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第161期讀書會）
為展示中國文化創造者的風采，弘揚他們的優良傳統和崇高的職業精神，最近一段時間，我們推出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出版家”系列叢書。該叢書記錄了50餘位活躍在20世紀並已過世的出版前輩的出版事蹟，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延續者，也是國家歷史的記錄人。今天，我們為各位書友介紹20世紀文化領域的出版巨擘——張元濟。
張元濟的一生充滿傳奇，從晚清到近現代，在變革動盪的年代，他始終以“輔助教育為己任”，譜寫了一部輝煌的現代出版史、教育文化史和個人奮鬥史。
下面，我們為大家講述張元濟是如何在他所從事的出版事業中實現他“輔助教育為己任”這一理想信念的。
張元濟（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
商務印書館因創編中國近現代第一套教科書而逐步走向出版之巔，在這個過程中，張元濟功不可沒。
1902 年，36歲的張元濟抱定教育救國的志向，毅然放棄了在南洋公學的高薪職位，決定加入商務印書館，1903年正月，張元濟正式入館，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工作。
1910年，張元濟於上海南洋公學
張元濟入館後，首先確定商務印書館的發展重心從印刷為主轉變為文化產品供應為主，並以“開民智、培國元”作為發展的戰略目標。
針對當時全國上下正在興起的新學堂運動，他主張：“最上速自譯編，其次則集通儒，取舊有各本，詳加改訂，雖未必佳而流弊較少矣。”
1903年清政府頒佈了“癸卯學制”，作為一項破除科舉制、建立新學校的國家政策，徹底打亂了固有的教育體系，社會上原有的那些零碎的新式課本，自然無法滿足全國即將重建的教育體系對新課本的渴求，張元濟正是抓住了這個千古之變的歷史機遇，迅速集結最強大的力量，開始著手編纂新式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出版之路
出版新式教科書是一項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偉業。不過，最初商務印書館出版教科書並不順利，也短暫地走過從一段從探索到創新的過程。
那時，蔡元培也加入了商務印書館，他入館後，所佈局運作的編稿辦法是採用承包的方式，分別由他和蔣維喬、吳丹初等人編纂國文、地理、歷史三種教科書。不久，因為《蘇報》案的發生，蔡元培離館避難，使得整個計劃暫時中斷。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國文部部長高夢旦也對張元濟所提出的新式教育發展理念表示認可，他還將國際化的眼光與他所長期專注的教育事業相結合，提供的策略對於張元濟和蔡元培的辦法具有顛覆性，他建議取消舊式包辦的辦法，取而代之的是採用合議制的方法。對此，張元濟自然認同並全力支持高夢旦的主張，根據“學堂章程”，規定整個編輯計劃，率先按學期制度編輯教科書，分為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格致幾科，每種每學期一冊，其中特別注重國文。
三位事業上的摯友（右起：高夢旦、張元濟、李拔可）
“學堂章程”的全稱是《欽定學堂章程》，是1902年由清政府所頒佈。這個《章程》在教育制度上向西方現代教育看齊，倡導新式教育體制，史稱“壬寅學制”。但這個學制還沒有來得及真正實施，清政府於第二年又加以改進，擬成具體的新學制，包括初等教育：蒙養院四年，初等小學三年；中等教育：中學堂四年；高等教育：大學三至四年，預科三年。這個新改進的學制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癸卯學制”。
針對這一章程，張元濟邀請了多位海內外關注和研究教育問題的知名人士共同“合群力、集眾智，商榷體例，蒐羅材料”。
據一起編纂教科書的蔣維喬回憶當時的情形：參加編輯工作的有張元濟、高鳳謙、蔣維喬、莊俞等人，就像開圓桌會議那樣，但凡有人提出讓大家都認為有討論價值的問題，大家就一起熱烈討論、集思廣益，時常會因為一個問題討論上大半天或者一整天。
最終，經過這些海內外通人名士反覆討論、認真修改的《最新國文教科書》在1904年推出了第一冊。這時距“學堂章程”頒佈已近兩年，新式學堂已開始大規模出現，所以此書一經出版，不到兩週，便銷售一空。
《最新國文教科書》推出之後，張元濟主持商務編譯所根據章程大綱所規定的課程科目繼續努力，陸續編印出版了“最新”系列小學教科書全套，內容包括修身、筆算、理科、地理與習字帖等科，大部分還配有“教授法”等教師用書。課文編纂種類齊全，體例新穎，容量合理，符合兒童心理發展規律，成為後來各種初小國文教科書的範本。
可以說，這些費盡飽學之士數月編纂而成的教科書，成了新教科書革命的引擎，也吹響了商務印書館進軍文化教育的號角。
《最新國文教科書》一炮打響之後，張元濟與蔡元培又很快聯手推出了一套名為《中學修身教科書》的新式教科書。後來，張元濟、蔡元培、高夢旦三位朋友又共同編纂了影響力極大的《修身教科書》。此時的蔡元培雖然一直在外奔波，但也沒有影響他編纂此書的意志。最終，初小十冊由張元濟編，高小四冊由高夢旦編，中學五冊由蔡元培編。初中五冊前三冊不署編者名，後二冊署“蔡振”編，實際上就是蔡元培所編，到1912年修正為上下兩卷，署名為蔡元培編。
藉由歷史教育的方式，讓國人得以覺醒
編譯所創編的新式教科書，雖然都是按照當時學制的規定加以編寫的，但是，張元濟也有自己的主張與取捨。認為其中的學制有部分是不合時宜的，比如《初等小學堂章程》中規定，“學童每週必須讀經十二小時”。張元濟就曾經寫文章加以批評，於是在商務出版的教科書中就沒有編“讀經”這一門學科。此後一直到民國，“讀經”從啟蒙與初等教育中消失了。
張元濟手書
在學制教科書之外，張元濟也會把與學制並不完全銜接，但仍有啟蒙價值的作品推向社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是張元濟進館後半年推出的，也是最早開始出版的一種教科書。此書編定、出版早於新制教科書，屬於包辦的成果，張元濟雖然沒有將其列入新教科書，但實際承載了他自己對歷史與教育的觀念：重視歷史教育，特別是中國長久受到外國的侵略，更應該讓子子孫孫明白這一段悲慘的歲月。藉由歷史教育的方式，讓國人得以覺醒，以達到救國愛國的目的。這是張元濟主持編譯所後所想要達成的志向與心願。
上海商務印書館總廠
張元濟歷經清朝、北洋與國民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身經過複雜、動亂之世，又遭革職、館毀及外寇入侵與內戰不已之苦，他卻以悲憫之情懷，接續民族之精魂，闡揚華夏文化之幽光，便利世人之研求與講誦，繼承孔子的刪《詩》《書》，朱熹闡儒學之偉業，脫離宦海、編新課本以啟民智，譯西學以厚國人，貢獻給一代又一代嗷嗷待哺的學童，使他們不再在陳文腐辭下求知，而在古今中外新學中獲解。給文化以生命的活力，給世人以智識的坦途，他的文化業績如江河大海，被後人奉為“泰山北斗”。
（以上內容摘編自《中國出版家·張元濟》，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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