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澤規矩也在1976年出版的《圖解書志學入門》。
1920年代至1930年代，印刷技術的革新、學術的發展、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出版商的崛起、公私圖書館的發展，無不對中日兩國圖書市場帶來很大影響，可以稱為出版業的“近代化”。這一時期，許多善本珍籍已被收入公私圖書館，國家也陸續頒佈“國寶”、“文化財產”等名單，促使人們有意識地保護本國文化。雖然珍本古籍依然在兩國之間流通，但隨著兩國關係日趨惡化，漢籍東傳越來越受限制。譬如1920年代末，傅增湘困於債務，想出售部分藏書。但張元濟的東方圖書館、北海圖書館都無意購買大批古書，“若售之外人，則全部同去，未始不得善價。然數十年精力所聚，而舉以委之外人，私心固所不欲，清議亦殊可畏也”(1928年7月傅增湘致張元濟書)。於是，將珍籍出售國外，成了極為私密的事。今人考察昔日書籍流通，多關注學者、藏家的動向，如中國學者如何在日本訪書，日本漢學家又如何在中國購得珍籍，這可視為書籍流通史的“主調”。那麼，普通人的購書行為便可當做“伴奏”。長澤規矩也在《書志學》第二卷第五號(1934年)上的一篇《日本民國書刊購買指南》，就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瞭解“伴奏”的資料。
《書志學》即日本書志學會會志，該會成立於1931年，最初會員二十名，包括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帝國圖書館、京大圖書館、大阪府立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尊經閣文庫、巖崎文庫、靜嘉堂文庫各館負責人以及德富蘇峰等藏書家。漢籍研究方面用力最勤者，是長澤規矩也。他通過書志學會進行了一系列工作：編纂各藏書機構目錄；積極與北平圖書館、浙江省立圖書館等中國圖書館機構，張元濟等中國學者進行交流；在《書志學》推出版本學專用術語提案；評議、探索圖書複製的方法。他的工作與地位，可以與比他小三歲的趙萬里形成一組對照，二人堪稱促進中日兩國漢籍研究史從傳統邁向近代化的關鍵性人物。
這篇《購買指南》採取問答形式。第一位提問者是研究漢文的學生，想直接購買中國書籍、雜誌。另外一個問題，是“請教日本出售上海本的書店”。“上海本”，即商務、中華等書店發行的普及本，當時進口日本甚多。事實上，雖然日本有傳說稱石印本的字跡會褪色，但自從石印本風行上海以來，就大量流入日本。早在江戶末期儒者松崎慊堂的日記裡，就提到“近日舶來書籍多石本”，並感慨書價大大低於從前。吉川幸次郎也曾回憶雲，大正末年(1920年代前中期)，他才從掃葉山房石印本線裝書轉而收集木刻本線裝書。長澤解釋說，在日本，經營中國進口新刊書籍的專門書店，有東京本鄉區的文求堂，及京都寺町通的彙文堂。兩家各有千秋，文求堂歷史悠久，規模龐大，店主田中慶太郎很早就與北京書商交流密切，於版刻書籍方面頗有研究，但報刊不在文求堂進口範圍內。而匯文堂會直接進口新刊書籍報刊，因此有時候在文求堂買不到的新書，卻能在匯文堂見到。匯文堂隔月發行的新刊書籍雜誌目錄《冊府》內容詳備，頗便使用。
長澤還提供了一家北平書店：東城西堂子衚衕，中華公寓內，字紙簍社。“經營者松村太郎氏曾為《順天時報》記者，久居北平，與北平書賈亦多相知，有什麼事情找他，都會很方便。經營字紙簍社之前，市場能在北平小書店或書攤見到他的身影。如想買舊雜誌、手冊，找他則再便利不過。購買民國的往期雜誌十分困難，即便有，也不像日本那樣，是定價的幾分之一。往往要比定價昂貴。因為民國雜誌需要先付款，有時因內容問題而禁止進口，損失也由讀者承擔。”“以上三家，文求堂為第一。字紙簍雖也經營古版本，但不在松村氏專業之內。不過他可代為聯絡北平古書肆，這一點也還不錯。”
有關松村太郎生平，尚極模糊。但知他曾與琉璃廠松筠閣書店主人往來甚多，“為松筠閣介紹了不少生意，書店賺了不少日本人的錢”。但後來因事斷交，“就給隆福寺文殿閣介紹生意去了”。東洋文庫設立之初，他也曾幫忙蒐集漢籍叢書、地方誌、族譜、《明實錄》等等。
松村的名字，還散見於竹內好、志賀直哉等人的日記裡。如志賀直哉1930年1月16日在北平，遇到錢稻孫與松村。1月19日，受松村招待，至錢稻孫宅，“與周作人等人吃飯，是為此行最美味者”。松村與錢稻孫的確私交甚篤，錢於西四牌樓受壁衚衕開設泉壽文庫，“並於北平東城西堂子衚衕中華公寓內字紙簍社發行日文月刊小雜誌《字紙簍》，可視為本書庫機關雜誌”。不過雜誌《字紙簍》今已難尋，或許並沒有真正刊行過。據《日華月報》主編鴻山俊雄回憶，1930年，大學三年級的他遊學北平之際，就是住在中華公寓。“在這裡，認識了在北平居住三十年的《國民新聞》駐外記者松村太郎氏夫婦，對我十分照顧。所謂公寓，其實是一間一間出租的房子。”“松村夫人五十歲左右，沒有孩子，待我如己出，十分照顧。經松村介紹，還認識了滿鐵北京公所研究室的黃子明、清華大學教授錢稻孫。”“到北京後，松村夫人領我去裁縫那裡，幫我挑布、裁衣，做了長衫。”
查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還可知，字紙簍社出過一些排印本，如1933年出版《滿清入關前與高麗交涉史料》一卷、《膠澳租借始末電存》一卷，1934年出版《四夷考》二卷、《皇明留臺奏議兵防類》一卷。據東洋文庫主頁介紹，松村1940年歸鄉，1943年將數千冊有關近代中國的書籍、雜誌捐贈給東洋文庫，1944年去世。
長澤繼續介紹，東京的琳琅閣、松雲堂、山本書店經營漢籍相對專業。東京淺倉屋、大阪鹿田松雲堂、名古屋其中堂雖非主攻漢籍，但因歷史悠久、規模龐大，故而庫存豐富，或有所得。新刊書可直接向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北新書局等處郵購。北平景山東街的景山書社亦頗便利。與在日本國內購書可到貨後付款不同，郵購民國書刊，必須先匯款。報刊方面，他推薦了《北平圖書館館刊》、《圖書館學季刊》。“天津《大公報》於學界最為有益。北平的話，《北平晨報》還算可以，《京報》詳於劇界。《申報》新刊書廣告很多，《時事新報》亦然。北方則是《大公報》。”
長澤自己也長期郵購《申報》、《大公報》等刊物。不過到1936年，日本當局對海外引進的書籍報刊管理日益嚴格。“中國寄來的書籍包裹，常被開了洞。這實在很麻煩，好端端的書給弄髒了。”“二月的報紙往往要等到三月末、四月才能到，且每個月肯定會缺幾天。”“然而對書店的進口書好像比較寬容。雖說破壞風俗，但《金瓶梅詞話》等書卻可以進口京都。但小冊子之類似乎格外遭到憎惡，浙江圖書館所贈陳列目錄的薄冊，不論是寄給學會，還是寄給個人，信封都被撤換。”
待1937年後，情況當然更不可想。許多雜誌陸續停刊，《書志學》在1942年1月難以為繼。遙想1928年末，赴日訪書的張元濟曾在中寄望：“當世同文僅兄弟，區區鬩墻只細事。安得爾我比戶陳詩書，銷盡大地干戈不祥氣。”豈料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在數年之後竟遭日軍兵燹，化作灰燼，豈能無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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