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规矩也在1976年出版的《图解书志学入门》。
1920年代至1930年代，印刷技术的革新、学术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出版商的崛起、公私图书馆的发展，无不对中日两国图书市场带来很大影响，可以称为出版业的“近代化”。这一时期，许多善本珍籍已被收入公私图书馆，国家也陆续颁布“国宝”、“文化财产”等名单，促使人们有意识地保护本国文化。虽然珍本古籍依然在两国之间流通，但随着两国关系日趋恶化，汉籍东传越来越受限制。譬如1920年代末，傅增湘困于债务，想出售部分藏书。但张元济的东方图书馆、北海图书馆都无意购买大批古书，“若售之外人，则全部同去，未始不得善价。然数十年精力所聚，而举以委之外人，私心固所不欲，清议亦殊可畏也”(1928年7月傅增湘致张元济书)。于是，将珍籍出售国外，成了极为私密的事。今人考察昔日书籍流通，多关注学者、藏家的动向，如中国学者如何在日本访书，日本汉学家又如何在中国购得珍籍，这可视为书籍流通史的“主调”。那么，普通人的购书行为便可当做“伴奏”。长泽规矩也在《书志学》第二卷第五号(1934年)上的一篇《日本民国书刊购买指南》，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了解“伴奏”的资料。
《书志学》即日本书志学会会志，该会成立于1931年，最初会员二十名，包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帝国图书馆、京大图书馆、大阪府立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尊经阁文库、岩崎文库、静嘉堂文库各馆负责人以及德富苏峰等藏书家。汉籍研究方面用力最勤者，是长泽规矩也。他通过书志学会进行了一系列工作：编纂各藏书机构目录；积极与北平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等中国图书馆机构，张元济等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在《书志学》推出版本学专用术语提案；评议、探索图书复制的方法。他的工作与地位，可以与比他小三岁的赵万里形成一组对照，二人堪称促进中日两国汉籍研究史从传统迈向近代化的关键性人物。
这篇《购买指南》采取问答形式。第一位提问者是研究汉文的学生，想直接购买中国书籍、杂志。另外一个问题，是“请教日本出售上海本的书店”。“上海本”，即商务、中华等书店发行的普及本，当时进口日本甚多。事实上，虽然日本有传说称石印本的字迹会褪色，但自从石印本风行上海以来，就大量流入日本。早在江户末期儒者松崎慊堂的日记里，就提到“近日舶来书籍多石本”，并感慨书价大大低于从前。吉川幸次郎也曾回忆云，大正末年(1920年代前中期)，他才从扫叶山房石印本线装书转而收集木刻本线装书。长泽解释说，在日本，经营中国进口新刊书籍的专门书店，有东京本乡区的文求堂，及京都寺町通的彙文堂。两家各有千秋，文求堂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店主田中庆太郎很早就与北京书商交流密切，于版刻书籍方面颇有研究，但报刊不在文求堂进口范围内。而汇文堂会直接进口新刊书籍报刊，因此有时候在文求堂买不到的新书，却能在汇文堂见到。汇文堂隔月发行的新刊书籍杂志目录《册府》内容详备，颇便使用。
长泽还提供了一家北平书店：东城西堂子胡同，中华公寓内，字纸篓社。“经营者松村太郎氏曾为《顺天时报》记者，久居北平，与北平书贾亦多相知，有什么事情找他，都会很方便。经营字纸篓社之前，市场能在北平小书店或书摊见到他的身影。如想买旧杂志、手册，找他则再便利不过。购买民国的往期杂志十分困难，即便有，也不像日本那样，是定价的几分之一。往往要比定价昂贵。因为民国杂志需要先付款，有时因内容问题而禁止进口，损失也由读者承担。”“以上三家，文求堂为第一。字纸篓虽也经营古版本，但不在松村氏专业之内。不过他可代为联络北平古书肆，这一点也还不错。”
有关松村太郎生平，尚极模糊。但知他曾与琉璃厂松筠阁书店主人往来甚多，“为松筠阁介绍了不少生意，书店赚了不少日本人的钱”。但后来因事断交，“就给隆福寺文殿阁介绍生意去了”。东洋文库设立之初，他也曾帮忙搜集汉籍丛书、地方志、族谱、《明实录》等等。
松村的名字，还散见于竹内好、志贺直哉等人的日记里。如志贺直哉1930年1月16日在北平，遇到钱稻孙与松村。1月19日，受松村招待，至钱稻孙宅，“与周作人等人吃饭，是为此行最美味者”。松村与钱稻孙的确私交甚笃，钱于西四牌楼受壁胡同开设泉寿文库，“并于北平东城西堂子胡同中华公寓内字纸篓社发行日文月刊小杂志《字纸篓》，可视为本书库机关杂志”。不过杂志《字纸篓》今已难寻，或许并没有真正刊行过。据《日华月报》主编鸿山俊雄回忆，1930年，大学三年级的他游学北平之际，就是住在中华公寓。“在这里，认识了在北平居住三十年的《国民新闻》驻外记者松村太郎氏夫妇，对我十分照顾。所谓公寓，其实是一间一间出租的房子。”“松村夫人五十岁左右，没有孩子，待我如己出，十分照顾。经松村介绍，还认识了满铁北京公所研究室的黄子明、清华大学教授钱稻孙。”“到北京后，松村夫人领我去裁缝那里，帮我挑布、裁衣，做了长衫。”
查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还可知，字纸篓社出过一些排印本，如1933年出版《满清入关前与高丽交涉史料》一卷、《胶澳租借始末电存》一卷，1934年出版《四夷考》二卷、《皇明留台奏议兵防类》一卷。据东洋文库主页介绍，松村1940年归乡，1943年将数千册有关近代中国的书籍、杂志捐赠给东洋文库，1944年去世。
长泽继续介绍，东京的琳琅阁、松云堂、山本书店经营汉籍相对专业。东京浅仓屋、大阪鹿田松雲堂、名古屋其中堂虽非主攻汉籍，但因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故而库存丰富，或有所得。新刊书可直接向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等处邮购。北平景山东街的景山书社亦颇便利。与在日本国内购书可到货后付款不同，邮购民国书刊，必须先汇款。报刊方面，他推荐了《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馆学季刊》。“天津《大公报》于学界最为有益。北平的话，《北平晨报》还算可以，《京报》详于剧界。《申报》新刊书广告很多，《时事新报》亦然。北方则是《大公报》。”
长泽自己也长期邮购《申报》、《大公报》等刊物。不过到1936年，日本当局对海外引进的书籍报刊管理日益严格。“中国寄来的书籍包裹，常被开了洞。这实在很麻烦，好端端的书给弄脏了。”“二月的报纸往往要等到三月末、四月才能到，且每个月肯定会缺几天。”“然而对书店的进口书好像比较宽容。虽说破坏风俗，但《金瓶梅词话》等书却可以进口京都。但小册子之类似乎格外遭到憎恶，浙江图书馆所赠陈列目录的薄册，不论是寄给学会，还是寄给个人，信封都被撤换。”
待1937年后，情况当然更不可想。许多杂志陆续停刊，《书志学》在1942年1月难以为继。遥想1928年末，赴日访书的张元济曾在中寄望：“当世同文仅兄弟，区区阋墻只细事。安得尔我比户陈诗书，销尽大地干戈不祥气。”岂料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在数年之后竟遭日军兵燹，化作灰烬，岂能无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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