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得亭藏周叔弢批本《海源閣宋元祕本書目》發現記

2018年5月，我受“忘得亭”主人的委託，負責整理其私人藏書，並準備相關拍賣事宜。

不想在一堆舊書目中搜檢到一冊《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以下簡稱《書目》），是民國時山東圖書館出版的海源閣自編書目，共收錄海源閣所藏宋元刻本，名家抄本批校本共469種，是各種海源閣書目中收書最多，也是海源閣藏書中最精華的部分。上面有通篇的墨筆批校，字體秀麗工整，仔細看了看內容，多是對其最終歸屬的註明，文字則多是藏書家或公藏單位的簡稱，略一翻檢，感覺批校之人似乎對這些宋元孤本的下落非常清楚。我當時推測應該是民國時琉璃廠的古舊書從業人員所記，否則怎麼會如此熟悉內情呢？於是連同那一箱書目拉回公司，準備打包上拍。

幾天後在整理這批舊書目的時候，又翻檢到這本書目，竟然在其中發現了“周暹”與“寒在堂”兩方藏書章，這時才突然想起天津圖書館選編的《周叔弢批校古籍選刊》中也收錄了一部同樣的《書目》，同樣也有周叔弢的批語。於是聯繫天津圖書館（以下簡稱“天圖”），希望能調閱原書進行比對。天圖方面聽聞此事也十分欣喜，約定第二天到館看書。

第二天在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終於見到了另一部周叔弢所批的《書目》，經過仔細的比對，兩本字跡皆出自一人之手，應該都是周叔弢本人的筆跡。以下是其中一張字跡對比圖：

忘得亭藏本筆跡

天津圖書館藏本筆跡

其次就是對比藏書章了，從天圖處得知，周叔弢的藏書印並未捐獻公藏，而是全部保存在周叔弢後人的手裡。天圖曾派人到其家中鈐印了一整套譜樣留存館內，以作研究之用，並計劃在今年年底出版。這就簡單多了，直接按譜比對即可。其中“周暹”藏書印在譜內可以查到，而“寒在堂”竟不見於印譜之中。我們推測，這方印章周叔弢或是不太滿意印文，或是印章遺失，所以絕少使用，從而在譜中未能查到。這一發現也令館方十分欣喜，表示到印譜出版時，也會將這方“寒在堂”收錄其中，以作補充。

鈐印“周暹” 鈐印“寒在堂”

至此，這部隱沒亂書堆，險些被我們打包拍賣的周叔弢批本，終於重見天日。我們後來用這個忘得亭藏本（下面簡稱“亭本”）與天津圖書館藏本（下面簡稱“天本”）做了詳細的比對，發現二者在內容上既有重複也有不同，不同點主要集中在以下部分：

1、亭本批語最大的特色就是偏重於用文字記錄這些宋元孤本的最終下落，天圖本對這些也有涉及，但卻是用符號表示（多用各種圈點來表示）。天圖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之前他們曾研究過天本中的這些符號，但始終不知所云。今用亭本對校，才得到一些線索，比如其中的圈就有三種（分別是畫一個圈，兩個圈，三個圈，見圖示），用亭本一比對，方知一個圈代表這部書今在公藏，兩個圈表示書在我周叔弢處，三個圈則表示書還在書商或藏家手裡，可以繼續努力，或有機會可以買到。若無亭本，這些符號的含義恐怕永遠都不清楚了。

2、亭本中有許多珍貴的版本鑑定記錄。王紹曾曾經說過：“據現有資料，弢翁見到的海源閣遺書較任何一個藏書家都多”。據他統計，海源閣的藏書目錄《楹書隅錄》正續編共收錄古籍268種，周叔弢明確表示自己見過的就多達198種，可見其對海源閣典籍的關心程度，正因為多是目驗，而非耳聽，所以他提供的鑑定意見都是極為珍貴的。

比如《宋撫州使庫本禮記釋文不分卷》條，天本中的批語只有一個“偽”字，其它信息皆無，只看天本，根本不知所云“偽”字為何意？亭本則直書“通志堂初刊本”六字，我們方知這個海源閣著錄的宋刊本，實際上是用通志堂刊本充做宋本的。另外還有《宋本古文苑》條，天本也是批註為“偽”，而亭本則批“明本”。這些鑑定意見在書中尚有多處，對於考訂海源閣圖書的版本有重要價值。

宋撫州使庫本《禮記釋文》條上的批語

3、亭本修改了天本中的一些錯誤。比如天本在《書目·史部》的末尾增補了《古今姓氏瑤華韻》一種，並詳細記錄了此本的缺卷，紙張及鈐蓋印章的情況，而亭本則將這條移到了《子部》的後面。這是非常重要的變化，因為這部書屬於類書，應該歸入子部，而不是史部。我們也由此可以判斷，亭本的批語應該略晚於天本，所以才能刻意的糾正了天本的一些錯誤。另外就是在目錄的末尾，亭本增加了七種抄本及宋元刻本，這是天本中沒有的。

亭本增加的七種抄本及宋元刻本

以上就是亭本與天本的一些不同，天本也有一些記載是亭本中沒有的，比如購書價格等等，二者在內容上可以說互有補充。

最後就是亭本的批語時間的推定了，天本有周叔弢的時間落款，其批語時間也不是一次，大致在1947至1948年前後，我們根據亭本中記錄的書籍歸屬情況來看，亭本的批校時間應該不會晚於1949年。所以亭本的批語應該也是在1947年前後完成的，肯定會比天本略晚，但時間不會差太遠，應該是在同一年。

周叔弢之所以要批註兩本，可能與天本中的那些符號有關，我們推測周叔弢最早的想法應該是：該書書籍的天頭面積有限，所以用符號代表書籍歸屬進行標註。但在批語過半的時候，發現符號的使用越發混亂，符號過多也導致版面不夠清晰，從而放棄了這個做法，改用文字直接記錄歸屬，所以才有亭本中批語的出現。並在亭本的批錄過程中糾正了天本中的錯誤，並將版本意見寫的更為詳細，內容上也更為完備。但似乎是為了省事，所用文字也依然用了簡語，今試著釋讀如下：

1927年，海源閣第四代主人楊承訓攜帶26種宋元秘本赴天津售賣，轟動書林。也是在那一年的10月，周叔弢近水樓臺先得月，一人獨得其中5種，這也從此開啟了周叔弢與海源閣之間的緣分。他從此便開始對海源閣藏書的散失過程，許多珍本的最終下落特意留心，希望能最終偵查到他們的歸屬，這些心得最終都盡數記錄在這本亭本《書目》中。

本人對亭本的批語做了統計，截止到1947年，經過20年的不懈努力，周叔弢共得海源閣中的宋元本、名家校本抄本五十七種，其中宋本二十三種，金刻本一種，元刻本八種，明本二種，校本十六種，抄本六種。其中校本多出自黃丕烈、顧廣垠之手，抄本則以汲古閣抄本為大宗，可謂盡得海源閣之精華，可見周叔弢對海源閣藏書的重視與推崇。

亭本除了周叔弢對自己藏書的記錄，還有許多對他所知的海源閣秘本最終下落的記錄，因周叔弢在這件事上用力20年，所以可謂深知內情之人，他在亭本中留下的信息都是極具史料及文獻價值的。

王紹曾先生曾整理出版了《海源閣藏書目五種》，可以說用力極為勤勉，蒐集資料之詳細，在海源閣研究這個領域堪稱當今之冠，可在許多地方依然無法釐清原委。比如其中的《元本新編晦庵先生語錄類要》條下，王先生的補註為“散出後不知去向”，而亭本的記錄為“沈”字，由此可知，此本最終落到了沈仲濤手中，其建國前夕前往臺灣，故此書現在最大可能的歸屬地，應該就是臺灣了。再比如《舊抄本可齋雜稿》王紹曾也說下落不明，亭本則錄為“東方”，可知此本已被日本人購買。諸如此類，還有很多，對於瞭解這些海內孤本的下落具有非凡的價值。

這個非常重要的周叔弢批本，將在2018年的7月29日《忘得亭專場》中上拍，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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