方法，他就可能擁有非常寶貴的知識，他就可能獲得全部的人類知識圖像的鑰匙。”
這樣，我們便可得出如此判斷，即西方無法原創或自生文學及“西學”。西方基於漢語文獻與漢字概念偽造“古典”和塑造“今文”。
（上）孕育西方文學的溫床
（一）南橘北枳
西方文學的開端不是在“古希臘”，而是在現代早期的英格蘭。確切的說，西方文學誕生於17、18世紀之交開始的浪漫主義運動，因為那時的西方才有文學的前提——“以人為本”（表達人情、人事、人智……），這要歸功於中國文化的啟蒙（啟蒙運動：神的社會→人的社會）；進而，基於其上的便是文學三要素：A.審美（來自“中國風”）；B.哲理（來自中國古籍的啟蒙思想）；C.雅言（寄生於“漢字表意”的西方諸文字）。
美國哲學家洛夫喬伊出版了專著《浪漫主義的中國起源》。英國拉夫堡大學教授愛德華茲解釋：“浪漫主義則與‘中國風’密切相關，是中國因素塑造了獨特的英國審美，卻被後人遺忘了。”
17—18世紀歐洲的顯著特徵是“中國重塑西方”，首先是儒學促成了轉型（啟蒙運動）——長期混戰的“神的社會”變為內部粗安的“人的社會”，後者包括建構西學和虛構歷史〔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臘、羅馬）與“古老文明”（埃及、兩河）等，都是“複製中國歷史”。
歐洲的“中國風”涵蓋茶藝、園藝、工藝和文藝（審美）以及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其在文藝上的表現即浪漫主義運動。它從17世紀下半期持續到19世紀中後期，以1760年代劃界分為兩個階段：“中國風”（顯性）和“去中國風”（隱形）。然而20世紀初再現“中國風”，即現代主義運動——與中國的“新文化”截然相反，西方在文藝上乃“尋根華夏”：美國範德比大學教授威廉·弗蘭克說：“1919年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轉折點的意義”，因為埃茲拉·龐德編輯的費諾羅薩文集《作為詩的媒介的中國文字》問世，它被宣稱是所有美學研究的基礎，而漢字寶藏則成為西方文藝現代派的核心價值。美國詩人W.S.默溫說：“到如今，不考慮中國詩歌的影響，美國詩是不可想象的，這種影響已成為美國詩自己的傳統的一部分。”
（二）浪漫主義
按照成說，“浪漫主義是一場文學運動，從1750年持續到1870年，幾乎席捲了了歐洲、美國和拉丁美洲的每一個國家。”我們對這句話做些補正：
首先，法國直到1820年代才被捲入浪漫主義運動，而之前的百年則傾注於啟蒙與政治運動。德國浪漫主義的序曲是狂飆突進運動（1760—1780年），之前由於德語太原始〔其國王腓特烈二世拒絕使用德語〕，所以談不上文學。確切的說，德國文學開始於歌德彙集和歸化被翻譯的漢語文獻，從而形成“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資料庫。
其次，美國文學也是浪漫主義運動的產兒。芝加哥大學教授吉爾莫（MichaelT. Gilmore）說：“這一共識與愛默生的判斷一致，即在浪漫主義精神甦醒之前，這個國家不存在文學藝術。”然而美國及西方文學的根則在中國。羅伯特·克恩指出：“驅動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年）和”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年）傾心於漢語，很明顯，有著很深的根源；不僅美國文學史特別是愛默生的作品如此，而且在知識和語言傳統上，至少可以追溯文藝復興時期。“在愛默生的術語裡，漢語則是意象和修辭的語言，由此不斷提醒我們那是詩的起源。”
第三，俄羅斯文學是在1820年左右誕生的。戴維·庫珀（David L. Cooper）說：“在19世紀20年代關於浪漫主義和民粹主義（narodnost）的辯論之前，俄羅斯還沒有文學。”俄羅斯文學直接源於法國，間接來自“中國風”。美國戲劇評論家布魯斯坦感慨：“想想中國文化衝擊18世紀的法國和英國，‘中國風’席捲一切，好比法國文化在19世紀改變俄羅斯貴族的風俗、時尚和語言。”
第四，英國開闢浪漫主義運動要早得多，應該是在1660—1690年間。根據席勒研究所（Schiller Institute），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年）是西方文學的拓荒者——“所有的歷史‘名人’都是從德萊頓開始被重塑的”；而之前的詩歌則都是“蹩腳的”（hobbling verses），例如屬於“野蠻時代的莎士比亞，其作品粗俗、粗糙的、無教養的（coarse and rustic, untaught in a barbarous age）”。
應該指出，在德萊頓時代被重塑的“名人”（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亞——都在百年之後被“經典化”，而在這之間則又經過了無數次的修改。按照雷恩斯伯格教授（Prof. B. Rainsberg），莎士比亞作品經過無數次的改寫之後，才變成現在這個樣；但它也遠不如“古希臘”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都被重塑得那麼徹底。
（三）漢學雅言
“雅言”在文學上指包含審美、哲理和知識的語言文字。根據德國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在西方，“文學”（literature）這個概念是18世紀的發明；而之前即使有這個詞，也不含有“唯美主義”（Aestheticism）。”所謂的“文藝復興”應該是19世紀西方中心論的誇大的定性。
整個的西方“古典、經典”（文學及西學）都是由這種帶有“雅言”的新文字（西表中裡），在17世紀晚期之後“變現”出來的；按照大衛·波特教授的說法，它們都是“漢字密碼”的展開。芝加哥大學教授豪·索薩西說：“中國書寫文字是有效思維的典範”，它“成為現代早期歐洲的完美寫作模式”。
西方諸表音文字如何形成的？口音在時空上處於恆變狀態，因而“表音”實際上是文字進化與大眾溝通的反面；即使偶遇外來“助緣”——指印刷術鎖定、規定表音符號（字母）——而產生文字，卻徒增普遍誤解（加劇宗教戰爭），這是15—17世紀歐洲的實情。自從培根提出“漢字是真正的字”，好幾代歐洲精英（主要是威爾金斯和萊布尼茨）按照漢語模式進行改革，從漢語（漢字）借取含義、借鑑定義，由此把西方文字從純粹的表音符號變成了“知識符號”（哲學語言、科學語言和通用語言）。1755年問世的《約翰遜英語詞典》是英語臻於成熟的標誌，但它是“解碼漢字”和“漢語思維”的產物，約翰遜本人尤其諳熟中國學。
（下）首批經典文學的產生
（一）五朵假花
“真相有時之所以難以被接受，是因為謊言聽起來美好多了。”
18世紀的英國，見證了奠基西方文學的“五朵假花”的橫空出世，它們是經典版《荷馬史詩》與“莎士比亞”、以及偽三部曲——麥克弗森的《莪相》（凱爾特史詩）和托馬斯·珀西的《英詩輯古》（英語詩歌遺產）和霍勒斯·沃波爾的《奧特蘭多城堡》（哥特小說）。它們每一個都影響了一兩個世紀的、成百上千的文藝家。例如19世紀西方各國紛紛拋出的史詩與民俗（童話），卻都是在《莪相》的影響下偽造的。
“五朵假花”都是基於中國要素：漢字表意、漢風審美和漢學哲理以及“以人為本”與“中國盒子”的敘事方法，也可以說都是“中國風”的衍生物。麥克馬斯特大學教授尤金妮亞說：“英國文學產生了充滿‘中國風’的自我版本”；“對於現代早期的英國來說，中國典範不只是它導向世界文化思維的主要拉力之一，而且還是不列顛文學能夠表達與反映自身的世界文化的基礎。”
在歷史觀上透過“意識流”，歐洲人把華夏的詩情畫意與典章文物（包括周朝的封建等級），都據為己有、變為遺產，從而虛構出西方文化與文藝的傳統，這就形成了它的“古詩、古典”的精神園地。正如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所說：漢語寫作概念起著“歐洲幻覺”的作用。換句話說，17—18世紀的歐洲人透過耶穌會士翻譯和介紹的漢語文獻與漢字語義，把中華文明的歷史圖景變成了他們自己的“故國神遊”的境界。
“天空上掛著無數星星，在那一閃一閃的。其中有兩顆星有一個美麗浪漫的神話，那就是牛郎織女星。古人通過神話故事，表示了自己對當時社會的感想。天空創造了童話。”
（二）偽三部曲
按照時間順序，“五朵假花”之首是《荷馬史詩》，其次是偽三部曲，最後是“莎士比亞”（經典化）。
被奉為西方文學“開山之作”的《荷馬史詩》，其經典版問世的時空不是公元前8世紀的“古希臘”，而是18世紀的英國；它是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年）以翻譯為名，創造性重寫的。此前的同名文本乃缺乏文學與審美價值的低俗故事，並且屬於近代早期的泛亞傳奇，而與“古希臘”毫不相干〔儘管虛構的西方通史及國別史多開始於《荷馬史詩》〕。
美國教育家戴維·李·魯賓著《重寫策略》，指出：在18世紀“拉丁文和希臘文都是死亡的語言（dead languages）……。荷馬的文體是膚淺的，無論如何都達不到當代的措辭標準；……荷馬是笨拙的，粗俗的，往往是荒謬的。……荷馬的世界既原始又滑稽。”
偽三部曲是比較直接地挪用漢語資料。虛構古凱爾特《莪相詩集》的麥克弗森承認：“中國語言真正適用於復活古代殘存的凱爾特人的語言。”其作品中的社會關係，按照《皇家愛爾蘭科學院會刊》所言，採取了非宗教的孔子禮法。第一個哥特式（哥特建築和哥特文學）是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 1717—1797年）偽造的，而他的知識背景則是中國學。大衛·波特說：沃波爾的哥特式是被“中國風”的魂魄縈繞的。托馬斯·珀西的《英詩輯古》是明目張膽地抄襲中國文獻編造的。作為該書的準備材料，他完成了《好逑傳》譯本和《中國事物彙編》（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大衛·波特論證了珀西的中國文本與他編寫的英國詩集的相關性。”
（三）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1564—1616年）原是文盲戲子，頗得人氣，因而變為傳奇人物。在17世紀，英國一些劇場或作家冠其名編書、編戲，但屢因語言粗劣與內容粗暴，險些被淘汰；幸虧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年）徹底重寫幾部“莎劇”，大獲成功，從此“莎士比亞”成為英國文藝的品牌，並且不斷被更新。但無論怎樣，在1760年代被經典化之前，莎劇較之中國主題的戲劇乃等而下之、下里巴人。伏爾泰說，莎劇是“魔怪的鬧劇”，相形見絀於《好逑傳》。約翰遜的學生大衛· 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年）是莎劇演員和導演，也是莎士比亞崇拜的執行者；然而先前，他是依靠中國戲（《中國孤兒》，1759年）而達到其藝術生涯的巔峰的，再夾帶“中國風”的資源投入造神運動。
早在在莎士比亞生前，英國有了算是第一部英語詞典，才兩千多個土語單詞，顯然與擁有數萬詞彙的莎劇不符。在他死後快一個半世紀出版的《約翰遜英語詞典》（1755年），有四萬多個單詞；而約翰遜則是“莎士比亞編輯”之首，花了十年（1755—1765年）改寫莎士比亞作品；事實上，“《約翰遜英語詞典》成為莎士比亞版本的詞彙表。”鑑於《約翰遜英語詞典》的定義或含義都與漢語密切相關，那麼，經典版莎士比亞是“漢字密碼的展開”，可想而知了。
經典版莎士比亞是“五朵假花”最晚出者，可謂“層累厚積”。蒲柏重寫《荷馬史詩》之後就輪到了莎劇，他說：“如果被整理和重寫，莎士比亞的東西才會是合口味的”[1]約翰遜剛編完英語詞典，就基於它來編寫莎士比亞。上述利用中國資料形成的偽三部曲都極大地推進了莎士比亞的經典化。例如在18世紀後期，哥特融入莎劇，因而被稱為“哥特式莎士比亞”（GothicShakespeares）[2]。珀西的《英詩輯古》深度參與了莎士比亞經典化，是莎劇詩句的藍本與源泉。[3]
至於麥克弗森的《莪相》，它起著“相反相成”的作用。聖安德魯斯大學教授克勞福德（Prof Robert Crawford）指出：受到蘇格蘭史詩《莪相》（奧西恩）——“北方的荷馬”——的刺激，“英格蘭渴望有一個民族詩人壓倒對手，便真正地推動莎士比亞成為這個角色，儘管可能之前就有如此設定。”[4]
[1]Linda Kelly: The Marvellous Boy, p.99.
[2] John Drakakis, Dale Townshend: Gothic Shakespeares, Routledge,2008.
[3] Nick Groom: The Making of Percy's Reliques, Clarendon Press, 1999.
[4] Willy Maley, Andrew Murphy: Shakespeare and Scotland, 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9.
圖 “被偽造的、假的莎士比亞。” 中國學術界與文藝界崇拜莎士比亞遠勝於歐美。在這位大師的眼裡，莎士比亞成為詬病中國文學的“真理標準”，他說：“我國戲劇家所持的命運概念……不是西方劇作家如莎士比亞悲劇中所變現的悲劇的正義，我國缺乏真正的、作為戲劇最高形式的悲劇。”還有一名專家抱怨：“莎士比亞與湯顯祖並提‘文化崛起’的心態作祟。”言下之意是，中國戲劇乃等而下之，豈能與莎劇等量齊觀！這不是殖民文化心態，說什麼呢？恰恰相反，莎士比亞作品是基於中國文化和漢字概念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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