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本書，不知大家還記得否？那就是《世紀風鈴》和《斜陽繫纜》。
說實話，這頭一本書書名起的不怎麼樣，從書名根本就看不出這是論述二十世紀一些如雷貫耳的文化學人的著作；第二本，書名不錯，而且收在遼寧教育出版社當然影響頗大的“書趣文叢”裡，自然知道的人多一些。
我是細細地看了好幾遍這兩本書的。它的作者叫吳方，已經離開我們好幾年了。
那天，在電話中與朋友談到了吳方。我總覺得應該寫點什麼，一個人就這樣去了，彷彿在世界上沒有激起任何漣漪，對一個生命來說未免不公。但，我未必是寫紀念文字的合適人選，一則與吳方先生交往不多，二則恐有借名人、故人以自重之嫌，因此遷延至今。不過，看到這幾年來緬念逝者的文字不多，還是決定寫。
知道吳方先生的名字是在10年前。那時先生主要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間或寫點雜文，給我的印象是文筆極好，就像別人評價的那樣：“含蓄綿密，秀美出塵。”
好在哪裡呢？舉個例子。1988年，他有一篇雜文《無題》，極普通的題目，卻沒有一點常見雜文中“主題先行”的套路，通篇由阿城說的“不膩”說起，說到《孩子王》拍成電影后與外國人的隔膜，阿城父親認為該編一套“交待文學”，阿城附議須編一本“文ge辭典”，以免造成後人訓詁學的困難；文中有一句像是點題的話說：“講歷史不能像在說書人那裡一樣，光揀好聽的說，其餘便按下不表。”他指出中央電視臺《歷史上的今天》欄目中，遠近中外的“今天”都細說一番，唯獨20年前的那些“今天”卻按下不表了。文章的不動聲色和娓娓道來，真達到了傅孝先先生的所謂小品文“言之無物、讀之有味”的境界，讓我欽羨不已。
當時，知道吳方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雜誌社工作，便去信邀他為我供職的報社寫幾篇雜文。他如約寫了兩篇，文章自然是好，信也簡短，像是極匆忙的樣子。後來，就沒有太多聯繫了。
我知道，吳方先生的主業是搞文學研究、編雜誌，此類小文是偶一為之的，經常約寫，未免打亂了他的大計劃。後來，果然在《讀書》雜誌上見到他一系列極具特色的寫現代文化名人的文章，那體裁，該是學術隨筆罷（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結集為《世紀風鈴》一書），只覺得比同類的文章都好。其中一篇，寫弘一法師的，名《夕陽山外山》，至今憶來猶覺齒頰留香。初讀此篇，驚為奇文，反覆誦吟，從此成為吳方文章的終生愛好者。字裡行間中，吳方有一種參透世事的練達，筆墨卻極淡，直近弘一法師臨終偈句的境界：“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問餘何適，廓而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不過令人黯然神傷的是，吳方竟於1995年8月16日去世了，年僅47歲。刊發消息的《文匯讀書週報》說，他此前所患的結腸癌、肝癌、淋巴癌已至晚期，是在家中“懸樑棄世”的，聽來令人不勝唏噓。中年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本來就頗使人扼腕，吳方的辭世又多了一個讓人心驚、心痛的例子。
平心而論，吳方算不上一個在某方面有開創之功的傑出學者，但他是一個獨特的學者。他的研究也許可以由別人來替代，而他的文章則只能由他的文筆才能寫出來。他那獨特的語詞系統在千人一腔的文風中給了我深深的美感，他的獨具隻眼的文章成為遺世的、別樣的風景，牽動著我的心絃。
吳方先生去世前在北京語言學院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也許學院式的氛圍更適合他的性格？他的主要著作我都收藏了，有《世紀風鈴》、《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中國文化史圖鑑》、《末世蒼茫》、《斜陽繫纜》等，我想這都是我的壓箱重寶，我會常拿出來重溫的。
不知道他那些散落世上的雜文短章可曾有人代為收集？這些不起眼的短章，也許更能表現他的性情。不管怎麼說，吳方留下的遺憾，都是獨特而永恆的——像他的著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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